中国政府未来治理的挑战是什么？

搞清楚问题，就成功了一半。有太多的国家没有分析清楚、或者不敢于分析清楚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

中国强就强在敢于面对问题，承认现实，并且把问题摆在面前，然后想清楚我们未来应该怎么解决。

这周大会已经开了，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看了公报了，但是为了加强对公报的理解，我觉得有必要把中国政府未来治理面临的挑战说清楚。带着问题再回过头去读公报，尤其读对于过去的总结、未来的设想，相信很多点就透了。

直入正题，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治理当前和未来面临三大主要挑战，这都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分别是：

物质、精神、关系。

首先是物质。

从1949年、1978年至今，中国一直解决的都是快速发展的问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强和好的问题。

从具体指标上，一个是人均GDP、一个是GDP年增长速度。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意义极为重大。

国家有时候跟个人一样，也是要讲仪式感，因为国家本身就是由亿万人构成的，个体对于整数的突破非常敏感，那国家自然敏感，全世界也就会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志，1万美元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发展指标。

在1万美元之前，一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是基本生产生活保障问题，说白了就是解决“吃饱”问题，吃好是额外的。这个指标对于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年收入1万美元以下时，影响人幸福感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只要收入增长了，看着钱包里的钱上去了，那就是幸福，关系到有没有钱多买点肉。

但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就一定会产生对于更高层次的需求。

当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从社会整体来看，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对于非收入因素的需求，比如说公平正义等等，开始从解决生活问题到生活的更好转变。

满足非收入的需求要比满足收入更难。

GDP的年增长速度也是一样，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持续降低的，我们在短时间当然可以施加影响从而调整GDP增速，但一定会有后遗症，典型的比如2008年大放水，其负面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2019年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政策拐点，我们已经要开始从过去的重视速度到追求质量转变，一些政策已经开始准备了，可以看看当年的全会文件。

但是紧跟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了，政策调整要让位于疫情防控，所以原本计划在2020年开始的改革，延后到了疫情得到相对控制后的2021年，也就导致调整更加快，因为要赶时间。

当然这种改变也挺好，正如上面所说的，国家和个人也需要仪式感，从几十年后来看，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点，开始一轮系统性的新变革，非常合适。

这种转变以党的百年总结和未来展望的形式进行巩固就更好了。

而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增量空间了，需要去盘活存量、挖掘更加不确定的增量。

什么意思？

比如很有名的合肥，几次投资奠定了合肥的巨大发展，但是说到底，合肥的投资在全世界已经有了先例，考验的是合肥政府有没有看清楚自己能不能做、能不能做起来，并且有没有率先把相关的保障机制打造好，领先于其他城市找到更加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并且悉心培养。

合肥风光

这件事当然难，否则也不会被我们津津称道，但是本质上是一种追随。

那么未来呢？

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探索过的比较大的增量空间已经被各地政府给挖到一个极限了，甚至有很多地方搞的工业园区、引入的企业，实际根本运转不起来。

再加上我们在上一轮改革中，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企业其实早就应该破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地方对于就业、发展甚至个人前途的担忧等等，这些本就该“死去”的企业活下来了。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养一些吃闲饭的也未尝不可，毕竟也提供了就业。但是现在GDP增速已经下降，未来预期也就在这个水平上下波动，我们没有那么多空间让这些不行的企业活下去了。

我们更需要腾出存量空间，抽出足够的信贷、政策、土地、资源等等，去支持更加有潜力的企业。

在物质这个框架下，我们还面临一个科技研发的问题，跟各地区发展经济类似，过去我们的科技研发实际上就是跟跑。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等已经做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能成，大概的方向也知道，这已经大大降低了科技研发的难度，更大大提高了我们研发资源的利用效率。

就像《功勋》里展示的，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研究核动力潜艇，当看到一个美国的潜艇玩具模型的时候感到格外振奋，就在于起码知道总体外形、大体结构、发动机在什么位置，这就非常有价值了。

未来呢？中国科技进步很快，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科技研发已经跟世界最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甚至有的地方我们还在开路，我们已经站在了人类的最前沿，我们的前面已经没有其他国家了。

这当然值得自豪，但我们也一定要有危机感和准备，那就是我们要更加能够承受科研的失败。

相信真正在科研一线的朋友们能够体会到，花费了几年十几年研究一个方向，但是结果只证明了此路不通。从整体科研来看，此路不通很有价值，我们常说爱迪生发明灯泡失败了上千次，但是这种失败落在具体的人、团队头上，我们能够承受吗？我们又能不能尊重失败？

因此，在这个大变革下，我们首先就需要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还要解决如何看待失败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改革、碳达峰碳中和等等，本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尽可能做好准备。

其次是精神。

精神不仅仅是上面说的需求层次变了，要追求更多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还有至少两个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

一个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状态。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中国发展太快，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中国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看法区别很大。

我们各级的执政者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国民心态、精神的变化？拿着过去的执政理念，去调整新生代是否合适？

网上有很多关于90后、00后的段子，什么90后、00后不惯着职场习惯，那么更高一层的国家和社会习惯呢？

这会不会带来新的摩擦？需要新的磨合？

第二个是伦理。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伦理变化。

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人口出生下降、老人越来越多、社会人口抚养比不断提升，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不是任何政策可以决定的。

既然要改变，那我们有没有调整好？

个人有没有准备好？毕竟社会发展也将带来寿命的延长，个人有没有适应好、准备好更长的寿命带来的挑战？这也是昨天我推荐《百岁人生》这本书的原因。

这里专门说一下，这可不是广告，我可没放链接，纯粹是个人推荐。

上面的事情其实也还好解决，因为有理可循，有太多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了，虽然难走，但起码有参考，一些典型的坑、没用的措施，其他国家已经证错了。

我们没有准备好、真正的难点在于科研带来的伦理问题。

科技进步是要调整伦理的，比如蒸汽机、核能、转基因等等，都带来了伦理的大变化。

对于伦理的探索和调整，传统上一直由实现科技突破的国家承担，不管做的是否正义，但是伦理调整的代价确实存在。

比如蒸汽机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作为首个突破的英国，享受了巨大的好处，但是也带来了对于英国人民的压迫，“羊吃人”“童工”等等问题都爆发在英国，英国用了很长时间去发生、转变、解决，更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制度调整。

类似的还有美国的核能、转基因，欧洲的克隆羊等等，这些新技术的突破都带来了伦理的冲击，谁突破谁负责，并且受到全世界的监督，这是避不开的。

那中国呢？

中国当前在生物科技上已经开始走在世界最前沿，我们也要面临当初美国转基因、欧洲克隆羊同样的问题。

这仍然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有先例可循。

可是更加重要的数字时代、数据要素的利用呢？这一点中国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数据时代如何调整虚拟和现实的关系，如何解决好数据利用和个人隐私保护，如何设置一系列的条条框框保证数字技术的大发展不会让人类走进死胡同？

前几天发过的《盗梦空间》剧照。面对沉入梦境不再面对现实的人们，我们该是允许，还是反对？

这是中国作为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先行者，需要为全人类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今年我们密集出台各种数字相关政策、法律的原因，这也是我在谈元宇宙的时候提到，我们要提前规制好元宇宙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已经没有资格让一些技术自由发展了，因为中国走在了全人类最前面，中国就需要扛起全人类的责任，这就是大国必须承担的。

最后，是关系。

这个关系包括国内的，比如政府、资本、社会、人民，都要重塑。新的时代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仍然是既定的方向，但是如何做呢？

要发展、要探索未知，国家并不擅长，因为国家是一个被制度约束的体系，要探索关键是利用好市场，发挥市场作用就离不开资本的力量，那怎么处理？

国内的已经很难，我们还面临国际的，毕竟中国过去是美国构建的全球体系的补充者。但是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明显已经参与到了新全球秩序的制定，这必然会同美国以及更多国家产生摩擦。

上面的三个仅仅是相对最重要的几个挑战，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地区自然禀赋、发展快慢不同带来的复杂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调整，治理现代化对于执政队伍内部的整治、提升的要求等等。

但是，中国一直以来不都是从问题中走出来的吗？有问题就勇敢的列出来，一个个解决就行了，不要怕遇到新问题，遇到新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在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