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撕裂美国社会的“夺命三板斧”

　　美国从建国伊始，社会内部矛盾就较为突出。虽然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一直倒逼美国各界作出反应，推动美国社会发展；但也不可否认，美国的社会矛盾也造成了严重的内耗，社会撕裂与社群对立严重削弱了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美国的社会矛盾并不只有阶级矛盾，还有不同社群之间的矛盾，美国社会矛盾的现状也因此极其复杂。美国教育水平较高，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大部，白人公民们多为黑格尔笔下的“精神上脱离了奴隶身份的主人”和福山笔下的“作为历史上最后的人的布尔乔亚”。

　　因此，用康德的话来说，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在具备了“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会追求“道德责任”，这是美国乃至西欧、日本社会运动频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资产阶级化的小地主白人（红脖子）越来越难以生存，外来低技术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挑战。

　　目前来看，美国社会矛盾的表现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巨头公司、身份政治和言论自由。仅仅以阶级分析法为指导，很难全面地看待上述三个矛盾，所以可以采取在经典案例之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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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头公司

　　金融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美国“马太效应”愈发显著，社会收入分化空前严重。以新冠疫情为例，从2020年1月到2021年1月，仅一个财年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3万亿。在量化宽松政策之下，美国600个超级富豪增产升值上万亿美元，占据了美国货币扩张度的三分之一和M2总量的十六分之一。

　　OECD公布的2017美国年度基尼系数为0.39，在G7国家中排名第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基尼系数看上去并不过高，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存在使海外资产转移的成本降低，其真实贫富差距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当。美国的贫富差距引发的矛盾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是因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本身陷入了“政治失语”的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贫富差距彻底暴露，巨头公司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得以显现。金融危机之初，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由于救市资金不足放弃了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市场信心崩溃一发不可收拾，以英国为首的外资纷纷撤离，股市狂泻难止。为此，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事实上，这7000亿元并非完全用于救市，其中有许多实则是进了资本家的腰包，FIRE（Finance金融，Insurance保险，Real Estate房地产）行业的许多经理直接将政府补贴充作自己的年薪和奖金。一系列由都市白领发起的社会运动很快迫使金融行业高管放弃给自己的年薪。

　　针对巨头公司金融垄断的下一步斗争是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17日起，上千名示威者占领了华尔街，以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竞争和社会不公正。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工人阶级是主力，其苦衷是金融的虚假繁荣和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使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岗位和福利减少。记者吉尔德在《占领华尔街：99％对1％的抗争》中将其定性为白领和工人结成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抗议巨头公司的垄断。

　　美国巨头公司垄断的根源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支持，金融业和制造业开始合流，在美国和德国形成了一批工商业联合体。由于现代科技和管理能够极大地提升经济生产力，资本雄厚的制造业企业逐渐在某一领域的市场中形成了垄断，并通过在产业链上的垂直扩张形成了托拉斯集团。

　　二战后美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起源于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得资本在宏观调控的缺位下更大规模地集中，克林顿总统时期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使得科技垄断越来越难以突破。巨头公司垄断的本质是通过资本控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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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政治

　　美国的身份政治是社会撕裂的重要体现之一，其中最尖锐的两对矛盾是种族矛盾和性别矛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美国身份政治是资本家分化工人阶级的阴谋，种族矛盾使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性别矛盾转移了工人阶级的视线。仅仅用阶级矛盾范式来解读美国的身份政治并不全面，需要引入一定的特定范式。

　　理解美国种族矛盾的前提是种族身份本身。美国的种族身份起源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成立初期，白人移民者为了证明自己对新大陆的统治合法性，采用种族分类法对自己和印第安人进行区分。世界各国的“民族识别”和“种族分类”都具有政治色彩，种族身份在创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所以要实现种族平等必须对种族本身进行解构。

　　种族分类原则随着美国的发展而逐渐充实和调整，整体来讲，美国种族分类的发展遵循了“宗教-科学-政治”的轨迹。当欧洲其他各地的移民来到北美十三州后，美洲的白人居民不再以信仰清教的不列颠群岛移民为主，这些最初的移民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对其他移民进行种族分类，创造了“波兰裔美国人”、“犹太美国人”等概念，通过对新移民的文化边缘化来实现对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边缘化。

　　后来的“日本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也是在相同原因下被建构起来的。将“黑人”、“犹太人”和“华人”这些不在一个层级的生物学概念作为种族分类依据本身甚至可以说是对生物科学的一种蔑视，这足以证明种族分类的政治特点。

　　战前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身份政治需要区别来看。在费城制宪时规定，一个黑人相当于五分之三个白人，但是印第安人不算人。这表明，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的态度是歧视，对印第安人则直接将其视作野兽而不视作人类。

　　美国西进运动时期，资本主义对土地资源的渴望使白人与印第安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当印第安人几乎被屠杀殆尽后，美国主流文化才开始接纳不再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威胁的印第安人。事实上，印第安人族群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许多印第安人在民族分类时将自己界定为“其他”而非“原住民”。

　　黑人平权运动可以从地域上分为南北，可以从阶级上分为中产阶级和工人，可以从目标上分为平权和特权，而这三类分类标准是交融而非互斥的。以马丁·路德·金博士为首的南方中产阶级黑人希望实现的是平权，主要诉求是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最终希望黑人与主流社会融合，斗争方式是社会运动。

　　以马尔科姆·X为首的北方工人阶级黑人希望实现的是特权，主要诉求是在泛非主义范式下建立属于黑人自己的文化，最终希望形成一个与白人主流社会二元对立又平起平坐的黑人社会，斗争方式是革命。马丁·路德·金本质上属于1968年的新自由主义左派运动，马尔科姆后继承他精神的黑豹党则受到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恐怖主义相结合的思想的影响。

　　起源于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使美国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开明，这一进程在奥巴马就任总统时达到高峰。目前解决美国种族问题主要有两个范式，分别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种族融合和传统的的种族分类。其中，新自由主义受到了风靡20世纪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新保守主义则坚信社会团体的形成本身是对大众民主的一种挑战。

　　借助colorblindness这一概念，他们希望通过消除种族身份的界定可以实现种族的交融（assimil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当拉丁美裔和黑人在美国人口结构占比中逐年上升，右派白人开始担心在种族融合后白人主流文化的地位不保，而这种想法又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

　　美国身份政治的另一面是性别矛盾。起源于1968年的西方“第二波”（the second wave）女权采用社会运动而非过去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的方式进行斗争。相较于“第一波”女权以英国为中心、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指导，“第二波”女权起源于美国，其指导思想是波伏娃和马尔库塞的融合，本质上属于新自由主义左派。

　　“第二波”女权很快催生出了与之相关的LGBTQ（Lesbians, Gays, Bisexuals, Transgender, Queer）性别运动。虽然其反应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但从最终造成的实际效果来看，与其说是促进了两性在职场上的平等、进一步完善了工作制度，倒不如说是催生乃至进一步巩固了“7×24”小时的“007”工作文化。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阶级视角出发，这一运动则更像是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相对优势的阶级地位而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实行的“障眼法”。

　　美国在70年代经济陷入滞涨之时发起性别平权运动更多是为了缓和经济矛盾，对其他国家输出新左派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个附加的好处。美国的性别身份政治和种族身份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后者是自上而下施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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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自由

　　美国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言论自由的灯塔，但是言论自由本身也在撕裂社会。媒体的作用是使国际政治有序化，而大众传媒可以分为媒体和社交媒体。如今，大众传媒的科技门槛越来越高，媒体越来越受到金融资产阶级的操纵，也为进一步激化美国的社会矛盾推波助澜。

　　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希拉里在数次民调中相较于特朗普优势明显，但是最终却被特朗普击败，这一经典案例能够充分说明言论自由在资本和科技的冲击下导致了言论不自由。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群体画像大体是这样的：白人，中年，低工资，低学历。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精英，主张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排斥外来移民。

　　在美国农村，经常有一个村子连一个村子的住户门口挂着“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特朗普竞选标语）的标志，这能够说明在草根阶层特朗普很有市场。那么为什么在民调中他们经常被忽略呢？这里就有两个概念，分别是阶级失语与社会撕裂。

　　阶级失语指的是一个阶级群体因为自身文化影响力的弱势和其他阶级群体文化影响力的强势而无法向主流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是一个传播学和政治学的交叉概念。在美国，这些草根出身的“白人loser”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并不大。而美国的舆论往往被精英和中产把控，更不利于红脖子们发声。美国的媒体中可以为商人、政治家、少数族裔发声，却不能为数量庞大的底层工薪阶层发声。

　　社会撕裂指的是社会阶级的割裂与分化。一个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因为某一个群体建立了相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对另一群体产生压迫，另一群体就会有紧迫感和疏远感。

　　在美国，白左是政治正确，如果一个红脖子公开发声“要禁止移民”，那他一定会被主流舆论指责，久而久之再无人敢发声，但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沉默的大多数”也许会沉默，但是在关键时刻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比如大选，这也是特朗普当年胜利的原因。

　　以上案例中，2016年特朗普的成功是资本控制媒体酿成的悲剧，2020年特朗普的失败则是科技控制媒体的典型，而让特朗普被封号的正是其在任期间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当特朗普发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后，以推特为首的各大社交媒体迅速封禁特朗普的账号，除了埃隆·马斯克对此表示担忧之外，社会各界并无异议。科技巨头垄断社交媒体的事实使得想要在数字上“杀死”一个人相当容易，这也是美国所独有的。

　　“取消文化”的风靡是美国社会撕裂的产物，它的出现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撕裂的程度。取消文化的定义是在社交媒体上对个人账号进行封杀，相较于威权国家的“封杀”往往是公权力对个人或平台做出的行为，美国的“封杀”则是用户自发的行为或是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政治行为，前者例如LGBTQ群体对作家J·K·罗琳的封杀，后者例如民主党和facebook联手对特朗普的封杀。

　　“取消文化”是社会不同群体二元对立的产物，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有着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诉求的社会团体不再通过合乎道德和法律的途径表达政治诉求，而是通过线上乃至线下的暴力活动争取权利。

　　美国的科技巨头、身份政治和言论自由本身是使得美国社会自上而下呈现撕裂状态的原因，又在发展中进一步撕裂社会。对于美国而言，消除社会撕裂的最好办法也许是在矛盾彻底激化后自下而上对全社会进行价值观重塑，自上而下进行全方位改革。正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所言，“威权过渡”是转型期重塑政治秩序的好方法，美国的下一步应该是加强政府权力，停止简政放权，从小政府回归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