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加盐：阿里价值观失守了吗？盘点阿里价值观的7次生死时刻

　　阿里女员工疑似酒后被性侵的事件，这两天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自“蒋凡事件”后，阿里又一次遭遇重大的价值观危机。

　　由于马云和阿里巴巴此前不管是内部管理还是对外形象塑造，都特别强调价值观，所以当公司出现不符合其所宣扬的价值观的事件时，舆论的反噬也来得特别凶猛。

　　从1999年的“18罗汉”大会以来，阿里巴巴公司其实早就遭遇了很多次价值观的危机时刻。总体而言，不管是马云还是阿里，其应对总体上是有效的，有时候甚至不仅消弭了一场危机，反而还借机提升了形象。但也有一些事件对马云和阿里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至今无法消除。

　　尤其是2020年的“蒋凡事件”，由于对蒋凡的处罚与早些年的“回扣事件”开除两名最佳业务员，“中供黑名单事件”开除卫哲，“月饼事件”开除5名程序员的严厉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迎来了关于“阿里价值观是否已经失守”的质疑。

　　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阿里巴巴历史上遇到过的7次价值观生死存亡时刻。也希望借着这个梳理，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

　　价值观对企业发展到底有没有用？阿里的价值观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守的？它给其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以什么启发？

　　1　回扣事件

　　2002年是阿里巴巴发展早期特别关键的一年。在此之前，由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加上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些失误，阿里巴巴差点死掉。马云痛定思痛，搞了“开展整风运动”“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南泥湾垦荒”三大改革，才把公司给救下来。

　　当时，阿里巴巴已经连续三年亏损。人们对阿里巴巴的印象是：这是一家只会烧钱的公司，还没有学会怎么赚钱。

　　所以，马云定了一个目标：2002年，公司要赚一块钱。也就是说要实现正向盈利。

　　那个年代，市场很不规范。在to B的业务中，给采购方以回扣，是做销售通行的做法。但是马云规定，拓展业务一律不得给回扣。如果是需要给回扣才能做成的业务，阿里巴巴情愿不做；如果业务员要依靠给回扣才能和对方成交，那就一律开除。

　　这样实行了大半年。虽然不给回扣让生意更难做了，但毕竟电子商务是大势所趋，所以阿里的业务增长也还不错。那年9月，财务报表显示，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当年盈利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但正在马云高兴之时，他却得到消息，原来，业务做得最好的两个业务员，都在跑业务过程中都违规给了回扣。

　　马云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这两个业务员的业绩占到公司的40%多，如果开除的话，本年度的盈利目标可能就无法完成；但如果不开除他们，原来所制定的不给回扣原则就作废了。

　　最后，马云还是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开除了两名业务员。

　　这件事，成为马云多次在内部外部讲解的案例，作为“阿里巴巴有正派的价值观，并且能够不为短期利益所动，而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个例证。到2017年，马云的讲课中，都还在用这个作为例子。

　　2　支付宝股权事件

　　支付宝是淘宝内部孵化出来的产品，从淘宝分家后，也一直是阿里巴巴大家庭的一员。

　　但是，2009年和2010年，阿里巴巴两次转让支付宝股权，剔除了所有外资方，将支付宝纳入马云和谢世煌两人控股的另一家公司。

　　在法律意义上，这等于是把原属于所有股东的一家公司，变成了完全由马云所有的公司。这对阿里巴巴的两个最大的股东雅虎和软银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杨致远和孙正义对此极度不满。雅虎作为美国上市公司，于2011年提交给美

国证监会的经营业绩详细报告中曝光了这一行为，引起了舆论哗然。

　　马云回应说：杨致远和孙正义都是知情的，讨论过多次，但是没有达成协议。支付宝之所以转移股权，是为了符合国家规定。因为中国政策规定，申请网络支付牌照的公司必须为内资公司。为了尽早拿到牌照，在提交申请期限即将到来之前，马云下了决心，先做了再说。

　　后来此事在法律上以阿里巴巴和雅虎、软银签订补偿协议而了结，但在舆论上还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马云错了，例如财新的胡舒立就评论道，马云“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见胡舒立《马云为什么错了》，财新网）。经纬中国的张颖则认为马云此举“毁坏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信誉”。他说：

　　“中国概念股这次的惨厉下滑和范围之大已远远超过一两家公司的诚信问题，其实这是对中国企业诚信的动摇，对中国企业家契约精神的动摇。最近我也刚去了趟美国，很多基金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态度都是质疑，困惑，不安！”（见@经纬张颖 2011年6月9

日微博）

　　

但也有人认为马云做得没错。例如史玉柱就说：

　　“马云一点错误都没有犯。任何一个遵守契约的、有良知的管理者在马云的位置上都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见孟幻《史玉柱“挺”马云称其在支付宝风波中无错》，中国新闻网）

　　这件事情的余波，直到很久之后都还在发酵。据2019年3月《彭博商业周刊》，美团网创始人王兴说，“我仍然认为马云是个诚信有问题的人。”讲的就是此事。

　　3　中供黑名单事件

　　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平时不大看邮件的马云，鬼使神差地看了一封群发邮件。

　　这封邮件来自“18罗汉”之一的蒋芳，她当时被派去管理阿里中国供应商（简称“中供”）的诚信安全。她在邮件里汇报个人近况和当前工作，其中提了一句：“真是TMD太气人了。”

　　这句粗口引起了马云的注意，他立刻打电话给蒋芳了解情况。这个电话，引出了“阿里史上最震撼的人事地震”（《阿里局》作者和阳语）。

　　原来，从2009年开始， 阿里B2B平台收到的欺诈投诉有上升趋势，调查之下发现，有一千多家中供客户涉嫌欺诈。于是2010年，阿里采取了“黑名单制度”，把部分客户列入黑名单，对欺诈行为进行了整顿。

　　但是整顿了大半年，还是有阿里的销售人员，为了提升业绩，有意或无意忽略客户欺诈风险，和骗子公司签约，却没有受到及时处理。

　　据蒋芳的邮件透露：

　　“还查到有些销售，一个人就签进来好几十家骗子公司，甚至还一手拿公司的佣金，一手拿骗子的贿赂！真是TMD太气人了！”

　　马云把事情定性为“非常严重”，他委任已经退隐多年的独立董事、原阿里集团COO关明生组建独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把所有大区“省长”和“政委”都召回杭州开会，会前还生气地摔了杯子。

　　从两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事件在马云心中的严重性：外地与会人员在过年之前都不许离开杭州，必须接受调查；阿里巴巴公司所有的年终庆典、仪式全部暂停，问题调查清楚之前，年终奖也停止发放。

　　2月21日，关明生和蒋芳联合汇报了调查结果：约有100名销售人员及主管和销售经理，明明怀疑甚至知道卖家有问题，但还是帮助他们做了认证，让他们成为“黄金供应商”。

　　报告认为：中供这个积累了10年的有价值的平台，正在被销售员贱卖。中供业务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

　　当时，阿里巴巴公司的总裁是卫哲。其2006年由百安居中国区总经理职位跳槽到阿里，担任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和阿里巴巴公司总裁，5年多的时间，为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

　　此次出现这个事件，卫哲难辞其咎。马云必须决定是否开除卫哲，并因此而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此前他虽然也以价值观为由而开除员工，但涉及到如此高级别“大将”的，却从来都没有过。

　　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马云说：“处理人与人的沟通是最痛苦的。这一个月我痛苦、纠结，这是真话。”

　　后来，马云在“古田会议”旧址参观，忽有所悟，遂下定了决心：

　　“做企业不能当侠客。我是公司文化和使命感的最后一道关。作为大家信任的CEO，我要做的是捍卫这个公司的价值体系。如果你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可以不杀你，那以后，有多少兄弟叫我‘大哥’？我不是大哥。”（见《重读黑名单事件！阿里巴巴史上最震撼的人事地震调查》，作者和阳，见公众号“重读”。下同）

　　他和卫哲说：

　　“卫哲，如果你们在6个月前，像我这样处理这件事，你们今天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现在我不这样做，6个月后，那23000名阿里巴巴集团的员工，就该开除我了。”

　　最后，卫哲被迫“引咎辞职”。但是谁都知道，“引咎辞职”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实质上就是马云“挥泪斩马谡”了。

　　4　月饼事件

　　2016年中秋前夕，阿里巴巴把一些月饼放在公司内网以优惠价向员工销售。这是一个员工福利，由于这些月饼的价格很便宜，所以非常抢手，需要去定时抢购。

　　阿里巴巴集团有4位安全部的员工和1位阿里云的员工，为了抢到月饼，编写了抢月饼的代码，共计“秒杀”了133盒。

　　据其中一名员工在网上透露，由于月饼很抢手，他点进去以后已经没有了，为了买到一盒月饼，他编写了一个程序自动抢购，因技术问题，结果一下子抢了16个，他发现问题后马上给行政打电话说要退掉，部门其他同事都可以证明。

　　但他们的目的和事情经过究竟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半小时后，他们被上级约谈，再一小时就被扫地出门了。

　　这名员工说：“走之前我还问要不要交接工作，已经没有人在乎了，（比起交接工作而言）走的事情比较重要。”

　　事情上报以后，引起了阿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

　　第三天，马云、张勇等最高决策层整整用了4个小时讨论此事，选择支持事发当天的决定。并由首席人才官蒋芳发布公开信，解释开除5人的原因：为了坚守价值观，打造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团队。

　　信中称：

　　“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也不是一个可以得到各方面理解的决定，这个决定也让公司再次成为舆论的风暴眼。

　　……

　　有时候往往无心之举，却带来的大家都不愿但也要面对结果，这种结果最让人无奈。在月圆之夜送同伴离开，应该是这个中秋最大的遗憾。”

　　这就是所有讨论阿里巴巴价值观问题的文章都避不开的一个事件，史称“月饼事件”。

　　尽管外界对于马云及阿里巴巴在这件事上如此“小题大做”是否合适存在巨大争议，但是这一做法，清晰地向外表明：阿里巴巴很重视价值观，对于违反价值观的人员，哪怕事情再小，也是毫不姑息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被开除的5个人，后来有4个又被召回了阿里。据“晚点LatePost”报道：

　　阿里合伙人、首席人才官童文红说，其实月饼事件后不久合伙人内部已经有结论，觉得处罚过重。当时被辞退的5名员工，其中有4名已经被招聘回了阿里，后续还得到了晋升。据了解，另一位则去了腾讯……（见《阿里内部价值观大辩论：谁的红线？》，管艺雯 宋玮，载“晚点LatePost”公众号）

　　开除时沸沸扬扬，召回时悄无声息。任谁都能想到，这里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5　“支付鸨”事件

　　2014年春节，微信推出了“微信红包”，“一夜干完了支付宝花了10年干完的事。”让当时国内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倍感压力。

　　2015年除夕，微信又联合央视春晚推出了“摇一摇”抢红包，晚会4个多小时，2000万用户共计摇了110亿次，发出去10亿个红包，微信绑定银行卡超过1亿。

　　支付宝的市场份额迅速被挤占，阿里的高层陷入愁云惨淡之中。

　　据几年以后蚂蚁金服CEO井贤栋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暗室游戏来类比当时的感觉：“手足无措，被巨大焦虑感所包围”。蚂蚁金服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倪行军则说：“那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感和失落感’。”（见《蚂蚁不想成为大象》，作者刘宇翔，原载《中国企业家》）

　　当时正是移动互联网正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微信重构了中国人的社交，也几乎重构了互联网的一切，包括支付。

　　为了抵抗微信支付的猛烈进攻，支付宝做了多次改版，增加了许多社交功能。其中一个功能叫做“圈子”。

　　“圈子”对用户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上传照片用于展示自己，以及交友。其规则设置为：只有女大学生才可以发布动态；只有芝麻信用分超过750分之后才有资格评论。

　　结果，“圈子”上面的“白领日记”和“女生日记”两个栏目，迅速被一些疑似不良内容所占领。一些用户上传了大尺度照片，并配上了暧昧的文字。

　　这些被很多网友认为是暗示招嫖的广告，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网友如此讽刺道：“社交的一小步，援交的一大步”、“支付宝，走陌陌的路，让陌陌无路可走”。

　　引起最大反响的是王思聪的一条微博，直接给支付宝带来了日后被广为流传的“支付鸨”外号。

　　王思聪评论支付宝“圈子”功能的微博

　　王思聪当时在微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加上话题又是如此劲爆，一下子就引起了全网讨论。支付宝和阿里的高层坐不住了。

　　2016年11月28日，时任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在美国出差途中，以内部信的方式，向大众道歉。信的标题是《错了就是错了》。

　　彭蕾说：

　　“过去的这两天，是我到支付宝七年以来，最难过的时刻。我们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刻，但从没有任何一件事，如这次一样如此深的刺痛我。

　　……

　　我们在选择做这事的时候，在确定运营规则的时候，在对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做判断的时候，难道不曾迷失方向？难道不曾存有哪怕一丝丝的侥幸心理？打打擦边球无伤大雅？谁谁谁当初也如何如何？”

　　她问道：

　　“我们要向数亿用户传递什么信号？！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终究去哪里？！在所谓的用户活跃度面前可以不择手段无节操？！”

　　马云也在公司内网中发帖称：

　　“阿里巴巴珍贵的是改正错误的勇气。支付宝，继续努力。阿里人，学习反思和自查。”

　　“支付鸨”事件对阿里巴巴的冲击，不亚于今天的疑似性侵事件。但是它引起的反思和整改，反而把阿里巴巴和支付宝从对社交的盲目迷恋中拉了出来。

　　支付宝后来不仅下线了“圈子”功能，更是开始了“要不要做社交”的全面反思，最后决定放弃社交，聚焦于支付，反而发展得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讲，“支付鸨”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思，是蚂蚁金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有点类似中共发展史上的“八七会议”。

　　6　蒋凡事件

　　1985年出生的蒋凡，是典型的少年得志，年轻有为。

　　他32岁就成为淘宝总裁，34岁再成为天猫总裁，身为阿里巴巴合伙人，是公司层级最高的管理人员之一。以其恩遇之隆，甚至日后成为集团的接班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2020年，蒋凡经历了他人生和事业最大的一场风波。

　　这年4月17日，一个没有多少粉丝的博主发了一条微博：

　　有人指出，发这条微博的人是蒋凡的妻子。随后不断有新的证据表明这一猜测属实。并有很多人分析称，蒋凡疑似出轨，出轨对象是与阿里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张大奕。

　　由于蒋凡的淘宝/天猫总裁的分量和张大奕的网红身份，这条微博在瞬间就引爆了网络。但很快，不知道是不是阿里巴巴采用了某些公关手段，微博上关于此事的热搜一度消失了。微博还因此受到网络主管部门的严厉处罚。

　　后来，蒋凡在公司内网发帖，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因为家人在微博上的言论和一些不实网络传言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深表歉意；第二，恳请公司对自己展开相关调查。

　　4月27日，阿里公布了调查结果和处分通知。

　　公告显示：蒋凡未被查出利益输送的违规行为；但其在公司重要岗位上，因个人家庭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严重舆论危机，给公司声誉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予以处分。

　　蒋凡被取消合伙人身份，降低职级，记过一次，罚俸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只是说“没有发现利益输送”，但对“是否出轨”则以“个人家庭问题处理不当”的表述轻轻带过，对此事造成的影响只是说“造成舆论危机”和“影响公司声誉”，丝毫不涉及道德、价值观等层面。而对蒋凡的处罚，也颇有“罚酒三杯”的味道，与此前对卫哲和抢月饼的同事，形成鲜明对比。

　　如此处罚，也就意味着，“做了坏事”本身不是事儿，“做了坏事没处理好，给公司造成了不良损失”，才是事儿。

　　据“晚点LatePost”报道，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会上，有员工直接问高层：“蒋凡事情这样处理是不是代表阿里的价值观崩塌了？”

　　张勇的回答是：

　　“谁都知道更简单的决定是什么。但我们毕竟还是个商业组织。”

　　张勇坦诚说，自己经过很长的纠结、思考和讨论之后，最终由他来做了这个决定（没有开除蒋凡），所有的责任他来承担。（见《阿里内部价值观大辩论：谁的红线？》，管艺雯宋玮，载“晚点LatePost”公众号）

　　蒋凡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可能代表着阿里在价值观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阿里有了新的侧重。假如他们以前说的做的不是做戏的话。

　　7　初星事件

　　初星事件就是最近的这一次阿里女员工疑似酒后被性侵的事件。为了保护受害者隐私，我们用“初星”这个化名来代替当事女士。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一份据说是初星写的word文档显示，她是在台风期间，被上司强行要求去山东出差。在山东的酒桌上，她被灌醉，期间和其后遭遇客户张某及上司曲一的猥亵和侵犯。她第一时间报警，并在回公司后，向上级以及人力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未获重视。

　　网上有一位疑似阿里人力部门的人辩解说，之所以没有当即处理，是因为双方的说辞差异太大，要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这话乍一听似乎没错，但是这仅仅是涉及到犯罪的部分。而实际上陪酒、灌醉以及发生过度亲密行为等事情都早已清楚，并不需要等待调查。

　　仅凭这一点，按照阿里巴巴价值观，这件事情起码应该引起上级、人力资源部门，以及最高管理层的警醒和处置。

　　但是令人无语的是，尽管初星在公司内激烈地反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曲一依然正常上班，而阿里的高层，对此事竟完全都不知情。

　　初星后来不得已到员工餐厅发传单，同时又有人在网上传了相关消息，事件才得以曝光。

　　网上传的初星所发传单。图源见水印

　　而阿里董事局主席张勇，甚至是在此事已经成为内网风暴和外网热点之后才知道的。

　　8月8日凌晨，在事件发生11天后，在初星向公司反映6天后，阿里终于做出了处理决定：对曲一辞退，永不录用；初星所在事业群的总裁和HRG（俗称“政委”）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受记过处分。

　　平心而论，阿里巴巴二十多万员工，出现少数败类，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一贯号称重视价值观的阿里巴巴，在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很长的时间里，价值观起到的作用完全为零。

　　无人在乎初星经历了什么，无人为她主持公道，直到她以近乎“滚钉板”的行为在食堂发传单控诉，直到事件酿成了网络风暴，高层才出来表态，公司才予以处理。

　　这也被外界称为“25万阿里人耻辱的一夜”。

　　复盘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我们会发现，让阿里高层触动以及作出处罚决定的，不是因为内部有人做了坏事，而是这个坏事被捅出去，让外界知道了。这表明，所谓的价值观，在阿里已经完全失守了。

　　8　冲击

　　在过往若干年，马云和阿里一直都试图塑造一个极度强调价值观的组织。他们说的话很诱人，讲的故事很动人，甚至还把价值观纳入到员工的考核之中，而且占的分数比例不小。

　　不管对马云还是阿里管理层而言，我相信最起码在早期，他们对价值观的认可和推行是非常真诚的。阿里人大部分是相信这些价值观，并且愿意遵照执行的。

　　尽管阿里的数万人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与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背离的行为，但不管是马云，还是阿里管理层，都愿意为了坚守这个价值观，而缴纳“投名状”，哪怕这个投名状成本非常高。

　　也因为这样，这么些年来，总体上马云和阿里在大众眼中的形象是很积极正面的。这一点对阿里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内部人心的凝聚还是外部品牌的塑造，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员工、客户、投资人、社会，都给与了阿里更多的信任、支持和尊敬。

　　我相信，阿里人的自豪感，以及外部对阿里以及阿里人的尊重，除了阿里平台牛、员工赚钱多以外，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共同信奉和坚守的价值观带来的。

　　但是从“月饼事件”后涉事员工的召回，“蒋凡事件”后管理层对蒋凡的力保，“初星事件”中她所求助的那些中高层领导和人事部门的淡漠，以及最高管理层长时间对此事的一无所知来看，阿里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了摆设。它的红线已经极度模糊，员工对之已经没有敬畏之心，随便就可以践踏，周边目睹或听闻其践踏的人，也不拿它当一回事。

　　以“初星事件”为例，最值得阿里高层警醒的，并不是为什么会有曲一这样的人，或者说为什么阿里人会做出这样的事，而是在出事之后，初星在单位向领导和人事部门反映，根本就没有人重视这件事，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向更上一级汇报的事情。从这可以看出，阿里的价值观，在员工的心里，已经完全缺位了，它就不是阿里员工用于评判一个事情对错的基本准则。

　　如果员工在遇到显然已经涉及到踩了红线的事情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价值观作为准则来评判，那就说明，平时公司说的再多，对外宣扬的再多，考核占的分数再高，都只不过是表面文章。

　　我认为，阿里高层可能低估了价值观失守将带来的严重冲击。

　　从内部来讲，首先是公司员工可能不再把上面宣导的价值观当成一回事儿，即便表面上认可，内心里也不以为然，行动上更是无所谓了。

　　其次是公司员工内心的自我价值认可已经失去了，以前可以骄傲地向外宣称我司的价值观如何如何，现在根本就没法讲，讲出来反而被人笑话和嘲讽。现在能体现员工内心自豪感的地方，也就只剩下钱了。这对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和战斗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就好比把一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部队变成了为钱服务的雇佣军部队一样。

　　而对公众而言，当阿里以往树立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其带来的反噬，也是尤为厉害。因为这从情感上涉及到人们对“善”的向往和支持是不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从理智上涉及到人们有没有觉得自己被花言巧语所欺骗，显得像个傻逼。

　　当大众在“月饼事件”、“蒋凡事件”、“初星事件”中，一次又一次见证了阿里所宣称的和所做到的不一致，就很难再相信阿里所宣扬的那些东西了，反正你说什么我们就当做看猴戏，认为你不会当真。

　　9　义与利的抉择

　　为什么早期的阿里和现在的阿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是因为阿里宣扬的价值观本来就是忽悠，只不过是原来掩饰得好现在现了原形？还是说阿里原本是真诚的，只是现在忘了初心？抑或是因为理想主义的马云退位，现实主义的张勇上台的缘故？

　　我觉得上面这些可能都不是主要原因。最关键的原因，应该还是竞争的压力变化所致。

　　一个好的价值观，从长期和总体来看，必定是促进业务发展的。但是从短期和局部来看，有时候是和业务发展相冲突的。

　　例如，一位特别能干的业务员、程序员，甚至公司总裁，违反了价值观的时候，如果公司坚守价值观，对当事人进行严厉处分，可能会造成业绩上的巨大损失。这个时候，企业就会面临“义”与“利”的抉择。

　　在阿里发展早期，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阿里的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蓝海。用现在流行的用语来说，这是一个广袤无比的流量池。阿里可以尽情享受流量以几何级数暴增的红利。

　　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价值观有助于带来更多的流量，为了坚守价值观而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也不影响公司长期估值的变化，所以阿里有底气在“义”与“利”发生冲突之时，选择“义”而放弃“利”，因为它放弃的只是短期之利，从长期来看，坚守价值观会带来更多的“利”。

　　而近年来，中国该上网的人基本上都已经上网了，该用电商平台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用了，换句话说，互联网的流量已经到顶。蓝海已经变色，现在只有红海。阿里想要保持以前那种流量和业绩增速，已经没有可能。

　　但是作为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行业增长的惯例就是几何级数，资本市场的要求也是增长永不停歇。阿里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也承担着流量到顶的最大的压力。

　　它的业务几乎遍及每一个领域，所以满眼看过去，腾讯、字节、美团等巨头，都是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能够守住原来的基本盘，都已经很费劲，要开拓新的领域，实现新的爆发式增长，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义”与“利”的天平，已经悄悄地往“利”的那一边偏移了很多。原来在价值观与KPI冲突时，可能会优先选择坚守价值观，而现在却可能优先选择KPI。因为此时守住“义”而放弃“利”，不仅是短期失去，而且将是永久失去，而不像早期那样可以从未来弥补回来。当这个“利”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可以放弃一下；但是稍微大一点，就会导致高层难以决策了。也就是说，迫使阿里高层因为“利”而放弃“义”的“利”的阈值，大大降低了。

　　这也是为什么马云在2011年可以放弃卫哲，但是张勇在2020年却舍不得放弃蒋凡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马云和张勇不同，也不是因为卫哲和蒋凡不同，就是世易时移，企业的生存压力不同了。

　　那么，是不是说阿里价值观的失守就无可挽回了呢？

　　这取决于两点：

　　一是阿里能不能尽快找到一个新的业务突破点，发展出另一个超级业务。这个业务的规模，至少要是淘宝、天猫、支付宝、阿里云这种级别，才能确保其流量增长和业绩增长符合管理层及资本市场的期望。

　　如果阿里能闯出这么一片新天地，那么未来再面临义利之争的时候，就有足够的空间取义舍利，从而比较好地坚守价值观。

　　二是阿里高层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重新树立价值观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便在新流量枯竭，新业务迟迟无法突破的时候，情愿接受业务的下滑，利润的下降，投资人的质疑，也要把价值观坚持贯彻到底。

　　如果要做到这样，阿里就需要一次彻底的反思和整改。它可能不是一些修修补补，而是脱胎换骨般的重塑。可能会引发业务和人事的巨大震荡，以及业绩的短暂下滑。但是一旦走过这一关，也许阿里能获得新生。

　　10　周公还是王莽？

　　2019年8月16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马云和他的阿里帝国》。结尾之处我曾如此写道：

　　迄今为止，马云和阿里的形象，都塑造得挺好。但我总觉得有一点不靠谱感。

　　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马云和阿里的未来究竟会如何？

　　我满怀期待。

　　两年后的今天，马云和阿里在舆论中的形象，已经和我写文的当时截然不同。

　　但他究竟是周公还是王莽？恐怕到此时，我们依然无法判断。唯有以后再来观察。

　　如果阿里就这样一天一天烂下去，答案自不待言。但如果阿里能借“初星事件”痛定思痛，重新树立其价值观，它依然有望成为一家真正让员工感到自豪，真正让大众发自内心尊敬的伟大企业。

　　马云曾经希望阿里能活102年，也曾说过，他和伙伴们立志要做一家受尊重的公司。

　　他说，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怎么能做好这个公司，而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公司。

　　希望今天的阿里人，还能记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