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实验室：中国还有敢说真话、硬刚西方的记者吗？

　　11月8日，晚上7点左右，15名青年，乔装打扮后，走进上海最繁华地段南京东路的南京饭店，准备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这群人，平均年龄不到28岁，却已将生死置身事外。

　　他们之所以选择此处，主要是该饭店毗邻黄浦江和苏州河，离火车站也近，水路陆路都便捷。一旦有意外、有牺牲，也能够尽快疏散，最大化保存力量。

　　这一年的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而国民党节节败退，弃城南逃。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件以来，国民政府的表现，就已经让国人失去的安全感。卢沟桥事件之后，“逃跑论”、“投降论”、“

亡国论”更是甚嚣尘上。

　　当时，国家最需要的、也是南京饭店这群人“密谋”的，就是在国民党之外，为国人找到持续战斗、不怕死、不服输的信念。

　　基于“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那一天，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简称“青记”）。

　　这15人之中的夏衍，公开身份是《救亡日报》总编辑。

　　这份报纸虽然只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存续了短短两年，但该报的编委巴金、茅盾、邹韬奋、胡愈之等，均是当时奋战在救亡一线的知识分子。

　　正如胡愈之当天与夏衍的探讨：“如何能更好地运用手中之笔，以多种形式更好地宣传抗日救亡，如何最大化团结组织进步的新闻界爱国同仁，急如星火……”

　　青记的另一位发起者范长江，气愤于国民政府抗日不力，放弃哲学而选择做记者。本来是《晨报》、《世界日报》做新闻通讯，由于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邀请做了特约通讯员。

　　名士云集的青记，之所以推举范长江为总干事，主要是在此之前，范长江走了10个月、步行几千公里后写出了一篇“传世报道”——《中国的西北角》。

　　在此之前，国际以及国内新闻界，都没有关注过那支坚定的抗日力量——红军。范长江这本报道，初版几千版，一个月内就售罄，一年内再版9次。

　　美国记者斯诺看到之后，来到延安实地采访，他的那本《西行漫记》，让世界开始关注延安红军和毛主席。

　　同时，也让国人看到了不灭的信念。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中，向来不缺铁骨勇士。青记的发起者，除了到场的夏衍、范长江等15人。还有正在山西进行战地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陆诒、孟秋江等人。

　　当然，青记之外，仍有义士秉烛前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8天后，邹韬奋就开始在《生活周刊》上做详细报道。此后的半生，始终奋斗在宣传抗日的一线。

　　由于他主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而遭到国民党的忌恨。此后，他经历被国民党交通部长“利诱”，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威胁”，被蒋介石亲信“招安”……

　　10年间，6次“流亡”，还曾被逮捕入狱。

　　邹韬奋的愿望很简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为此，他战斗了一生。

　　1991年，范长江新闻奖设立。2年后，韬奋新闻奖设立。

　　2005年，两个奖合二为一。此后，“长江韬奋奖”成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为了纪念这些以笔为枪的人，从2000年开始，青记成立之日——11月8号，被定为记者节。

　　这是一个属于小众人群的节日，没有法定假期，甚至大众并不关心。

　　但是，这个节日提醒了所有记录者：你们在记录时代之时，也在被时代记录。

　　时间，回到那一年。

　　众人之所以把密谈选择在南京饭店，还有一个缘由，不远处的“望平街”，是中国报馆最为密集的所在。这家饭店，也是报人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或许，他们已经做好了牺牲、并且用自己的牺牲惊醒媒体同行的准备。

　　当下的时代，波谲云诡。

　　在国际新常态背景下，这代青年也在克难前行。他们很容易被国内公知党、带路党，以及境外势力带偏、走错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判美国人权问题，西方媒体集体无视）

　　更可怕的是，国际舆论话语权长期把控在西方媒体手中。他们习惯了用他们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善恶美丑，而我们之中的很多青年已经习惯了那套“常识”。

　　当下的记者，能否为这代人“杀”出一条路？

　　01

　　薪火相传

　　关注记者群体的朋友，这两年，或许听过崔松旺的故事。

　　2007年，崔松旺从天津体育学院新闻专业毕业之后，进入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他所在的新闻板块，本来是负责关注食品问题、制假贩假问题。

　　在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真实视角下，揭露了很多行业内幕，很快他就成为台里的主力记者。

　　“我觉得当记者就应该伸张正义。”正是这样朴素的新闻价值观，让他卷入一场“生死之战”。

　　2011年的一天，由于连续发生几宗失踪案，崔松旺来到公安局调查取证。

　　巧合的是，当天有两个衣不蔽体的“智障”孩子，语无伦次地在公安局做笔录。

　　听完陈述之后，崔松旺确认了“黑砖窑”的真实存在。看着这两个被折磨得浑身是伤的、未成年的孩子，崔松旺怒火中烧。

　　虽然明知对方是有组织、有规模的黑恶组织，一向追求公义的崔松旺无法做到坐视不理。最终，他决定曝光它。

　　第一次伪装成时，为了打消人贩子的戒备，他狼吞虎咽吃下了对方递过来的馊掉的面条。但是，由于被人跟踪，身份暴露。

　　但是，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坚定“非打不可”。

　　此后几个月，他穿上破旧的衣服，不洗澡、不剪胡子头发，浑身弄得脏兮兮的。为了看起来像“智障”人士，他还专门练习了翻白眼。

　　一切准备好之后，他开始在火车站附近抢垃圾、剩菜、剩饭吃。4天后，他终于引起“人贩子”的注意，并且凭借着“演技”，顺利地被塞进“小黑车”。

　　一旦上了车，不论你之前有着什么身份、拥有什么资源，都统统失效。

　　进了砖窑厂之后，崔松旺与十几个智障的奴工一起被关在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间。白天，除了吃不饱饭，工作稍有懈怠，就会遭受严重的鞭打。

　　为了收集更多证据和策划逃跑路线，崔松旺一直忍受着皮肉之苦。

　　直到有一天，他趁喝水的间隙，逃跑了。在他逃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协助警方将整个窝点一窝端掉，解救了30多名智障奴工。

　　当然，记者群体中，不只有一个崔松旺。“打虎记者”石野，胆量就不亚于他。

　　出身于湖北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的石野，都当过农民、矿工、窑工，拉过板车。后来，通过自己努力还曾在中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退役之后，他就开始从事政法新闻工作。他也是第一个有过海军陆战队服役经历的卧底调查记者。并且，先后成为《广东法制报》、《工人日报》、《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的单位骨干记者。

　　由于揭露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都曾受到生命威胁。

　　“有黑老大花50万买我的头。”在1990年代，这已经是个重金悬赏。

　　由于自身经历，他更理解底层百姓的苦。走上这条路，他就没有再回头。

　　另一位调查记者，也同样理解底层。

　　1998年，《深圳晚报》的副刊编辑涂俏，由于亲戚前来深圳打工需要找住处。机缘巧合下，她做起了“卧底记者”。

　　她以“农村弃妇”的身份进行卧底，揭露了面积只有120平米，却住着48人的“十元店”。

　　在她的曝光之下，当地部门围剿了300多家条件恶劣的“十元店”。然而，由于触动了他人的蛋糕，涂俏也遭到威胁。

　　“小心砍掉你的一只胳膊一条腿。”

　　此后，她又深入到“二奶村”、艾滋病患者等群体，做出一系列深度报道。

　　其实，这种揭露社会阴暗的“调查报告”，并非只有各地的江湖之士在做。

　　1993年12月2日，央视的新闻评论部正式成立。这是央视新闻栏目的一股革新的力量。

　　之所以成立这个部门，和这一年央视推出的另一档节目有关——《东方时空》。

　　在90年代，中国大陆的居民还没有早晨起来看电视的习惯。《东方时空》刚开始本来是想填充这个时间档，而且当时央视还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到这个新闻栏目。

　　1993年，央视早间杂志类新闻节目《东方时空》的开播。或许是上面关注度不高，反而给了记者们更大的尺度空间。

　　《东方时空》节目中，曾经有个栏目叫“焦点时刻”，该栏目曾经报道过大连中学生乘大巴春游时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20多位学生不幸遇难。由于当时极少有反应社会负面新闻的，这期节目让观众印象深刻。

　　新闻评论部成立的初衷，并非是“争夺话语权”或者纯粹的批评，而是关注和推动解决广大老百姓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

　　正如主席所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不过，要扫的“灰尘”，每一粒，都是一块蛋糕。所有企图发现和曝光它的真实的个体，都将感受到真实的恐惧，遭受到真实的威胁。

　　《东方时空》，可谓是央视新闻开始小心翼翼地施行“舆论监督”的第一步。

　　或许，当时的参与者也没有想到，就在央视大楼附近一个宾馆的小餐厅里，竟然成为了以后《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重磅节目的诞生地。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到第三集就揭露批评了北京郊区有人占用耕地建坟墓的问题。

　　就在当年《焦点访谈》还首先将镜头对准了流浪儿童，这是央视第一次对未成年问题进行报道。该节目播出之后，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也迅速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反响。

　　几期节目之后，给《焦点访谈》提供线索的观众越来越多，《焦点访谈》所涉及的案件就越来越广，越来越贴近生活。

　　在90年代的中后期，《焦点访谈》的记者节目组深入基层，陆续报道了某些乡镇乱摊派问题、金融机构票据弄虚作假问题，某地交警乱罚款等问题。

　　1998年，焦点访谈将栏目的宗旨浓缩成五个字“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这样的记录和监督，慢慢成为了一种新闻常态，甚至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老百姓甚至风趣的称节目为“焦青天”。

　　很多问题也是因为媒体的介入得到了解决，后来老百姓也习惯了，遇到问题找记者反映。

　　当然，我们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国内“蛀虫”的问题。国外渗透进来的力量，更加隐秘，也更加难以对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也不缺少具备深刻洞察，以及坚定捍卫民族利益的记者。

　　02

　　迎战巨鳄

　　“中国装备制造业在跨国公司的‘盛宴’中，面临着被逐个击破和歼灭的危险！”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到，这样一句话竟然出自前科技部调研室主任嘴里。

　　时间倒回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人们惊讶地发现，国内的装备制造业在技术上相对落后，管理上还是过去“国企”的老一套，跟不上时代了。

　　怎么办？当时自上而下最流行的一个做法是：引进外资。

　　比如，生产电机、齿轮、轴承的国企会提出跟外国大厂合作，办一个合资厂。主动让出一部分国内市场，外商就可以吃到中国市场的红利，他们就有投资积极性，我们也能学到相关的技术，慢慢把国产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

　　用一句话概况：拿市场换技术。

　　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全国各地都在风风火火地“招商引资”。辽宁锦西化工机械公司跟德国西门子合资，无锡油泵油嘴厂跟德国博世合资，大连第二电机厂跟英国伯顿电机合资，沈阳凿岩机械公司跟瑞典阿特拉斯合资……

　　当时，不少地方还下达任务，官员必须引进多少外资才算满足绩效。如果引进的还是世界500强企业——干得好，加鸡腿！因此各地纷纷给外资提供优惠，毕竟我不优惠他一定会跑到别人那里，政绩还要不要了？

　　就在地方各级政府甚至企业管理者本身都“沉醉”在这场“合资之梦”的时候，一群人站出来，泼了一盆盆冷水。他们就是《中国工业报》的一群记者。

　　当时报社总编辑杨青女士，对社会上普遍的合资热潮，怀有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她觉得这是媒体人的责任。

　　她给其中一位记者布置了一份“作业”：调查一下宁夏的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轴”）跟德国人的合资，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位记者调查发现，西轴和德国人的合资，根本不是“双赢合作”，简直就是一场“引狼入室”的灾难！

　　1965年成立的西轴，是中国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也是铁道部批准的生产铁路轴承的厂家之一。光是铁路轴承全年收入就2个亿，产品占全国铁路轴承市场的25%。

　　1998年后，由于经营不当利润减少，每年背负的银行利息却高达4000多万。就在这时，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正在中国物色合作伙伴。

　　经过三年时间的接触和商量，双方都对对方满意。只有一点谈不妥：德方坚持要控股，如果不控股就不来了。

　　在多钟力量的推动下，西轴选择了妥协：控股就控股吧！2001年，西轴和FAG签署了合约，组建合资公司。

　　合约约定：中方控股49%，德方控股51%；中方以土地、厂房、设备、品牌、市场及生产资质入股，德方出资852万欧元外加技术。

　　当时西轴天真地认为，借助FAG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加上西轴自己的看家本领——铁路轴承，大家可以强强联合，“带动西轴跻身于全国乃至世界轴承行业前列”。

　　然而蜜月的劲儿还没过，味儿就开始变馊了。

　　2002年双方开始选聘合资公司员工的时候，德方不允许中方参与，单方面决定裁掉原铁路轴承公司的600人，只留下500人进入合资公司。

　　进入合资公司的500人意见也很大。他们对工资安排非常不满意，两次罢工拒签合同。

　　合资公司里有个副总，姓李，是中国人。李副总的话，德方基本上一概当做没听见。后来他回忆说：“（德国人）给我安排的最具体的一件事是什么事？修它那个FAG公司的围墙。”

　　紧接着，德国方面先后把生产、销售部门的中国管理人员全都裁掉，重新招人，还违背合资协议擅自增加了几个德国人员。话说，网上盛传的德国人“严谨”“遵守契约精神”，都哪儿去了？

　　而且德国人不仅高薪，还要每周回国探一次亲，往返所有费用都要合资公司承担。光是这笔开支，就非常影响公司盈利。

　　仅仅是消耗大了还不算，合并之后，产出也差多了。

　　合资前的西轴铁路轴承公司，铁路轴承的年产量是20多万套。合资后三年，从2002年到2004年，一共生产了19.6万套铁路轴承，还不如合资前一年生产的多。

　　其中2002和2003两年，每年更是只能生产8.5万套。原来的铁路轴承一哥，成了小透明。

　　2004年5月到2005年5月，合资公司基本停止了铁路轴承的生产。原来西轴的看家本领、他们最强的强项，就这样被抛弃了。

　　整个2002年，合资公司亏损1200多万；2003年再接再厉，又亏损1400多万。本来以为要变成王者，结果变成了青铜。

　　西轴一个猛回头才发现，合资的两年里，德国人并没有花力气改造生产线，也没有引进什么新技术。当初FAG签合约的时候，承诺引进100万欧元的无形资产，但直到他们被德国依纳收购，这笔无形资产仍然保持字面意义上的“无形”。

　　眼看业绩连年下滑，公司没有钱了。怎么办？中方只能找德方谈。德国人给出了两条路：

　　第一条：中方收回合资公司，继续按照以前的路数搞，然后德国人全盘撤走；

　　第二条：保留合资公司，双方按比例配股增资，增加流动资金，努力扭转局面。

　　问题是：中方本来就是以土地、厂房、设备、品牌、市场及生产资质入股的，又连续亏了两年了，手上没钱啊！

　　此时德国人微微一笑：亲，出不起钱不要紧呢，要不你把手里49%的股份，卖给我可好？

　　明明第一条路更适合公司的发展，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为了留住德国人，为了招商引资大局，西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了妥协退让。

　　2003年12月17日，西轴把持有的合资公司49%股份卖给德国依纳公司，卖了2850万元人民币。整个一个明星公司，连设备带品牌、带市场、带技术，一共就值2800多万。从此合资公司变成了德国独资公司。

　　德国人拿到整个轴承公司之后，才真的变成了我们理想中的德国人：2004年初他们就迅速提高技术，扩大生产线，产品迅速通过了美国和英国的认证，往国际市场拓展。西轴上到领导下到员工，此时顿然醒悟：原来我们被人做进局里了！

　　西轴的故事，只是《中国工业报》当时的一篇报道。像这样的报道一共发了15篇，篇篇聚焦中国制造业国企和外国大厂合资当中出现的问题，揭露了外国资本企图吞并中国制造业的狼子野心。

　　这群记者跑遍了全中国，以每周调查一家公司的速度，突破种种困难，深度调查国企和外国大厂合资的内幕。

　　他们发现，跨国公司经常玩的就是这套“合资－控股－独资”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给予一个高大上的空头承诺；

　　第二步：要求在合资公司中控股，假如不能控股，就以撤走作为威胁手段；

　　第三步：控股之后努力保持连年亏损，彻底拖垮中方，迫使中方出卖股权，把合资变成独资。

　　通过这套娴熟的手段，某些外国大厂甚至能以两三百万的小钱，白嫖到中国公司的技术、品牌和市场，而这都是前辈们努力了几十年才打下的基业。

　　2003年，中国新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26943家，占三资企业的65%左右；一年后2004年，外商独资企业就突破了总数的70%。当时的外商，正在加速吞并中国制造企业。

　　这才有了之前科技部领导的那句大声疾呼。

　　《中

国工业报》的这个系列报道，它们告诉了人们一个扎心的事实：把狼引进来不会让羊变成狼，只会让羊死得更快。

　　整个系列前后历时半年，涉及大大小小十多个行业，引起了行业巨震。

　　在那样一个全国各地都崇尚“招商引资”的年代，可以想见总编辑和记者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甚至有人叫嚣要“告你们”。然而记者们没有跪下，他们坚持站着说真话：我们写的都是事实，有本事你就告吧！

　　记者们的报道后来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的重视，虽然羊入虎口的案例已经不少，但仍有不少装备制造业企业，后来得以在那场合资变局中得以保存。正是有了这些企业，今天我们才能有骨气去谈“自主创新”，谈“国产替代”。

　　文人的笔杆子也许弱小，然而一旦被公正持节的新闻操守开过光了，这支笔就有了千钧之力，甚至可以拯救民族危机。

　　直至今天，境外势力对中国产业的“窥窃”之心，仍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明目张胆，甚至是“美国陷阱式”的巧取豪夺。

　　不仅如此，境外势力还在觊觎国内青年的价值观。

　　03

　　持久战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这句话是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演讲。

　　艾伦。杜勒斯坚信，“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

　　并且，他提议美国总统“倾其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达成这一目的。

　　虽然当时美国针对的对象是自己最大的对手——苏联。而早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上上下下最关注的国家就是我们。

　　而美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念的“偷换”，

远在我们超越日本之前。

　　应该不少人听说过，当年的“银河号事件”。

　　1993年7月23日，中国货轮“银河号”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当天，美军的两艘军舰和五架武装直升机，突然将“银河号”团团围住。

　　8月3日起，在美方的要求下，“银河号”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口外的公海上，这一停，就是22天。

　　“银河号”上的淡水，只够维持一周时间，新鲜的蔬菜，也所剩无几。

　　为了生存，船员们每天只能节省食物。

　　在中方的斡旋下，“银河号”被允许进港，而美军，又登上“银河号”进行检查。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美国怀疑“银河号”给伊朗运送“化学武器”。

　　我们自己当然知道“银河号”只是普通货轮，中国人向来不会扩大国际战争。但是，美国大费周章用军舰、直升机进行围困。

　　全球人民，是相信中国的多，还是相信西方的多呢？

　　尽管当时刚进央视的“临时工”水均益，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越洋采访了身在美国、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的沙祖康，为观众带来了来自一线的最新消息。

　　但是，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国内的青年，是相信中国的多，还是相信西方的多呢？

　　时隔多年，全权处理此事的沙祖康大使在接受采访时，仍然愤懑不已，连说17个“窝囊”。

　　我相信，这一连串的窝囊之中，一定有关于我们无法“自证清白”的窝囊。

　　甚至于，连向美国“自证清白”自己究竟吃了几碗粉，也是一种窝囊。

　　我们难道只能活在西方人主导的世界规则之中，它们随便泼一盆脏水，我们就要费尽心血去洗刷？

　　最近的一起事件，想必大家更为熟悉——新疆事件。

　　这件事，起源于一名英文名叫做John Sudworth，中文名字叫沙磊的BBC记者。

　　因为善用BBC的“阴间滤镜”，2018年的一篇报道，让他从“普通员工”，直接晋升为“十佳员工”。

　　这个报道的名字，叫做《中国的隐藏基地》。

　　沙磊把这个“基地”，叫做“再教育营”。

　　而他嘴里的这个“拘禁”的场所，实际上是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这种性质的机构，美国有，叫做“社区矫正”；英国有，叫做DDP项目；法国也有，叫做去极端化中心。

　　不同于传统封闭的监禁，这些机构将罪犯放在开放的环境中，利用社区的资源，对罪犯的行为进行矫正。

　　这种方式，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但这种对罪犯人权的保护，在西方媒体嘴里，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但一旦到了中国，就成了“监禁”“侵犯人权”？？

　　沙磊就把这种抹黑，发挥到了极致。

　　报道一出，CNN、纽约时报争先转载，沙磊也成了这些外媒眼里的“红人”。

　　污蔑中国污出红利之后，2020年12月，沙磊又发表了一篇名为《“被污染的”中国棉花》的报道。

　　这也是让他名声大振的作品。

　　报道中声称，中国在“迫使”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在新疆西部的广阔棉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沙磊之前关于新疆的报道里，就有这样一句话，“至少有数十万甚至可能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被拘禁”。

　　这个消息，援引于一个叫做Adrian Zenz（中文名郑国恩）的“学者”。

　　而这个自称“受上帝指引”研究新疆问题的郑国恩，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援引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报道，说是中国政府“拘禁”了89200名维吾尔族人。这个数据，据说是由于中国政府不小心，给“泄露”出来了。

　　自由亚洲电台则是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候成立的，拿的美国的钱，对中国进行“价值观念”宣传。

　　而郑国恩拿到这个数字，如获至宝，转手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研究报告”中：

　　中国政府“关押”了众多维吾尔族人。

　　具体是多少呢？这一数字，在数十万到一百万之间的任何地方。

　　2019年，他在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又把这个数字改成了150万。

　　8个月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他把这个数字又提高了30万——中国政府“关押”了180万维吾尔族人。

　　事实上，新疆北疆地区95%以上的棉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新疆地区整体机采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69.83%。根本就不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

　　但是，在美国长线布局之下，在郑国恩、沙磊的演绎之下，在一系列国际品牌公然宣布拒绝使用新疆棉花之后，真相就被“偷换”了。

　　品牌，即信仰。

　　在这些品牌放大影响之后，国际上，又有多少普通民众有能力、有动力了解真相？

　　更让人担忧的是，我们一部分青年，已经被西方势力“偷换”了价值观念。

　　说实在的，在“价值观念”的对抗方面，我们一直处在被动防守阶段。

　　不客气地说，我们防守得也不甚理想。

　　根据美国银行预测，预计2027年前后，中国GDP将超过美国。

　　因此，接下来，我们还将面对还更多、更汹涌的恶意。

　　当下的中国，仍需要大批“勇士”、“名士”奋战在新闻第一线。

　　尾声

　　其实，西方世界的盾牌，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坚固。

　　2020年11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为敦促澳大利亚对最近的战争罪指控进行调查，在推特转发了一篇推文。文中，配了画家一张乌合麒麟的画作。

　　没想到一幅画就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气急败坏，强烈谴责中国：“这完全是令人发指的，在任何基础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一帖子的发布而感到羞愧，这贬低了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并且，莫里森还勒令中国就此事道歉。

　　随后，赵立坚将这条推文进行了置顶。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的记者挖出来的猛料。

　　而且，早在赵立坚发文的10天前，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安格斯·坎贝尔将军就已经承认了澳大利亚军队在阿富汗残杀平民，将14岁男孩割喉抛尸河中的罪行。

　　但是，西方的逻辑是，我的确犯了错，但是我已经承认了，道过歉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谁都不能再提了。尤其是中国。

　　毕竟，中国新闻工作者，从未拿到过国际舆论的话语权。

　　西方的哲人有这么一句话，“每个人，都对他所处的时代负有责任。这个时代的不足，也有他的一份。”

　　从美国的表现来看，他们愿意“倾尽黄金”进攻，以填补不足。

　　我们也需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防守的同时，也别忘记进攻。或许，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我期待，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在当下的时刻，做出正确而艰难的选择。

　　如此，每一天，都将成为值得纪念的记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