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提问题发牢骚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难

　　文/老C

　　国家、社会、公司、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找出问题容易，找到解决办法难。

　　1、

　　我年轻时，曾经在某著名咨询公司做管理咨询。当时第一个项目，做了一个月，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一个PPT，列了项目中碰到的，以及客户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issues） ，去找领导做汇报。讲了一个小时各种问题。

　　领导听完之后，摊了摊手，问：“然后呢？” 我说，“我看到的问题都讲了，后面没有了。”

　　于是，领导批评我，说：“找问题没有错，但不要只讲问题，要讲解决方法。”

　　“你向领导汇报，提一大堆问题，不说解决方法。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找茬的。”

　　“你找客户的问题，客户花上千万请咨询公司就是自己知道有问题，客户花钱是要找解决方法。”

　　“做事情，永远不要满足于只找到问题，要多想一步，深想一步，想如何解决问题。你开始思考解决方法后，就知道你找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上流传一个不知真假的段子。某年，华为的一名新员工，刚到华为时，就公司的经营战略问题，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任正非。这名新员工是名校高才生，原以为自己这封万言书能得到任正非的肯定和赞扬，但是没想到结果却出乎意料。任正非看了他这封“万言书”后，批复：“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等我在咨询业混了一年之后，做事方法论就比较成熟了。

　　无论给领导还是客户汇报时，先说问题（issues），然后马上提解决方法（solutions）。还得不止提一个，提好几个选项（options）。然后再分析各个选项的优缺点（pros & cons），画个月亮图（harvey balls）。最后，给出建议（recommendations）。

　　有时候，还要留点白，让领导或客户有机会贡献价值（add value）。比如给两三个options，只有一个靠谱，剩下的明显不靠谱，让领导拍板，贡献价值。等领导选对了赶紧拍拍马屁，说领导英明神武。（手工狗头）

　　不过也有时候领导会选完全不靠谱的选项，那就麻烦大了，圆回去可不容易。（手工狗头）

　　咨询的经历告诉我，外来者眼中，看到的很多问题，其实企业领导自己也看得见。但真正找出解决方案是非常难的。企业很多问题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解决问题，往往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取舍（tradeoff）。

　　2、

　　回到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国有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不需要否认。

　　大方面，贫富差距、人口、民族、环境、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对于某个行业，某个公司，某个人的人生，更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负面事件，每天都发生成成千上万件。

　　就拿自杀问题举例。根据WHO的数据，中国的年自杀率 十万分之8.1。中国14亿人，每年自杀十一二万，每天自杀300多人。我相信，每一个自杀的人，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前不久，河北大货车司机自杀，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中国2000万大货车司机，如果大货车自杀率和平均水平一致，每天估计有4-5名大货车司机自杀。

　　看起来问题很严重。但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有明显下降，从2002-2005年的十万分之12-13下降到8.1。中国的自杀率也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美国16.1，英国7.9，韩国28.6，日本15.3，德国12.3）

　　自杀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老实说，全人类都没有找到什么解决办法。自杀的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女性，也有男性，有老人，也有青年。并没有某种普适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市场化媒体喜欢挖负面新闻，这个也很正常。媒体天生喜欢挖负面，喜欢批判。这个很正常。负面新闻吸引眼球引发共情。

　　有些朋友喜欢找国家的各种问题，为之痛心疾首。如果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没啥问题，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有些朋友喜欢定体问，把一切问题归于体制。这个我不同意，但也能理解。体制有体制的问题，中国体制有各种问题，美国体制也有各种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些人天生喜欢挑毛病，永远不满意。有些人性格就比较cynical,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反对某些人，不在于他们提出的问题，而在于他们主张的解决方法不靠谱。

　　这些朋友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有一种叫“美式民主”的神药。他们认为，所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文化，不管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服用这种神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个完全不靠谱，要坚决反对抵制。要按他们的做法，一定把中国彻底带到沟里去。

　　我的后半辈子，和我的子女后代，大概率会继续生活在中国。按他们的解决方案做，把中国带到沟里去，会损害我的利益。所以，必须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3、

　　在做企业咨询中，经常用到一个英文词叫tradeoff。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大概是权衡、取舍的意思。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决策都是在两难中取舍。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命名的。这种改进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还有个概念叫卡尔多改进，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

　　帕累托改进是皆大欢喜。你变好了，我也没有变差。但这种好事，可不会老有。

　　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初期，存在很多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大家都受益，只是有人受益多，有人少，自然争议就小。

　　现在有句话，叫改革进入深水区。什么叫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帕累托改进越来越少，卡尔多改进越来越多。改革虽然会让整体效益上升，但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受益。

　　卡尔多改进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卡尔多改进中，受益人愿意补偿受损人，就问题不大。但真实世界的改革中，变好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受益是因为改革。而是觉得是自己牛，认为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我受益的唯一原因是我自己的努力。

　　卡尔多改进中，变好获益的人往往不愿意补偿其他人的损失。这种情况下，虽然总体提高获益，但存在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就会产生矛盾。

　　这时，变革的决策者要做取舍权衡。有时要强迫受益者补偿给受损者，有时要允许暂时性的出现部分人受益，部分人受损。

　　过去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人都受益。但有人多有人少。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整体虽然在变好，但有人受益，有人受损。

　　无论是政府强迫受益人去补偿受损人，还是接受改革导致部分人获益，部分人受损，都会产生巨大的矛盾。

　　立场不同，观点肯定不同。有争议很正常。改革进入深水区，怎么可能没争议。

　　4、

　　当我们看到关于社会问题的各种报道时，除了义愤填膺外，我们要多问自己一句话 - “怎么办？” 在看到某种解决办法时，也要想想，这种解决办法会产生什么后果。

　　比如，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低。但怎么解决呢？

　　解决贫富差距，要么让穷人变富，要么让富人变穷一点。

　　比如，给富人加税。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

　　但这产生了一个问题，最富的一群人，有各种税务顾问帮着研究怎么避税。富人一不爽，还可以跑到别的国家移民。以美国IRS这么强势的税务征管部门，拿富人也没辙。

　　沃伦巴菲特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有道德感的好人。他曾经在过去几年中和他的朋友比尔盖茨大声疾呼提高富人的最低税率。由于资本利得税远远低于其他收入税，他的一个著名评论是他的税率比他的秘书的税率还低。

　　然而，他一边提倡提高富人税率，一边还是要绞尽脑汁合理避税。巴菲特在2014年有一个经典的避税案例。他在1973年以1060万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的部分股份，在2014年，这部分股票值12亿美元退出。理论上应该缴税4亿美元。

　　巴菲特用一个复杂的资产重组+换股的操作，相当于用10.9亿美元出售了华盛顿邮报的股份。看上去巴菲特亏了1.1亿美元。但这个操作几乎不用缴税，买家开心，用10.9亿美元买到了12亿美元的资产。巴菲特也开心，表面上亏了1.1亿美元，实际省了4亿美元的税。那究竟谁不开心呢？

　　这个交易完全合法合规，利用美国税法的规定避税。

　　类似的避税方式很多。比如著名的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Dutch sandwich）。这是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使用的一种避税手法。该手法由苹果公司首创。在这个途径在2019年底失效之前，美国跨国公司每年通过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这一手法避税1000亿美元。

　　世界各国，如何向最富有的人征税，都是一个难题。做不好，所谓给富人加税，往往最终负担落在富裕中产身上。

　　怎么让在改革开放中获益最大的富人群体，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又不至于把富人吓跑，跑到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再比如之前哈尔滨的那个电业局李氏兄弟贪污巨额财产的案例。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黑白通吃的地方豪强势力。最终被中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了。

　　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这种盘根错节的地方豪强势力一直是中央政府头疼的问题。但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体制能解决呢？靠美式民主？美式民主里，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来自于中央授权，而来自于本地选举。中央政府无法干涉地方基层的执政。这种情况下，地方豪强的势力只会更加强大，更加肆无忌惮。

　　5、

　　真实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制度的灵丹妙药。社会的进步，更多的零敲碎打的一点点改进。

　　有时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种治理方式，并不是什么坏事。先打个巴掌，再给个甜枣儿，也很正常。

　　绝大多数政策，都会让一部分人收益，一部分人受损。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一部分人获益很多，就需要调整。让这些获益的群体，多少吐出来一些，去补偿那些受损的群体。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就像开车，太偏右了，就往左打方向盘；太偏左了，就往右打点。方向有点反复，很正常。一直偏右，或者一直偏左，都很可能撞到山上。打方向盘的动作还要柔和一点，不能打得太猛。

　　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注意火候，不能过头，也不能不足。佐料不能不放，也不能过量。做菜，时不时要搅合一下，但也不能老搅合折腾，搅合太多就烂了。

　　古人云：“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 做饭很难让人都满意。有人喜辣，有人嗜甜。治大国也一样，没有任何政策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杂音肯定会有，只要大方向没错，就无需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