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帅去伐柴
来源：伐柴商心事
公众号ID：Fachai_story
从中苏交恶到巴统和瓦森纳协定，再到如今的华为事件，伴随着每一次科技封锁，“自主可控”都要成为产业乃至国家发展的关键词。自主可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问题在于，经历了这么多，为什么至今仍没有实现自主可控？而自主可控到底要实现什么？本篇将简单跟大家聊聊。改开初期，工业能力孱弱，很多重点项目都是靠引进。宝钢一期由日本人包建，“连厕所都一起引进”。一些项目的设备引进过来连图纸都没有，后期维修只能在国外造，再动用外汇买回来，请国外工程师安装调试。80年代的电子工业，国家缩减直接投入，希望广大电子厂能够到市场自己找出路。为了在短期获得效益，大量工厂出国购买技术、生产线。此前自主研发的电子工业发展思路逐渐被购买引进所替代。各地、各厂各自为战，缺乏统一规划，前沿技术研究被抛在脑后。以半导体产业为例，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总共从国外引进类似的淘汰晶圆生产线达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大多是3英寸、4英寸的晶圆线。而1987年，日本研发的DRAM就已经采用了8英寸线。事实上，越引进，越落后90年代市场化，巨大的内需被激发，空气里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科技相关产业更是如此，只要能做出来，就不怕卖不出去。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只有一个字：快。显然，这与科技、基础科学的“慢性子”南辕北辙。快与慢的分歧在1995年6月30日达到高潮，这一天联想集团董事会召集公司200名干部开大会，宣布免去倪光南在联想的一切职务。柳传志代表的“贸工技”战胜了倪光南代表的“技工贸”。当然，国外在机械加工、电信设备、重型机械等等先发优势产业，高价兜售，一旦慢性子的国产研发出现转机，马上低价倾销，把国产品牌扼杀在摇篮，客观上也助推了这种近似来料加工的模式。随后的十几年，也似乎证明“贸工技”是对的。中国GDP一路上升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为世界工厂。直到美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亲自下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后，人们发现产业有了，可是核心的基础理论、科技仍然掌握在别人手里，真正地被卡住了脖子。于是，自主可控的热情又被点燃。可舆论热情高涨，国家意志坚定，资金投入巨大，仍然解决不了长期问题。前有两弹一星，后有大国重器，国家自主可控有成功的例子，这是一种舍身忘我的精神、巨量资金投入、众多机构和个人合作攻关的举国体制。但问题也很明显，项目靠财政输血、忽略人才待遇、效率偏低、市场竞争力弱、自我造血能力差，在半导体领域的“908”、“909”工程就是很好的例子。重点项目可以突破实现自主，但对于长长的产业链，向下需要培育市场和生态，向上需要突破原理、原材料和设备，上下都需要长时间的投入。习惯了“买买买”模式和被资本“短平快”催着走的模式，又错失科技革命先机百年以上，作为后进国家，觉醒后的追赶首先面对的就是知识、人才的断层。其次是对长期投入认知、意识、准备和决心不足。最后，贸易冲突明显告诉我们，先发国家根本容不得有人来分一杯羹，势必对各领域的崛起围追堵截。近四十年在很多关键领域没实现自主可控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早期没能力，中期急功近利，后期阻碍重重。痛定思痛，当前对自主可控的认识可谓提高了不止一星半点。同时，也让这一概念成为了最热的风口和赛道，不少投资机构开始转向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相关领域。放在四五年前，投半导体的机构十个指头都能数过来，如今哪家机构不投些半导体似乎都不好意思。 关注度提升了，但如前所述，科技、产业的自主可控急不得，需要定力和耐心跨过每一条蜿蜒的河流。我想了想，我们大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目标。第一层级是市场融合。通过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以及相对低的人力、工程师和配套成本，用利润锁住跨国科技公司。第一满足当前用的需求，降低禁运、停产、断档的风险；第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产业链、技术转移；第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跨国集团成为利益相关方，为我们代言。在贸易战初期，有人号召对苹果、高通进行对等制裁，殊不知这都是贸易战中为中国游说的“朋友”。第二层级是重点突破，在关键工序、材料上取得突破和超越，产业上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点。当有人想用禁运、制裁来扼杀我们一些产业时，会忌惮自己的其他产业会被我们反制，造成瘫痪。2019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正当韩国为劳工补偿问题不断向日本施压时，日本突然宣布限制向韩国出口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仅仅三种半导体材料，死死地扼住了韩国的喉咙。三种材料都是在制造半导体折叠屏和芯片时必不可少的材料。韩国在这些材料上对日本的依存度超过90%，三星的库存为“1～2个月”，SK海力士的相关人士则透露“不到3个月”。韩国如此，单从产业角度，美国也对日本有所忌惮。目前，我们有很多大国重器在全球独占鳌头：特高压输电网、高效的物流体系、挖沙船等等，甚至在民用领域的无人机也风靡美国，但这些基础设施、装备和消费品都不足以像石油、半导体、基础原材料一样撼动整个产业，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战略安全。也就是说，战略威慑力仍不够。事实上，我们现在仍处在可控的初级。现在众多行业从华为事件学到的重点就是提高国产化率。但由于早中后期的原因，基础原材料、核心元器件及IP、工业母机、EDA软件等方面，国产化仍在中低水平徘徊。即便如此，巨大的替代空间也为国内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占坑机会，因为一但国产替代验证完成，换成国外的概率就微乎其微。这对之前求爷爷、告奶奶让用户试用，培育用户和生态的国产企业来说，是绝好的跑马圈地、壮大自己的机会。当有了市场、利润，再投入研发形成正反馈后，才能逐渐进入自主可控的第二个阶段：自主。自主不仅是能够保障战略安全，在非常时期让关键产业不受制裁、禁运影响；还要打破国外垄断造成的高昂价格，让相应的产品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更进一步，能够通过创新占领产业制高点，形成垄断，攫取他国利润，摆脱内卷的“东亚模式”。我们熟悉的富士康在全国拥有一家总厂和36家分厂，共雇佣了约66万人，巅峰时，它是一个约120万人的制造王国。绵长的产线旁，工人们24小时轮班，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982速度，即98%的产品2天就能出货。但极致的速度并没有换来高利润，富士康的利润率常年不足5%。在大洋另一端，富士康的大客户苹果，仅在中国Apple Store上的抽成收入就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5个多富士康的全年利润。这让每年生产60％至70％iPhone的富士康无地自容。再举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被七个国家八种制式的产品垄断，称为“七国八制”。垄断造成程控交换机的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了安装电话的价格。当时装电话需要交纳大约5000元的初装费，还不包括几百块的电话机钱，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不过200元。随后的五六年时间，华为、中兴等国产厂家凭借自主技术、优质的服务和低廉的价格，国产大容量程控交换机开始大规模占领市场。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七国八制”的程控数字交换机价格开始直线下跌，单位价格从500美元、300美元、100美元直至30美元。到后来，华为、中兴的交换机不但挤走了对手，还把设备卖到了七国。华为也逐渐坐上了全球电信设备商的头把交椅。我们的目标，就是能摆脱低端产业链恶性竞争的枷锁，从本土出现更多的苹果，有时间和精力去面对星辰大海。
65年前，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全国人民 “向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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