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声：韩国最大痛点！

　　前天借普京9月1号的讲话，谈了谈俄罗斯人口结构问题；今天谈谈韩国。

　　其实我本来想探讨下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但写中国的问题非常麻烦，总有很多人把显而易见的谬论拿出来反复显摆，让人不胜其烦。为了减少这个麻烦，我决定先写几篇国外的人口结构问题，然后再回来探讨国内的事儿。

　　要说韩国的痛点，其实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

　　南北问题该如何突围；

　　如何在中、美、俄、日之间做一个合格的墙头草；

　　国内党争应该如何解决；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但要论最大的痛点，非人口结构失衡莫属。

　　01 痛

　　当今地球村，人口结构失衡，正在成为各主要国家的主要痛点。

　　尤其是华夏文明圈的国家，都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窘境。

　　与此同时，因为高房价、教育内卷等因素，造成生育率大幅下降。

　　这些因素叠加，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活力降低。

　　韩国又是华夏文明圈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了解国际关系的老铁们都知道。

　　但是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还是感受了到巨大的冲击：

　　韩国的婚庆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大批新人延期或取消婚礼，让婚庆行业收益直线下降。

　　目前韩国全国婚庆相关企业只剩下100多家，仅是疫情前的三分之一 。

　　婚礼策划师、化妆师等相关从业人员甚至一度面临“零收入”的窘境，纷纷转行谋生。

　　要知道韩国可是一个人口高达5000多万的发达国家，全国婚庆行业只剩下100余家，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这意味着韩国结婚率低迷。

　　当然这是受到疫情冲击的数据。在疫情之前，韩国婚庆企业数量是现在的3倍，也就400余家。这个数字仍然非常低。

　　作为对比，看两个例子。

　　例一，北京市常住人口2000多万，大约是韩国的一半。根据北京市工商联婚庆工作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婚庆公司登记注册的大概有800多家。而北京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例二，浙江省人口6000多万，比韩国人口多大约1000万（20%）。2019年浙江省婚庆行业的登记企业，就有1415家，是疫情前韩国婚庆企业总数的3倍。

　　浙江温州人口大约1000万，婚庆企业就有453家，和整个韩国疫情之前的婚庆企业数量接近。

　　从这个两个例子可以看出：

　　1、韩国经济活力在逐渐降低。

　　2、人口结构已经严重危及到韩国未来的国运。

　　再看下面这张图，老铁们感受下韩国人口增长率、以及出生与死亡人数的变化。

　　2018年，韩国生育率已经跌至0.98；2020年继续跌至0.84，韩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首尔是韩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仅为0.64，低得吓人。

　　首尔市政府3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市最新统计人口为991万，这是首尔市人口自1988年突破千万大关后首次跌破千万。

　　所以说人口，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痛点。

　　02 国运与人口

　　根据立体史观大周期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未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迎来了婴儿潮。华夏文明圈，除了日本都迎来生育高峰。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韩国的生育率高峰在1955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中美于1953年签订板门店停战协定）之后。

　　“国父”李承晚不懂搞经济，面对那么多新添的要吃饭的嘴，基本是两眼一抹黑。当时韩国穷得叮当响，基本靠美国援助过日子。

　　李承晚的口号是“先统一，后建设”，由于没法统一，也就没有建设。

　　到1960年，韩国人实在受不了看不见希望的贫穷，直接发动“四一九革命”推翻李承晚军政府。

　　韩国人这一闹，开启了韩国总统不得善终的大门。

　　新上任的尹潽善无力掌控局面，很快于第二年（1961年）遭遇政变。

　　发动政变的正是当时的韩军少将朴正熙，也就是后来朴槿惠的父亲。这位朴正熙不仅是一位独裁者，而且是韩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统治韩国20年。

　　当然朴正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独裁者，上台后彻底扭转了李承晚“先统一，后建设”的思路，坚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正是从1961年开始，韩国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

　　确定了政商一体的经济模式，全力发展经济；

　　开启城市化运动，把农村青年培训成“产业战士”；

　　拉开“20年汉江奇迹”之大幕，跻身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起点最高的是台湾，堪称高富帅；起点最低为韩国，典型穷矮搓）之列。

　　看看下面这张图：

　　1、朴正熙统治20年，促使韩国经济飞速发展。

　　2、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之前，韩国GDP增长大部分高于中国；之后便一直低于中国（除1999年）。

　　为发展经济，朴正熙主要祭出三个大招：

　　朴正熙招数一，坚定抱美国大腿。

　　抱美国大腿原因之一，安全问题。

　　朴正熙和李承晚除了都是独裁者之外，还有一点完全相同，都是紧抱美国大腿。

　　要知道韩国本来就很小，首尔就在“38线”旁边，在北方的火力覆盖之下。为了安全，必须紧抱美国大腿。

　　抱大腿原因之二，谋发展。

　　朴正熙看到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腾飞，便决心抓住越南战争的机遇，派韩国大兵跟着美军去越南作战；从而获得美国的认可。

　　朴正熙招数二，把有名望的11位企业家（如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请到青瓦台喝茶”，让他们从国外搞钱来国内搞建设。

　　而且韩国人非常大胆。比方说1971年，韩国要攻克重工业，在没有任何人才和技术储备的情况下就敢尝试造船。当时由朴正熙牵头，郑周永（现代的扛把子）先厚着脸皮到希腊船王那拿到两艘25万吨超级油轮的订单，再向巴克莱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接着派驻大量人员去日本、挪威学习造船技术，一边学，一边干，两年后船厂还没建完，邮轮订单已经完工，堪称工业史上的一出奇迹。

　　朴正熙招数三，计划生育。

　　1961年朴正熙上台时，韩国生育率达到6.0。

　　到了1980年，朴正熙遇刺前夕，韩国生育率由60年代的6.0降到了2.3。

　　到1985年，韩国生育率下降到2%以下。

　　韩国搞计划生育，本质也是为了发展经济。

　　大家对照一下，进入21世纪，随着韩国进入老龄化，经济增长极为缓慢。

　　换句

话说，韩国人口问题，其实从1985年就初现端倪。

　　当时韩国社会严重内卷，房价高企，教育压力大增，年轻人有了躺平的苗头。

　　这些情况和今天的中国类似。

　　韩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采取一系列组合拳，试图扭转人口结构危机，但收效不明显。

　　03 组合拳一

　　韩国组合拳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条，便是针对教育培训的政策。

　　为改善教育内卷，在舆论巨大的压力下，韩国于1980年出台了《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史称“7.30教育改革政策”，最关键的几条：

　　1、增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次数，不再“一考定终身”，以减少竞争的激烈程度；

　　2、所有在校大学生和学校教师，一律禁止有偿课外补习活动，违者严惩；

　　3、成立专门组织，由官方提供低价课外补习服务；

　　当时韩国成立了30多个专项稽查队，负责打压并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机构被取缔了，但上大学还是需要按分数排名，因此内卷并没有消失。

　　为了让自家孩子取得好的分数进好学校，有钱人请的是原来培训机构的辅导老师，直接在僻静的别墅里一对一补习。

　　多年以后，考进SKY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

　　如此一来补课费反而大幅上涨。

　　根据相关统计，韩国1997年的补习费总额占到GDP的3%，和整个国家用于教育的公共财政开支几乎持平。

　　课外补习禁令名存实亡，韩国人也很憋屈，开始上街游行。

　　于是在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取消了二十年前的补习禁令。

　　也就是说韩国试图通过打压课外培训而解决教育内卷的目标没有达成。

　　现在中国教育减负，取缔课外培训，和当年韩国的策略类似；会重蹈韩国覆辙么？

　　韩国当年失败的教训：强力打压课外培训之

后，官方提供的低价课外辅导质量不高；根源在于其他配套措施没有跟上。

　　如果要吸取韩国的经验教训，可以从两点切入。

　　切入点之一，完善教育系统。

　　在高考指挥棒下，大家都想上好学校，自然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补课。这是刚需。

　　要取缔辅导机构，就必须在教育系统内提供类似的服务。

　　提供这种服务，相当于增加老师的负担。那么只有加大教育投入，让老师的待遇更高，竞争更激烈，才能吸引更优质的人才进入教育系统。

　　如何提升老师待遇？其实很简单，只要让老师的职位和公务员一样吃香就行了。

　　切入点之二，提高蓝领工人待遇。

　　大家之所以愿意去拼了命地高考，根源在于蓝领工人待遇不高。只有提升蓝领工人待遇，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教育内卷的问题。

　　只有缓解了教育内卷，才能缓解人口结构（注意这个词）失衡的压力。

　　这两个切入点，其实也是第三次财富分配的着力点。

　　04 组合拳二

　　韩国的痛点就在于：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严重、内卷严重导致年轻人躺平，从而造成生育率继续走低，进入一个死循环。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7日发布的报告称，在以统计厅发布的人口住宅总调查资料及家庭人口推算结果为基础进行分析后，将2015年韩国独居人口数量推算为506.1万，是1985年（66.1万人）的7.7倍。

　　面对这种局面，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20年12月，韩国发布《第4次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规划》，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新增补贴项目。

　　从2022年开始，韩国政府将新增新生儿津贴，向0至1岁婴儿家庭每月发放30万韩元（约1700人民币），并计划于2025年将补贴额提升至50万韩元（约2840人民币）；

　　其二，提升原有补贴项目。

　　韩国政府对新生儿家庭一次性提供200万韩元的现金补助金；同时将用于提供孕妇体检、胎儿健康管理等项目的生育医疗保险补贴从60万韩元提高

至100万韩元。

　　其三，给假期保障。

　　保障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提高亲子互动质量，韩国政府还将新设立“3+3”育儿休假（产假）制，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补贴。

　　政策四，向多子女家庭提供更多的公租房和奖学金。

　　韩国这些政策，针对性还是蛮强的，但还不足以扭转韩国人口结构危机。

　　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7月5日：韩国“基本收入党”国会议员龙慧仁用婴儿车推着出生59天的儿子，来到首尔国会办公大楼。

　　龙慧仁出生于1990年，也算是一位九零后。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国会议员，她的背景、资源都不差。即便全程请保姆，相信她的家庭也负担得起。

　　她之所以带娃上班，是因为她认为韩国怀孕、分娩和育儿负担大，导致出生率低下。政府需要增加支援，构建男女平等的托管体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龙慧仁的言行迅速登上热搜，因为她说的这些话是韩国现状，引起韩国人的强烈共鸣。也就是说韩国人口结构的痛点中，构建男女平等的托管体系是当务之急。

　　回到中国面临的人口结构压力，必须投入比韩国的更多资源，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扭转人口结构失衡的危机是工业文明周期最大的挑战。目前不论是基督教文明圈、还是华夏文明圈，甚至是伊斯兰文明圈，尚未有成功的先例。

　　我一直有一个隐隐的感觉（立体史观中也可以做部分推导）：

　　在工业文明周期能扭转人口失衡的国家，将会在信息文明周期占据先机。

　　正如在农耕文明阶段扭转土地兼并的国家在工业文明周期占据先机一样。

　　我希望这个国家是中国。

　　近代历史上，中国因为失去工业文明先机而导致血泪浸透青史。每次翻阅近代史的时候，心中都有莫名的痛。我写《民国梦与民国》忍受了诸多难以忍受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