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港人治港”已宣告失败？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很快会与包括深圳市等广东省市政府签署相关事宜，让两地（香港和内地）公务员互换“挂职”，促使他们更加了解两地情况。

　　香港与内地之间公务员的“交流”，事实上，早已有之。那么这次的两地公务员“互换挂职”有什么新意和突破呢？

　　其实这一新政，不仅是要直观上提高港区公务员对国情的了解和实际行政能力，而且是为了根本性解决一项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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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港府推出的加强版“挂职计划”，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涉及不同制度、法律体系间公职人员的常态化交流，关乎制度、法律之间的全方位调适和对接。显然不仅是对参与此项计划的两地公职人员个人的影响，更是对地区间增进了解、增强融合的一种积极推动。

　　香港特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上月在特区立法会透露，正与内地部门商讨加强香港公务员培训，包括让公务员到内地单位“挂职”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学习。他还指出，未来也希望引入规定，要求公务员必须在三年试用期修毕内地培训课程，才可获长期聘用。

　　“挂职”计划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公务员法第69条中规定的“公务员交流制度”，其目的之一在于帮助不同地区、领域的公务员对“国家的行政层级、治理状况、行政文化、危机管理经验”有更加完整而多层次的理解。

　　其实，内地与香港的公务员交流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截至2020年，平均每年有约100名公务员参加两地交流活动，该交流计划涵盖范围包括城市规划、交通管理、公共房屋、卫生和食物安全，商贸、信息科技、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

　　不过，之前更多采用的是香港与内地分别开办培训班，让对方的公务员来上课的形式。举例来说，就有不少香港政务官参加过内地举办的国情班。

　　但香港社会一直有声音认为，这种培训虽好，但近乎走马观花，无法切实帮助两地融合。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的“挂职”是一大进步。

　　其实，香港特区政府使用“挂职”这个词，就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非常内地化的一个用词。

　　香港在一些词汇的使用上，与内地的习惯大不相同。

　　据一位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透露，有些港府公务员的中文水平十分捉急，因为习惯了英文办公，他们在遣词造句时会有一些英文习惯，导致中文语句很不通顺。

　　有的则是刻意在用法上与大陆做区别，是傲慢与偏见的心态作祟，强调香港的特殊性。

　　但这次主动使用“挂职”这个词汇，可以看出港府对推进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意愿在增强。

　　是什么让香港公务员放下了傲慢与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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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AO治港”的神话破灭了。

　　所谓AO（Administrative Officer），指香港政府的政务官。香港公务员制度沿袭英国，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在政府担当重要角色，他们会定期被派往各决策局和部门担任不同职位，制定政府政策，被视为是晋升高级公务员的踏脚石；事务官则是指在政府中负责实际执行事务的官员。

　　香港AO在政治上的崛起始自彭定康时期。此君久历宦海，深知作为末任港督，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威必定会受损，毕竟没有人会诚心诚意给一个即将走人的上司打工。但肥彭又身背打破政治传统、给中方挖坑的任务，如果不在香港政坛获取一批坚定的支持者，他的任务将以失败告终。

　　末代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之前，港英政府的政策制定主要依赖港督和行政局，重大决策则需要伦敦拍板，而行政局的议员则由港督从香港社会精英中遴选。AO团队不涉及政策制定，只负责纯粹的执行。但在回归前夕的香港，昔日亲英的工商界精英，大半将立场转变为亲中，彭定康再想依靠行政局已是缘木求鱼。

　　于是，彭定康将目标对准了AO。

　　他先将行政局改组，让它变成咨询机构，而政治决策权力都收归于港督本人。政务官系统则是彭定康唯一依靠的团队。在彭定康执政的几年中，香港的政策制定权转移到政务官体系之上。

　　就这样，政务官体系成为了实质的执政系统，AO治港的局面就此形成。

　　香港回归后，为求稳定，中方大抵承接了英方在香港的管治架构，AO们更经历了政治上的黄金期。

　　董建华出任特首之后，他的副手，香港行政司司长陈方安生就是华人AO的代表。二人不和，甚至导致AO系统与特首磨合出现问题。

　　董建华与陈方安生

　　等到AO出身的曾荫权接任特首职务，更将一众昔日的AO同僚提拔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司局长的位置上。

　　尽管曾荫权之后的特首梁振英并非AO，但任命的二把手和三把手——行政司长和财政司长——林郑月娥与“薯仔叔叔”曾俊华，都是AO出身。

　　梁振英

　　等到梁振英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当时风头最盛的接任者，有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三人，这三位全部是AO出身。

　　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后，尽管她在AO系统内的人脉并不深，但还是任命了不少AO出身的官员。

　　曾俊华与林郑月娥

　　所谓“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无论香港政坛在回归后有几多风云变幻，AO们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众所周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香港年轻人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呢？是顶级投行的经理人，还是在法庭上折冲樽俎的大律师？都不是，答案是做AO！

　　举例来说，本年度香港特区政府计划招聘45名AO，尽管对学历和英文能力要求很高，也还是有约1.4万人报名，平均311人争一个位置。有港媒形容此情此景为“争崩头”，真是颇为贴切。

　　这一让香港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岗位，起薪高达55000港元，福利待遇更是吓人。刚入职的AO位于总薪级表的27点，再加上每月自行租屋津贴：单身人员津贴额为14850港元，已婚人员津贴额为16640港元，而家庭津贴额则为18560港元。若到“政务主任”，薪点升至44点，有关津贴额更可高达每月35580港元。

　　稳定的升职机制也是它吸引人的一点，政务主任就职6至8年后，大多能升上高级政务主任。工资收入也会随着资历稳步提升，退休后还有高额的退休金保障生活。

　　就算离开政府，出路也都非常不错。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政治助理袁莎妮离开政府后，现任香港总商会总裁。

　　这份工作，着实令人艳羡。

　　再者，眼看一众司局长、甚至特首都是AO出身，这样的前景怎能不让有志于从政的香港后进精英心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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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地说，用如此高薪厚禄吸引来的一定是香港优秀的青年学子。AO团队政治中立、专业的形象，也让无论中央政府还是香港民众，都感到十分放心。这也是回归以来AO能够主导香港政坛的原因。

　　但政事并不总是那样让你复制粘贴，按部就班去做就完事的，尤其是对香港这样一个状况复杂的地方来说。

　　随着“港人治港”实践的深入，不少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随着2019年反修例风波与2020新冠疫情的相继爆发，AO治港的神话彻底破灭了。

　　因为AO虽云“精通政务”，但其实又“不通政事”。

　　当年英国人虽然在临走前给了AO们权力，但英国人培养AO时，并不是按照领导者的方式。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曾说：“英国人将我们（中国籍AO）训练成执行者而非领导者。”

　　叶刘淑仪

　　事实上，这些华人AO入仕之时除了英语出色外，政策分析及逻辑能力尚属萌芽阶段，英国人也并未将他们视为未来的领袖，这样训练出来的政务官员，实际上对于政治并不敏感。他们产出的政策，尽管在理据上或可以服人，但在实际执行中很有可能与政治大气候背道而驰。

　　在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爆发之前，民众对于修例缺乏理解，境外势力乘虚而入，反对派也已经察觉到了民意可用，开始了大规模的动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港府内部的AO精英们却似乎浑然不觉，没有及时回应社会的质疑，让境外势力和本地反对派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最后酿成暴乱。

　　而在暴乱发生之后，中央明言要求“止暴制乱”，但AO老爷们又慢了一拍，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如同无牙老虎，让香港的国安战场上，只剩下3万香港警察独撑局面，令人不禁嗟叹。

　　AO们入仕之初就没有被要求负起领袖的责任，所以他们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自然采取规避的态度。

　　同时，这些华人AO们尽管不少出自贫寒，但一入官场，立享高薪厚禄，福利待遇又好，他们脱离基层的速度十分惊人。粤语里将这种行为称作“离地”。香港一卡通叫作八达通，但竟有不少香港高官，不知道如何用八达通乘坐香港地铁。

　　叶刘淑仪回忆自己的AO生涯时曾表示，那时出门就车接车送，工资又丰厚。带薪年假时间很长（最少18天），官员们之间讨论的都是放假了出国去哪里游玩，平常真的很少接触市民，确实十分“离地”。

　　2020年7月，香港防疫形势紧急。港府祭出雷霆手段，要求全市餐厅禁止开放堂食。结果第二日香港降下大雨，因为没有堂食，不少市民只能在街头用餐，饭菜被雨水打湿，许多人捧着餐盒避雨狼狈避雨的场景成了不少传媒的头条。港府无奈，又转变态度，允许开放堂食。

　　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政府官员坦言，本以为禁堂食之后，市民都会叫外卖在办公室用餐，但没想到有这么多香港市民并不在办公室工作……

　　大概这些缺乏基层实践的AO只能“推己及人”，以为香港无论何处、何种行业都如自己身边一般“现代化”，忽视了香港有大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送餐员这样没有办公室的工种。应该说，港府官员对防疫还是出于好心，并不是有意忽视这些基层市民，唯独是情急之下，缺了“常识”。

　　这个问题无可避免地被反对派传媒抓住，将之称为：政府的“离地”大发现。

　　场面确实非常难看……

　　香港AO们还有不少公务员的通病。在上支下派的政务系统中，因为层层官员都要对上负责，最后自然形成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风气。

　　此外，还有非常敏感的一个因素。那就是香港“世界太小”，培养精英的管道十分狭窄，也就是说，这些政圈精英，无论是建制派、反对派、AO，很有可能互相之间不是同学就是校友。如果执掌关键岗位的政坛人士，对于国家安全底线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种紧密的关系网无疑酝酿着巨大的风险。

　　试想，如果你是一位香港中产家庭出身的学生，文凭试（香港高考）考得高分，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香港政治精英的摇篮），毕业后考入政府当了AO。但你的同学们呢？他们有的参与政党活动通过选举进入政坛，有的做了记者进了传媒圈，甚至为亲反对派的媒体工作……

　　类似的例子在香港政坛可谓俯拾皆是。

　　在内地颇为知名的爱国议员何君尧，与反对派最资深议员涂谨申是港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学；

　　在修理风波中，负责主持4点钟记者会，与一干黄媒激辩而名扬香江的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铨，与乱港分子、香港民主党双料议员林卓廷，是中大政政98、99届的师兄弟，而林卓廷本人也曾担任过廉政公署的调查主任；

　　乱港分子黄之锋的父亲，与香港律政司前司长袁国强是高中同班同学；

　　资深大律师余若薇是反对派大党公民党的创始人之一，而她的亲弟弟则是港府最得力的法律顾问大律师余若海，姐弟俩多次对簿公堂；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则与中间派前议员梁家骝是同宗同族……

　　2013年底，时任特首梁振英有一份11页文件，是探讨和大湾区内的城市协调，在内地觅地建公营房屋以缓解香港土地不足的问题。

　　这份机密文件竟然被原封不动漏了给《苹果日报》并全文刊登。事后翻查电邮纪录，发现整个政府只有极少数人（据闻不到30人）有权看到这份机密文件，除了相关局长便全是AO。事发至今7年，仍然不知道是谁漏给苹果日报的，而该计划亦胎死腹中。

　　可以说，AO治港神话的破灭，正是因为不少AO并无政治领袖的担当，却承担了政治领袖的工作；脱离基层生活太远，却制定政策影响基层的生活；因循守旧，拒绝革新；对国家安全、民族意识这些大义缺乏理解。

　　所以，这次“挂职”对于AO团队来说，非常重要。有专家提议，让来挂职的香港AO多去那些脱贫攻坚的一线村庄，了解内地政府改造这片天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绩。这也是勉励这些AO多多接触基层，真正为香港市民服务。

　　而通过“挂职”，让AO们对于国家有更多的了解，提升他们的忠诚度，更是“挂职”的题中应有之义。

　　AO团队作为香港政治架构中的精英分子，有着运营香港社会的丰富经验，如果能够革除积弊，这支队伍当然是治理香港的重要部分。但若是AO们无法迅速调整，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继续抱着老一套的方式行事，那么不但他们自己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内地与香港对于“港人治港”的信心恐怕都将有所损失，希望AO们可以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