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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儿:拉帮结伙?美国的“印太”算盘不好打

作者 :ヤ洃冭誏 2021-04-26 21:33:47 审稿人 : admin

  特朗普执政时致力于打造的“印太战略”,拜登大有继承的迹象。

  当地时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他也成为拜登就任总统后首位“面对面”会见的外国领导人。会见后,美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6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会谈,并举行了联合记者会。/IC Photo

  重提“印太”的不只美日两家,当地时间4月19日,欧盟理事会发表“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的声明,决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存在和行动。专家分析称,欧盟此份声明或意在“应和”美国盟友。

  尽管在“印太地区”动作频频,美国主导的“印太”小圈子利益松散,难以达成共识,“印太”的算盘显然没有美国想象中这么好打。

  4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指出美日嘴上鼓吹“自由开放”,实则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煽动集团对抗,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同本地区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背道而驰,只会让世人越来越看清“美日同盟”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本质和图谋。

  从“亚太”到“印太”

  美国对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传统称谓是“亚太”,“印太”这个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逐渐“走红”。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指出,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着重强调印度的存在。

  特朗普并不是“印太”概念的缔造者。早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曾在访问印度期间提议,建立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内的四国集团,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打破“大亚洲”的地缘政治局限。

  不过,当时奥巴马政府主张“亚太再平衡战略”,四国各方面协调并不一致,导致“印太”概念并未翻起多大的水花。

  直到特朗普上台后,他再次捡起了“印太”概念,并将其升级转变为“印太战略”,把这个较为陌生的词语变成了外交政策上的“陈词滥调”。

  解密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推特截图

  无论是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这些战略变化都与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相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指出,奥巴马政府时期,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受到影响,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是想拉拢盟友,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印太战略”则是在“亚太”基础上扩大,通过印度洋与亚太地区间的关联互动,尤其是拉入印度,意图制衡中国,“两者实则一脉相承。”

  今年年初被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也证实了这一点,文件内容包括如何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优先地位、如何提升美国经济领导力,文件中14条假设推论中有6条直接涉及中国。

  对于这份解密文件,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这份文件的内容恰恰暴露了美国借“印太战略”遏制打压中国、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险恶用心,这实质上是一份“维霸战略”。

  拜登的“小心思”

  特朗普政府口号喊得响亮,但“印太战略”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内分析人士一度认为,“印太战略”或随着特朗普下台而退出历史舞台。另外,拜登作为“当选总统”时,他在词语使用上多次选择“亚太”而非“印太”,这更加深了人们的猜测。

  然而,与先前猜测相反,就拜登政府近期表现来看,拜登大有继承“印太战略”的可能。

  自拜登上台以来,他似乎搞了一场“印太外交”。

  当地时间3月16日,美日举行“2+2”会谈;18日,美韩开展“2+2”会谈。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兵分两路”,一个前往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另一个则“马不停蹄”地访问印度。

  除部长及官员间会谈,领导人间的互动也没有落下。当地时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线上完成首次首脑会谈。当地时间4月16日,菅义伟会见拜登。不久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访美计划也逐步提上日程,预计文在寅将在5月份与拜登见面。

  拜登继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国会山报》报道截图

  王勇指出,拜登政府的外交行动基本按照“印太战略”框架来推行,拜登依旧想要联合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上台后不久便首次召开了首脑级别的“四方安全对话”。此前,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于深化美日印澳的同盟关系,甚至想要借此打造“印太版北约”,但进展较为缓慢。直到2019年9月,“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才由司局级对话升级为部长级,一年后,才举行第二次外长对话。

  拜登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此举也透露了他的“小心思”。

  王勇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可以看做是印太战略的基石,美方的目的不仅在于推动四方加强合作,甚至还想要以四方为基础,形成军事同盟关系。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善于打“意识形态”牌、编织利益网络并利用美国外交手段鼓动盟友关系。

  “理想”始终是丰满的,当其照入现实,拜登政府便会发现,这套以“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的“印太”算盘有多难打。

  “各怀鬼胎”的四方机制

  “四方安全对话”看似有所推进,但刘卫东认为四方实则“各怀鬼胎”,难以达成共识,尽管存在对话窗口,但难有具体效果。

  刘卫东指出,“四个国家的性质、目标乃至国家实力都存在很大差异,硬要撮合到一起,其实并不现实,也难以出台公认的政策,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更多是对外展示姿态,形式大于内容。”

  另外,四个国家间本就存在一定利益冲突,四方机制的根基并不牢固。就日本而言,王勇认为,美日在抢夺亚太市场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上的现实利益也有冲突,双方在具体问题考量上会出现不少分歧。

  除了不愿舍弃中国市场机遇等经济因素考量,刘卫东补充道,日本对于中国还抱有许多政治期待,例如帮助解决“朝核问题”等。从这些角度出发,日本其实并不愿意明确选边站。

  有关日本近期多次发表对华消极言论,刘卫东认为,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要求日本抛弃在中美间的“模糊战略”,要求日本不能一边接受同盟的保护,一边享受中国市场的利益。

  莫迪希望民众有热情和决心以实现“新印度战略”,并将印度打造成经济总量达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印度《电讯报》报道截图

  印度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作为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核心支柱,美国期待印度在平衡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印度与其他三国不同,在理念层面上,中印反而存在更多相似点,例如都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都希望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印度同样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2018年,莫迪政府将“新印度”愿景升级为“新印度战略”,力求到2025年将印度打造成经济总量达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印度一味地唯“美”马首是瞻,其国家发展战略将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综合多重因素分析来看,刘卫东表示,印度也并不愿意替美国冲在前面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对抗后也并不会给印度带来实际收益。

  另外,澳大利亚虽然是在价值观层面与美国最为接近的国家,但美澳之间并非全无竞争。在经济层面上,澳大利亚是以矿产业和农业经济为主的单一性国家,美澳间在农产品贸易上同样存在不小的竞争。

  除内部利益结构松散外,外部因素也导致四方机制难成气候。

  新冠疫情给地区乃至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果,经济先实现恢复性增长。

  “新冠疫情给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逐渐恢复,可能会推动‘印太’相关国家想要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疫情冲击,这些国家也确实无暇他顾。”王勇说。

  近期,日本、印度疫情再有严峻之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计划于当地时间4月23日对疫情蔓延的东京都、大阪府、兵库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当地时间4月22日,印度卫生部公布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印度日增新冠确诊病例首超30万例,随后几天印度不断突破单日确诊纪录。25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高达34.9万例。

  王勇表示,目前来看,疫情对“印太战略”的阻碍要大于对其的推动。

  “四方机制”vs中国应对

  在现有“四方机制”的基础上,美方其实一直想扩大其机制覆盖范围。然而,美方想要达成“四方安全对话+X”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拜登牵头“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谈时,便有消息传出称韩国或将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当地时间3月11日,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崔钟建回应称,韩国历届政府主张,不应出于排斥或牵制特定国家的目的而成立排他性的地区合作机制。

  随后,韩方也多次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在结束韩美外长防长“2+2”会谈后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对于韩国而言都很重要,让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可能,也不可取。

  当地时间3月31日,郑义溶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再次重申,中美两国对韩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中美不是二选一的选项。

  文在寅称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南华早报》报道截图

  除韩国之外,X的另一选项是东盟。

  不过,此前东盟就发布过一份“东盟版”《印太展望》,表达了较为中立的立场。上海社会科学院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鸣曾撰文指出,东盟作为地区内最大的一体化组织,明确反对美国版对抗中国的“印太战略”,因其存在安全结盟倾向,与东盟系列机制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有本质的区别。

  东盟个别国家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也不大,刘卫东认为,从规模上,东盟个别国家与现有四国的规模并不在同一数量级上。另外,东盟国家的加入意愿也不强烈。从这两方面而言,个别东盟国家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并无实质意义。

  预计未来亚太地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中立立场。王勇解释道,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下降,美国能为亚太地区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市场份额等“好处”也在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会有更多的国家表态不愿“选边站”。

  这同样也为中国采取有效应对提供了空间。在美国反复提出要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背景下,王勇指出,首先,中国应该意识到“竞争”或成为“常态”;其次,这种竞争是在中美利益相互依赖的框架下展开的,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双方应恢复一定程度互信,引导竞争向良性方向发展;最后,中国应进一步稳定国际关系,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在亚太地区发挥外交作用,与亚太国家谋求共同发展。

  “归根到底,中国应对的核心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刘卫东说,其他应对举措更多是“战术性”而非“战略性”,只有国内发展顺利,推动经济稳步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民心归一,才能发挥根本性作用,让中国不惧任何外部挑战。

  文/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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