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我们如何避免下一个九一八？

　　今年，是日军侵占东北全境的“九一八事变”90周年。

　　勿忘国耻，已经刻入每个中华儿女的灵魂里。

　　北风认为，我们“铭记九一八”，不仅应该体现在“牢记历史”的角度，“铭记九一八”在当今与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壹、揭秘：九一八事变到底谁下令“不抵抗”？

　　过去几十年，在许多民间大V开始“解读历史”之后，因为“蒋公翻案派”与“少帅粉”的立场不同，在不同时期，“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历史”，仿佛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九一八事变，从历史课本到网络，过去二十年，经历了从“清晰明了”到“逐渐模糊”再到“众说纷纭”的过程。

　　就连“九一八之后，谁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谁应该为东北军溃逃，丢失东北全境负责？”这样的核心命题，也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公知占据舆论高地时，呈现不同的结论！

　　今天，九一八事变90周年，我们必须清晰还原“九一八前后，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在干什么？”

　　“谁下达东北军不抵抗命令？”

　　“谁应该为丢失东北全境负责？”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其实很粗糙：1931年9月18日夜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派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是东北军所为。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在第二天占领沈阳，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从9月18日日军炮轰北大营开始，东北军一线部队就接到了“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的命令。

　　那么这道命令是谁发出的呢？

　　梳理史实，我们会发现，从蒋介石，张学良，到东北各省军事主官，对日本“借机攻占东北全境”缺乏清晰的“战略判断”。

　　我们看看9月18日，这些大佬的行程，就能发现端倪。

　　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不在南京，长期守在南昌行营，那么谁是他的心腹之患，一目了然。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全境磨刀霍霍的时候，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忙着“剿共”！

　　那么东北军的领导人张学良呢？他在北京“养病”，因此一家人都在北京。

　　东北军的“前线指挥权”交给了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荣臻。

　　那么这位“东北军前线指挥一哥”在干嘛呢？9月17、18日在家为他父亲作寿，忙于应酬宾客。

　　荣臻在摆寿宴，东北军的“其他大佬”呢？

　　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父亲去世，他回锦州治丧，职权由军署参谋长熙洽代理。

　　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留居北京，职权由其子万国宾代理。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一直待在沈阳家中，其职权由政务厅长葆康代理。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这些大佬“毫无预判，毫无准备”，守在一线岗位的都是“代理下属”。

　　代理官员名义上有“全权代理”的职权，可是谁敢做出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决断。

　　北大营一线收到的“不抵抗，刀枪入库”的命令，就是“荣臻代表张学良传达”的。

　　在九一八事变当天，日军全面出击，占领北大营，第二天兵不血刃占领沈阳，国内舆论哗然，群情激愤。

　　这时候，有人赋诗，说张学良在918当晚与影星胡蝶跳舞，导致贻误战机。

　　这则传闻非常广泛，胡蝶本人和张学良的后人，辟谣了半个多世纪，都无法完全消除影响。

　　因为旧中国的“传统话本叙事”，依旧沿用“美人误国”那一套，用桃色新闻，是毁灭政治人物的绝妙杀手锏。

　　从多方辟谣的史实来看，张学良没有夜会影星胡蝶，可是他过得依旧很逍遥。

　　多方史料证明，9月18日当晚，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参加完英国公使馆的宴会后，与夫人于凤至及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看戏途中忽有沈阳急电，张学良随即匆匆赶回医院。

　　返回医院的张学良，得到的信息只是“日军借故挑起事端，炮轰北大营！”

　　针对“炮轰北大营”，张学良在半个多世纪后，向日本媒体承认，是他下达了“遵照前令，不予抵抗”的命令。

　　在这里的“遵照前令”，就很值得琢磨。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1931年7月与8月，先后爆发了“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指的是长春万宝山韩侨与当地农民冲突，朝鲜发生排华暴动，中国则发动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

　　7月12日，针对万宝山事件扩大，日军借机挑衅，张学良向蒋介石发电报，询问如何处置。

　　身处南昌“剿共一线”的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

　　同时，蒋介石以“通电全国”的形式，在1931年7月发表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8月发生的“中村事件”，指的是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在辽宁洮南被杀，日本军方主张报复。

　　8月16日，在中日冲突因为“中村事件”日渐加剧时，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均连续两月，发动了两次“挑衅事件”，蒋介石针对日军挑衅，下达了“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样“无限拔高”的指令。

　　蒋介石的指令可以翻译为：谁贸然与日军开战，谁就是“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历史罪人！

　　所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确实没有“第一时间下令不抵抗”，可是九一八爆发时的“铁路被炸，日军报复”，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看来，似乎没有“日本间谍被杀的中村事件”那么严重。

　　那么当然要遵循前两个月“蒋介石电报的应对策略”。

　　所以综合史料，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不抵抗”，是蒋介石连续两个月“上升到民族罪人”高度的“对日应对措施”的延续，但确实是张学良向一线传达的“遵照前令，不予抵抗”的具体命令。

　　这口锅，两个人谁都跑不掉！

　　贰、九一八痛失东北的“全民启示”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五个月后，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真的就只有蒋介石，张学良两个人的责任么？

　　九一八发生时，东北军的所有最高“将帅”都不在一线指挥位置上，旅长一级的指挥官，也有一半不在岗位，所以许多史料认为这是东北军“没料到日军行动”的突袭。

　　那么九一八真是突袭么？真是意外事件不断放大的结果么？

　　北风前文分析过，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挑动过多起中日矛盾，中国与朝鲜的矛盾，汉人与满蒙的矛盾，许多事件严重程度，远超“铁轨被炸”。

　　如果是意外事件，那些更严重的“争端事件”，为什么没有引来日军全面侵略？

　　一段铁路被炸，就可以让日军瞬间全面炮攻，第二天占领沈阳？

　　所以日军借用“哪一次事件放大为全面侵占东北”并不重要，事件本身有多大，死多少日本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军准备好了没有。

　　张学良在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事实上的统一”后，蒋介石和张学良就应该预判到“日军全面侵占东北”即将到来。

　　1929年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地搜集情报。

　　史料显示，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年时间里，关东军就在东北进行了100多次军事演习。其中大量实兵演习就在北大营附近。

　　在日军“全面进攻的态势如此明显”，占据就差火引子的状态下，从蒋介石到张学良，从东北各省“军头”，到师长旅长这些一线指挥官，居然全部都是“毫无准备”的松弛状态。

　　他们所有人，都以为日本只是“借机挑衅，没有全面侵占的野心”。

　　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再到东北军各级指挥官，表现得如此疲软，是因为东北军战力上差日军太远么？

　　当时东北军家底雄厚，装备是国内最精良的。兵力上，关外有16.5万人，关内东北军还有10万人。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只有2.4万人，双方兵力对比是10:1。

　　当然，算上东北军从朝鲜调兵，全面开战，在装备上，东北军确实逊色太多。

　　可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思维里，都有个“悖论”。

　　就是两人都坚信“日军不愿意也没准备好发动全面的东北战争”。

　　只要日军“不全力进攻东北”，只凭东北的2.4万日军，东北军稳赢呀！

　　另一个悖论，蒋介石和张学良担心“事态扩大，日军会全面占领东北”。

　　可是在九一八之后的五个月，日军的野心已经彰显，无论是否抵抗，日军都要占领全境，为什么“还不反抗，还不向核心枢纽城市增兵”？

　　从公开的史料，能够解释蒋介石和张学良行为动机的，就是“寄希望于国联调停”！

　　也就是说，他们骨子里的投降与妥协天性，让他们“无视日军全面占领东北”的野心，依旧坚信“国联调停，能够让日军息怒，平息事态”！

　　从战略上来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手握优势兵力，预判对方无法全力以赴，不会打持久战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以妥协投降换取和平”的道路，是九一八之后，我国全面丢掉东北的主因。

　　“以投降和妥协换取敌人的宽恕与和平”是九十年前用国破家亡验证的“幻想”，也是今天，给全体国民的警醒。警钟长鸣，确

保此时此刻，不会重蹈彼时彼刻。

　　中华民族如何避免再次发生“九一八”与国破家亡的惨剧呢？

　　叁、人类历史的“民族性格等级”

　　我觉得一句古语，可以鉴别一个民族是否有屹立不倒的希望。

　　那就是“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这句古语针对的是文臣武将这样的国家精英。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扩展到国民性格层面，扩展为“文人不贪财，军人不怕死”。

　　北风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所有民族，划分为四个等级。

　　全民实现“文人不贪财，军人不怕死”的，是一等民族。

　　第一等民族，文人“富贵不能淫”，不为权贵发声，不为资本发声，有风骨，为民智觉醒和人民利益发声。军人“威武不能屈”，无论科技，装备与敌人相差多么悬殊，决定战争成败的依旧是“

不畏死的信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是不可战胜的。

　　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文人军人同时具备这两种气质的时代”，就是一个民族最鼎盛的时代。

　　如果一个文明漫长的历史里，都没有一个时代具备这样的“全民气质”，那么这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站到世界中央的“边角料民族”。

　　第二等民族，就是“文人和军人的气质掉转过来”，“文人不怕死，军人不贪财”。

　　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长河里，除了鼎盛时期体现出“第一等状态”，大多数时候，呈现出第二等状态。

　　二等民族的“文人有气节”，不怕死，敢于硬顶，可是这一时期的文人个人风骨让人折服，可是并不一定能带领国家走向强盛。

　　比如北宋末年的“新旧党党争”，“南宋的程朱理学大家”，以及明朝中后期“宁愿杖毙也硬顶皇帝的名臣”。

　　这些“文士”“名臣”在历史上都留下“有风骨”“有气节”的名声，可是他们当权的时代，国家陷入“党争”，只是勉强续命。

　　在“文人不怕死”的王朝，往往是“文臣统军”的制度，军人的血性被极端压缩。这时候的军人只要做到“不贪财，屯田军备不松懈”，王朝就能平稳续命。

　　在中华民族之外，世界历史长河里，西方的价值观里，“第二等民族”已经是人类巅峰。

　　文人“不怕死的守护言论自由”，军人“不贪财的守护秩序”，已经是他们眼中的盛世。

　　第三等民族，就是全体民众不具备这两大气质，那就是“文人怕死，军人贪财”的民族。

　　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里，每当全体民众呈现“第三等民族”的劣根性的时候，都是礼乐崩坏，改朝换代或者被外族入侵的时代。

　　第三等民族的“文人怕死”，就仿佛抗日时期的“汪伪政府”以及为汪伪政府摇旗呐喊的“文人”。

　　他们怕死，就可以为“日本统治寻求合理性”，可以为“大东亚共荣”摇旗呐喊，为“曲线救国”著书立说。

　　第三等民族的“军人贪财”，在伪军与屈从于侵华日军的地方军阀身上得到体现，只要给银元，给装备，就可以“有奶就是娘”，毫无“家国观念”。

　　每当中华民族的民众在一段时间里缺乏信仰的时候，就会沦落到三等民族，每当这时候，都是民族深受苦难的时候。

　　直到新一批的“觉醒者”，开始给全民播发信仰的“火种”，将觉醒的中华民族重新带到第一等。

　　在第三等民族之下，还有第四等民族，这个世界有些民族你会觉得他们“恨铁不成钢”，一次次错过“自立自强”的风口期。

　　那是因为这些民族，民众性格长期处在第四等状态，从未觉醒过。第四等民族，就是“文人贪财，军人怕死”。

　　大家可以把全球各大民族对号入座，那些在长久的历史长河里，长期存在，但是从未强大的民族，就是拥有“文人贪财，军人怕死”的基因。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不曾断绝，就是因为我们最低谷的时候，民众性格也才第三等“文人怕死，军人贪财”，而没有沦落到亡国灭种的“文人贪财，军人怕死。”

　　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差别当然巨大，文人怕死，他最多是“气节有亏”，会屈服于强权，写一些中立的“鸡汤文，麻醉民众”。

　　文人一旦只剩贪财，那就会成为资本的奴隶，有多少学识，都会成为资本手中的“毒鸡汤酿造师”，成为对苦难民众“剥皮拆骨”的“阴险智囊”。

　　军人贪财与军人怕死的差别同样很大。

　　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川军，滇军各路军阀为了壮大自己，争抢地盘，哪一个不是“视财如命”，搜刮百姓，只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成为“乱世草头王”。

　　可是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后，川军出川抗日，作战十分英勇，成为在正面战场牺牲最多的“地方武装”，抗日之时，贪财的川军，照样可以变成“不怕死的铁军”。

　　龙云的滇军，修建和守护了“滇缅公路”，保障了国际抗日力量对祖国大后方的抗日援助通道，曾经贪财的滇军在抗日中，也是不怕死的。

　　所以中华民族沦为“文人怕死，军人贪财”的时候，国家会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但是不曾亡国灭种。

　　可一旦军人的气质都变成只剩下“怕死”，这样的民族要么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要么就是“不断更换主子的鱼腩奴隶”。

　　过去三十年，西方“舆论战”对我们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渗透”，当今舆论场，内部的撕裂，带路党，经费到位的“恨国党”，吃人血馒头的“营销号”，已经呈现出四等民族“文人只贪财”的卑劣特性。

　　他们通过鼓吹“个人主义”，‘自由表达’，“个人利益超越集体”，“独生子女家庭无法承受失孤”等观点，最终目标，是把这些观点送入由“90后，00后”独生子女为主体构建的“人民解放军”。

　　曾经在中美博弈中，中国军人用“不怕死，敢牺牲”对决美军“怕死，个人主义”，是百战百胜的法宝。

　　如今，境外舆论战敌对势力的舆论渗透方向，就是奔着“军人怕死”的方向去引导的。

　　西方舆论战的终极目标，是让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上第一次，沦落到“文人贪财，军人怕死”的第四层。

　　这也是亡国灭种的最底层！

　　幸好2013年以来，我国舆论环境逐步改观，“爱国”再也不是“屌丝”和low的专属标签。

　　通过军队反腐，军队改革，军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特别是2018年以来，公知与恨国党的全面坍塌，证明“文人贪财”的力量，正在被“弘扬正能量”的‘新媒体’修正。

　　2018年以来，一次次抗震救灾，一次次洪涝抢险，一次次见义勇为，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主心骨力量”，让全世界看到“中华人民解放军”与众不同的战斗力，以及年青一代“不负韶华，不怕牺牲”的气质！

　　当西方媒体质问中国空军“以什么优势巡航台湾”的时候，我国空军发言人的回答掷地有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精神”。

　　这股精神，美军在朝鲜战场领教过，被吓得屁滚尿流过，时间过去70年，人民解放军“不怕死”的精神不曾褪色，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跌到亡国灭种的第四等。

　　回到北风开篇的问题，蒋介石与张学良都发出过“不抵抗”的命令，他们要为丢失东北负主责！

　　可是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因为打不赢，也没有支持他坚决抵抗的民意。

　　当时的中国，或者往前推，1840年以来的中华民族，已经是“文人怕死，军人贪财”的第三等状态。

　　这样的国民性格，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后坚决抗日”的下场，恐怕是背上“莽夫”，“扩大争端的卖国者”罪名。

　　所以，我们今天铭记“九一八”，也要思考“如何避免九一八”。

　　今天我们主要的威胁并不是面临“日本再次侵略”的威胁，可是在大国博弈中，依旧存在“杀死对方间谍”，“炸掉对方铁轨”的争端。

　　面对大国博弈中，未来可能的“擦枪走火”，我们要如何应对？

　　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声音，要求在中美之间建立“避免擦枪走火”的“降温机制”与“沟通渠道”。

　　什么意思？

　　就是在未来的某年某天，美军一个间谍被杀或者“美军冤枉我们炸了它铁轨”的时候，我们要有“沟通”，“降低事态”，“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全面对抗”的妥协机制。

　　这些机制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之间没有么？你问问张学良，查查民国历史，关东军如何委曲求全避免与日本冲突扩大的守则与条款少么？

　　正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以为可以“投降”，可以“妥协”，可以“沟通”，可

以“调停”，九一八事变才从他们认知的“擦枪走火”，升级为“东北沦丧”。

　　与美国避免“擦枪走火”的唯一途径，就是“没有降温机制”，没有“擦枪走火”认知，你敢擦枪走火，我就全面战争。

　　只要我们具备这样的意志与态度，对方连挑起“擦枪走火”的胆量都没有了。

　　九一八给我们的“当今启示”，就是“民族气质，民族性格”不滑坡，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蹂躏，被侵略！

　　身处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我们都应该努力为形成“文人不贪财，军人不怕死”的民族性格添砖加瓦。

　　时刻警惕国内外任何将民众引向“文人爱财，军人怕死”的舆论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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