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熙：当吴晓波说“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我心虚了

　　写过《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腾讯传》等畅销书的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财新媒体的一次访谈中说道：

　　“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

　　“我觉得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

　　“无用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说吴老师是不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以前情商挺高的啊，小嘴巴巴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其实我倒觉得，大家应该多鼓励像吴老师这样的精英，在公共场合，更多地吐露真言，别老藏着掖着。

　　就像那个马云同志，曾经说996是福报，让我们听了以后，颇感神清气爽。这才清醒过来，原来马云同志，看着和蔼可亲、人畜无害，但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他的屁股依然坐在资本家的沙发上。

　　吴老师说得好啊！

　　这验证了我们曾经学习过的马克思哲学，虽然有点枯燥，但句句都是真理。

　　吴老师用自己的真诚，在为马克思哲学背书。

　　怎么说？

　　吴老师嘴中所说的，“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

　　吴老师搞了个知识付费栏目，挺赚钱的，叫做“吴晓波频道”，每天为大家解读最新的财经信息。

　　大概付费的粉丝有几十万人吧，因此，吴老师才会在节目里说，我只要服务好几十万人就足够了。其他十几亿中国人对他而言，就是无用之人。

　　他是从经济意义上，对人的“有用”和“无用”进行了诠释。能让我赚钱的人，你们就有用。让我赚不到钱的人，你们对我而言就像尘埃一样。

　　有人会说我曲解了吴老师的原意，吴老师可能是没表达好，至于他到底想表达啥意

思，需要他自己做进一步解释。

　　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吴老师作为从业几十年的媒体老兵，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面对记者采访，说出这样一番言论，引起公众轩然大波。到底是怪我们理解错了，还是他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呢？

　　毫无疑问是后者。

　　镜头里，采访吴老师的那个记者，听到吴老师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表情是错愕的。显然，这个记者跟我们理解的是一样的。

　　而吴老师面对错愕的记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错话，并没有重新组织语言，事后也没有要求把这段谈话内容剪掉。

　　说明什么？说明吴老师是认真的，是真诚的，无需过多解释。

　　他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耳朵所听到的，人大部分都是无用的人。

　　掷地有声！一个唾沫一个钉！

　　他这个在马克思哲学体系里，有个名词，叫做“异化”。啥意思？说通俗点，“异化”就是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把一个事物本来的样子，变成另一副模样。

　　在吴老师的语境里，他把活生生的人，异化成积累财富的工具。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马克思说的明白：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吸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由这部分价值来计量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

　　劳动本来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但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劳动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手段。

　　同时带来劳动的异化、土地的异化、人的异化。

　　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我是我，你是你，吴老师是吴老师，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共享同一片蓝天，脚踩同一块大地，可以在一个咖啡厅里喝咖啡。

　　但是，当资本主义来到人间，我们就不是以前的我们了。我们在吴老师的眼里，一分为二，变成了两类工具，一类是能帮他生财的工具，一类是没用的工具，暂时放入废物箱里。

　　这时候，作为废物的我们，就没有资格跟吴老师坐在一起喝咖啡了。我们应该知趣一点，走远一些，不能坏了吴老师的雅兴。

　　当然，作为被吴老师放进废物箱的工具，我们不要灰心丧气，万一哪天吴老师的赚钱业务拓展了，我们变废为宝，也未可知。

　　这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不但异化了我们，也异化了吴老师，让他长了隐形的翅膀，飘了起来。

　　前几年，吴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9年的春天，当时吴老师还是个大三学生，为了准备毕业实习，他和三个新闻系的同学萌动了到南方看看的念头。于是，四个人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准备去调研。当时还缺少一大笔考察经费，四个人一筹莫展。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吴老师意外收到一份来自湖南娄底的快件。打开一看，是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偶然在《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谈及有几个上海大学生要考察调研的计划和窘境。这个厂长当即决定赞助吴老师等四个人7000元钱。

　　在1989年，7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一根雪糕才一毛钱，我们管有钱人叫做“万元户”，意思是说，家里存款超过一万元的，我们都替他发愁怎么花。

　　当时收到信的吴老师半信半疑，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根据吴老师今天的价值观倒推，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但是不久，还真的收到一张汇款单，从湖南娄底寄来的，足足7000元。

　　有了钱的“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随即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南方考察活动。期间，他们顺道去了一趟湖南娄底，去拜访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厂长。

　　这个厂长姓廖，经营着一家只有二十来人的私营小厂，生产工业照明灯配件，每年利润只有几万元。廖厂长居然拿出7000元，赞助几个素不相识的大学生。

　　当时廖厂长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同学们考察结束，能寄给他一份考察报告。

　　结果，吴老师四个人逛遍了南方十一个省份，只写了几篇自己都不满意的“新闻稿”，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像样的“考察报告”。等于白拿了人家7000元血汗钱，旅游了半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一路上所见所闻，让年轻的吴老师看到了一个书本上看不见的中国，在见识上比同龄人领先了一大步，这对吴老师毕业后在财经领域开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这一点上来说，廖厂长是吴老师人生道路上的一位贵人。

　　说实话，这个故事挺感动人的。

　　但今天不谈情怀，我想到的是另一个角度，这四个穷大学生，跟湖南娄底的廖厂长，八百万杆子都打不着。

　　如果这个廖厂长，秉持吴老师“无用论”的话，把他们四个穷学生当做没有用的废物，会有这段感人的故事吗？

　　中国人自古崇尚文人，尊重知识分子。对吴老师这些知识分子，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值，觉得他们妙笔生花、出口成章，懂得比别人多，必然是知书达礼、心怀社稷之人。

　　其实大家一厢情愿了，知识分子也是有阶级性的，代表不同的阶级，反应出不同的风貌。亲不亲，阶级分。

　　那吴老师代表什么阶级呢？

　　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即便再穷，我也要

站在富人堆里”。

　　旗帜鲜明，不容置疑。

　　吴老师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一种好教员，能教会我们许多道理。

　　假如我们周围，充斥着吴老师这样将人异化的所谓精英，那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试着思考一下。

　　如果大家面对有血有肉的彼此，都像吴老师一样做个二分法，看看对方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

　　那么请问：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拉我们一把。

　　还有没有人，愿意到最贫困的地方，去带领乡亲们，为实现“一个也不能少”的扶贫目标而拼搏奋斗；

　　还有没有人，愿意做时代的逆行者，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群众遮风挡雨。

　　还有没有人，愿意舍小家为大家，到最艰苦的边疆，为祖国和人民站岗放哨，用生命谱写“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毛主席曾说：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还是希望无产阶级的人性多一些。

　　吴老师，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