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破解周期率，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 ”

　　又一个生命掉线了。

　　货车司机金德强之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起悲剧。

　　人们看到的是毒药终结了他的生命，没有人看到终结他生命的另一种毒药——资本秩序。

　　人们看到的是导航设备掉线导致的罚款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人看到劳动致富的努力失效是压垮他的大山。

　　掉线的不是车载导航，掉线的是劳动者的主人身份。

　　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有太多蚁群与大象的例子。作为生命体，蚂蚁与大象是平等的，但从体量或者能量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完全不对等的。

　　身家3000亿的马云，相当于100万个拥有30万财富的家庭。

　　身家180亿的张家慧，相当于6万个不算清贫的法院院长。

　　敛财百亿，有房产2714套的徐长元，剥夺了成千上万居民安身立命的资源。

　　一个叫马云的绿洲，是数百万家庭的荒漠化；

　　一个张家慧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数十万代表公平公正公义的法律工作者蒙羞；

　　一个个徐长元的背后，是无数黑恶势力的猖獗，是无数无家可归者的迷茫。

　　表面上看起来，货车司机与巨富贪官风马牛不相及。

　　真的没有关系么？

　　劳动者没日没夜的劳作，甚至为了超时工作逃避监管，无非是生活的压力，无非是想多挣点钱改善生活境遇，他们的劳动成果去了哪里？

　　郭台铭鸿海帝国的背后是富士康的连环跳，马云富可敌国的身家离不开福报与996，张家慧的法律保护伞下，有多少个被孙小果、王振华戕害的冤魂？

　　理解资本主导的秩序，就理解了一切变化的根源，也就知道了终结这乱象的答案。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明末福王朱常洵的结局，很好地诠释了资本兼并的结果。洛阳城破之时，一边是观音土充饥的陕西灾民，饿殍遍地，一边是300多斤，脑满肠肥的福王，他府中抄出的财货装了3000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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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4日，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到家中作客，两人谈及历史兴衰，朝代兴亡。黄炎培说，“我生60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周期”。

　　面对黄炎培之问，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同样两个字，在不同政见者眼中有着不同的含义：美式民主，蒋介石的民主与人民领袖眼中的民主，有着迥然相异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民主，首先需要界定谁是“民”？这关系到谁来行使“民主”，谁是“民主”权益的受益者。

　　在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与秩序。

　　在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人民，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群众。

　　劳动者之谓，是自食其力者，而非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群众之谓，是说人民是社会的大多数，是社会的基础。

　　新中国之所以摒弃“士农工商”传统社会秩序，是因为其摆脱不了“社会周期率”，而其陷入治乱循环周期率的社会痼疾在于财富兼并，在于私有化制度下，权贵商贾贪欲黑洞开启会造成的社会系统性坍缩。

　　在传统社会中，“士”承担着管理者与教育者的角色，“农”负责农业生产、徭役等职责，“工”负责工具制造、消费品生产、矿冶工程、军工制造、技术保障等，“商”则负责天下财货的流通。

　　集权与协作分工是提升工作效率与分配效率的需要，也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系统要想在较长时期内稳定运行，就需要合理的秩序来保障，道德与法律就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的工具，不同的是，前者是人心的尺矩，后者是暴力划定的边界。

　　正如前文所言，周期率的根源在于财富兼并，社会周期性坍缩的原因在于权力与财富的勾结，财富与权力的双重兼并加剧了社会坍缩或者称之为内卷。古人对此有很深的认识，《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明太祖朱元璋对官员贪腐和对商人的防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仍未能终结官商勾结局面的形成。

　　传统“士”阶层主要受到道德与律法约束，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治国理政的能臣干吏，一旦社会政治生态恶化，剥削人民的统治者就成了官绅贵族的显性社会属性。

　　朝代兴衰的周期取决于资本兼并的速度与程度，千百年来，权贵都是社会财富兼并的决定性因素。

　　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新中国关于人民的表述，有着怎样的深刻内涵？

　　无论在什么时代，工人与农民都是最基本与最纯粹的劳动者，是最具普遍性的人民群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基础与立足点。

　　一个人口数以亿计的大国，不可能每个人都来管理这个国家。谁来负责执行传统社会“士”的职责呢？新中国用相辅相成的两个系统来实现“士”的职能，一是人民代表，其自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二是党的领导，党组织是社会各阶层先进代表的组织，政党的组织纪律，保障政权为人民服务的职能。

　　只要人民代表和党组织还能代表人民利益，行使人民权力，人民政权就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的官吏从人民中产生，他们的身份是人民公仆，这一身份标签，使其面临更高的道德要求与公众立场。

　　除此之外，这些官吏大多还会受到政党组织与纪律的监管，党纪国法的制约。

　　由于传统社会治理能力与施政标准的模糊性，旧时代官吏所取得的成就多有随心所欲式个人发挥的成份，也受到个人能力限制。

　　而在新中国，干部培训与考核机制，人大施政目标制订与监管，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官员任职期间的成就，也不会出现成为历史常态的人亡政息现象，保证了全社会完成既定目标的持续性。

　　资本家与特权阶层是造成周期律的原因，打破周期律，就要从根本上消除其存在的土壤，需要一种“斩草除根”式的功能性设计。

　　新中国关于“工农兵”的表述，就是去除困扰了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兼并周期律”病灶社会重构的尝试。

　　这一表述最直观的变化是“商”的消失，在传统中国，“商”被排在“四民”之末，这是扬其通利财货之“用”，而抑其“勾连权贵，兼并财富，苛剥生民”之害。既然有利有弊，那么有无可能，只扬其“通利”之便，而一劳永逸的消除其兼并之祸呢？

　　换句话说，“商”只是一种不自身创造价值的功能性存在，如果存在一种方式或组织能实现通利万物的功用，那“商”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现实社会或历史中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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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城市的人民百货商店，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就是“士农工商”变成“工农兵”的现实载体。

　　百货商店与供销合作社的公有制属性，一方面实现了商品的流通，一方面消除了资本兼并的根源，它一开始就不是出于逐利目的而存在的。

　　人民商店与供销合作社的出现，让国家有机会彻底的从商人的手中接管商品流通主权，终结了商人资本家以流通为手段兼并社会财富的可能性。

　　通过这种方式，商人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与社会现象消失了，周期率失去了资本兼并、社会内卷的始作俑者。周期率的终结，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消失的不是“商”的“通利之便”，消失的是寄生于传统“商”的食利阶层。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兵”的出现，并且获得与“工农”并列的身份。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出于历史与现实的惨痛教训，出于保卫人民斗争果实的需要。

　　宋明以文抑武，空有强军百万，除明初外，军队并没有像汉唐那样主动出击，追亡逐北，横扫虏庭，甚至没有起到国防长城的积极防御作用，更多时候只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资本政治集团利益交换的牺牲品。近代军阀混战，军人则成了割据诸侯的私兵，成了列强军火商的提款机，甚至成了殖民地伪军，成了殖民统治的耗材。

　　从外部角度来看，蛮夷崛起，无一不是军事扩张的结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亡国灭种的惨剧就会反复出现。

　　如何让这一切悲剧不再重演？养寇自重的军阀不会保护人民，买办集团的私军不会保护人民，殖民地的伪军不会保护人民，殖民地代理人政府的军队也不会保护人民。

　　周天子的权威，秦汉御辱，唐明开边，中央帝国的荣誉地位，都需要王师来保障。什么是王师？国家的军队、民族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能保护人民的，只有人民自己。

　　从霍去病到岳飞，从祖逖到杨靖宇，从耿恭到王伟，从花木兰到赵一曼，从雷锋到陈祥榕，最可爱的人一直都与人民同在，只是总有一些人妄图把英雄从我们身边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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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历史、民族精神与人民军队，是一个文明存续最稳固的基石。

　　在“工农兵”的社会阶层表述中，并没有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是新中国敌视知识分子么？当然不是，之所以没有强调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产生于工农兵之中，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工农兵。他是工人的知识分子，农民的知识分子，军队的知识分子，他是国家的知识分子。

　　如果知识分子不产生于工农兵之中，它还能代表工农兵，代表劳动者，代表人民的利益么？

　　由于满清三百年反科学、反文化的奴化愚民政策，导致自孔子开启平民教育以来，神州大地上最大的文明灾难。从明代学校遍布，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有4.5亿人口的大国，仅有不足500万的知识分子，这还是在晚清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大力发展教育，民国割据军阀为增强自身实力，培养人才，兴办学堂，帝国主义列强为推行殖民统治，在中国大力发展教会学校的结果。

　　虽然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刺激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但出身于贵族官宦家庭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长期受欧美列强倾销殖民地学术的塑造与影响，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代表主人身份，先进文化的人民大众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有时两者的立场与观点甚至是相反的。

　　所谓知识分子，是掌握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专业性人才，而这些人才往往带有塑造他们的阶层与环境的色彩。

　　只所以“工农兵”不强调“知识分子”，是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人民属性，新中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培养方式，是一边改造旧的知识分子，一边由人民群众自己培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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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兵大学，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大学，工农兵大学既不会培养官僚资本家接班人，也不会培养贩卖西方民主自由殖民地文化饲料的传教士。

　　旧社会知识分子多半由旧官僚，旧资本，旧买办等旧势力所培养，在帝国主义压迫、民族主义苏醒的历史时期，大多能改造成为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愿意放弃权益与身份，成为人民的一员。

　　而且随着新的买办与资本的卷土重来，它们也会批量生产为它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言人，诸如汪芳，张家慧，李开复，王福重，吴国盛、王辉耀、柴静、张文宏……

　　知识分子与他们掌握的科技文化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从工农兵中成长，由工农兵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会学以致用的用知识技术帮助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工作，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与物质财富，用更好的装备与精神面貌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与边疆。

　　……

　　以上的表述中，似乎仍是一种“闭关锁国”式的发展模式，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那么大的世界市场，就不和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了么？

　　我们能想到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们同样也想到了，他们的做法更为精妙。

　　他们没有画圈，而是用“经济双轨制”，启动内外双循环的办法来解决发展问题的。

　　在国内，百货商场与供销合作社的公有制基础，杜绝了外国资本、买办扰乱、操纵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内资本的兼并与内卷，避免列强以“自由市场”为幌子，兜售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歪理邪说，从而保证国计民生平稳健康的发展。

　　对外则以“外汇调剂”的手段，以国家资本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生产与交换，积极参与世界资源分配与权力角逐。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双轨制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内政外交，发展经济政策的大智慧与灵活性，进可攻，退可守，自主可控，收发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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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有人会以“那一套过时了，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来证明改弦更张的合理性，但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风华绝世，直接开启人类近代文明的大明亡了，若不是一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左右朝堂，废公尽私，刮尽钱粮，焉知华夏不能开启另一个盛世汉唐？偏偏被一群肮脏腥臭的野猪拱了三百年，偌大的家园，锦绣河山，生生变成了人间鬼域，修罗地狱。

　　精英公知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群众大半要作牛做马。

　　秦桧膝盖太软，钱谦益嫌水太凉，索尔仁尼琴觉得国家太专制，泽连斯基认为自由民主更适合自己的国家……这些叛国者和败类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与人民推向火海与深渊？

　　遇到问题就腿软，就要乞求德国机器、美国面粉，找国联调停，遇到这样的买办政府与代理人，国家与人民大概是要倒大霉的。

　　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立足国家，依赖人民，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成为人民才能代表人民，胸怀家国、依靠人民才能让国家繁荣富强。

　　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的转变，藏着新中国的治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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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事，公与私。

　　所谓造不如买，所谓希腊月圆，空气香甜，无非是买办们奇货可居，要垄断独门的生意。挟洋自重，自由开放也是它们喊的最凶。人前道貌岸然，火海刀山，人后全是生意。

　　人有不如我有，所以伟人领导的国家最不怕列强蛮夷的封锁，封锁个十年八年的，我们什么都有了。

　　买办最见不得国家独立自主，最见不得人民当家作主，它们会先跪为敬，跪的优雅从容。它们说这叫国际化，这叫与潮流接轨，它们会主动对接苏美尔与碳排放，为了壮大声势，他们会用欢迎国际移民的方式来拆解华夏的血肉长城。

　　欧美霸权已日薄西山，在旧世界落幕的当下，我们要防止洋奴买办最后的卖力表演酿成更大的破坏与污染。而终止丑类表演最直接的办法，是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把资本的喇叭、公知与精英打倒、砸烂。

　　主人意识回来了，媚外的洋奴也就没了市场，买办洋奴的服务对象，表面上是欧美列强，实则是它们的自私自利，是它们填不满的贪欲。

　　确立秩序的，是为谁服务的制度，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律法。

　　法治社会，法律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救被资本秩序戕害的人民，是把法律的武器，舆论的武器交还到人民手里面。

　　那个制造贫贱与焦虑，撕裂社会的秩序，是奴役劳动者的秩序，是资本的秩序。

　　那个天地清明，人格独立，劳动者安居乐业的秩序，是工农兵的秩序，是人民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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