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棉花事件”过后，中美博弈迎来质变？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杨洁篪

　　“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威胁，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江泽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毛主席

　　新疆的棉花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以人权为借口，擅自干预他国主权，是西方的管用伎俩。我们不能被“一叶障目”，而应该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

　　中国此次抵制外国时尚产品的浪潮实际上是对在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抗议——其控制的跨国公司像贪婪的蚂蝗一样吸干了世界人民的鲜血。棉花的背后，是中美两国的生死对抗。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科尔图诺夫指出，不同于冷战是两个集团的相互对抗，中美对抗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国家的直接对抗，所以双方在博弈中会比冷战更果决。

　　在过去，中国的综合国力较之美国差距较大，所以尽管2018年中国与美国开始全方位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双方的冲突始终是在单元互动层面的，难以产生结构性影响。莫斯科大学政治系主任尼科诺夫认为，疫情时代后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已经拉近。中国国力仍处劣势，但是美国国力渐衰已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大国博弈比的并不是谁能打败谁，而比的是谁先内部崩溃。武林高手过招只在一刹那，决战前往往是长期杀气腾腾的对峙，谁先露出破绽，谁就会被见血封喉。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科林斯城邦外交官之口指出，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强国谁能笑到最后，取决于谁能妥善处理城邦内和本联盟内的矛盾。肯尼思·华尔兹于上世纪70年代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预言，美苏争霸必将由于一国内部率先崩溃而结束，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持同样看法。

　　新冠疫情后，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期。要明白这一定义并具体地对三个“新”进行解释，需要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毛主席的认识论与矛盾论。总而言之，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已经不是那个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了。

　　01

　　大动荡

　　“大动荡”的“新”指的是国际社会在结构层面产生了新的矛盾，矛盾的交织、变化、运动扭曲了国际社会原有的形态，使其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被改变。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内因的矛盾比外因的更重要。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而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故此，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矛盾应当是经济层面的，这要求我们进行2020年后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析。

　　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根本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此处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剧变，与数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简单来说，这里的无产阶级指制造业（实体经济），资产阶级指金融业（虚拟经济）。无产阶级不再指工人，而是指一个扩大了的统一战线，包含了一切被压迫的“饥寒交迫”的人民。从产业链下游的工人和自耕农到上游的制造业企业主，都是这一统一战线的成员。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从事智力导向的、在第三产业（服务业）和第四产业（体验型经济）从业的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了这一战线的主力。

　　资产阶级指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帝国主义下了定义，指工业和银行业的垄断联合体。列宁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技术创新对金融资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大金融企业与大工业企业组建了联合体，实现对市场的垄断。

　　之所以将2020年后的帝国主义定义为金融帝国主义，是为了强调“金融”二字在当前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相较于传统制造业，金融业更大程度上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对国际政治格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以美元为工具实现全球的霸权支配，以金融资本扼住国际经济秩序的咽喉。

　　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消亡论”的错误观点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烟消云散。我们在讨论阶级矛盾时，一定要站在民族国家的叙事角度，否则就会重蹈新托洛茨基派的错误。美国是独霸资本优势地位的金融帝国主义的利益代言人，中国则是长期以来居于资本链条下游的“无产阶级者”的集合。两国的矛盾实际上是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

　　美国利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捍卫着自己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美元在国际结算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建立了基于货币的全球金融霸权，以量化宽松的方式转嫁经济矛盾。中国是“世界工厂”，有着大量的制造业从业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缺失，我们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被迫接受不平等的游戏规则。

　　吉马良斯在《巨人时代的巴西挑战》一书中写道，在外围现实主义的指导下，面临美国的金融霸权，小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甘心主动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按照要素禀赋论的指导出口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这些产品往往是没有什么经济附加值的低级原料型产品，选择这条道路的国家的经济能够勉强维持。第二条是秉持发展主义，通过发展教育和科技进行工业化，培育自己在产业链中上游的比较优势，但是一定要服务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分工，不能挑战西方霸权。

　　本钱少的小国会选第一条路，底子较厚的小国会选第二条路。那有没有办法，能站着把钱赚了呢？

　　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其内涵是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今，这一倡议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更加凸显其前瞻性与正确性。

　　新冠肺炎进一步撕裂了世界，加速了贫富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同样的病毒面前，人的生命却难以做到同样的平等。随着“黑命贵”等一系列人权运动的开展，就连美国内部的被统治阶级也开始了觉醒——当然，西方被统治阶级的福利来源其实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新冠肺炎使现阶段的根本矛盾直接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帝国主义谋取利益的工具。且不说跨国公司的内部转移支付会逃掉多少关税，通过金融渗透，世界顶级财团控制了全球产业链。

　　2018年夏季的中美金融战中，以高盛、景顺等为首的美国投行妄图以国际游资做空港股以打击人民币，其属下的小喽啰如日本野村财团等也迅速跟进，中国为了保卫香港股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民币汇率一度破7，这就是跨国公司的恶行之一。

　　02

　　大变革

　　“大变革”指的是国际社会的发展已即将到达由量变引发质变的临界点，与此同时，新的量变也逐渐出现。我们刚刚提到，在阶级分析法的视角下，世界主要矛盾是制造业无产阶级同金融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与金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新冠疫情改变了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质变即将到来。

　　矛盾变革的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衰落。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金融帝国主义激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COVID-19病毒是自然界对金融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违背自然规律的惩罚，却被转嫁到广大无产阶级头上。世界人民开始觉醒，检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劣的时候到了。

　　1991年苏东剧变后世界进入美国独霸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实现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开端，也是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期的预备阶段。

　　金融危机并未被消除，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的方式人为制造美元通货膨胀，将美国的经济损失转嫁到用美元进行结算的国际市场。早在2018年，巴西、土耳其等国的货币就由于美元编织而产生动荡，2008年被延迟的金融危机必然爆发。2020年，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停摆让金融危机如约而至，美股数次熔断，经济进入凛冬。

　　反观中国，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新冠疫情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1945年以来再次迎来了高潮。党的领导是中国抗疫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工农兵商学、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使得跨区域、跨领域横向和纵向的医疗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兼顾了抗击疫情的经济性与实用性。

　　社会主义公有制医疗制度体系是重要制度保障，从抗疫伊始的资源分配到抗疫结束的疫苗注射，老百姓都不用担心没钱看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抗疫的精神支柱之一，中医也在防治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疫情攻坚战不仅打跑了新冠病毒，还打出了中国人的制度自信和民族自信，打倒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世界霸权。

　　中国的复兴和美国的衰落是历史必然趋势，是由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新冠疫情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和衰落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民族复兴道理上前进的良机。若是把握好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的节奏，修昔底德陷阱或将可以避免。

　　不过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因为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相对独立，两者中的一者如果失控，可以用另一者掩盖矛盾。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在马尔库塞“白左”思想的影响下发起了嬉皮士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引发的反战主义思潮也在同一时间爆发。《1968》一书认为美国的社会撕裂在这一阶段是“前无古人”的，但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崩溃，因为这一段时间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GDP的泡沫是社会各社群矛盾的粘合剂。

　　为什么中美冲突会从贸易战开始呢？资本主义的衰落，受到直接冲击的不是政客，而是资本家。列宁将帝国主义称为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金融帝国主义由此已是半截入土了，西方企业是首先被震荡波及的。

　　2020年底瑞典突然对华为颁布禁令，其原因在于瑞典本国的电信巨头爱立信在5G领域被华为弯道超车。爱立信若是被华为抢占市场份额，其盈利额下降势必影响瑞典银行家对爱立信的资本投资收益，瑞典金融机构的剥削能力也会随之降低，其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制度将被华为穿着格子衫喝着快乐水的程序员们动摇。

　　为什么要对中国的棉花下手呢？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在《制造业毁灭日本》一书中写道，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与原材料供应息息相关，许多发达国家自身就是原材料出口大国（比如农产品之于美国，钢铁之于日本，铁矿石之于澳大利亚），而进口原料的来源和数量是衡量贸易顺差或逆差数额的重要指标。

　　西方抵制新疆棉花，一方面使中国棉花供给与需求无法对接打击新疆集体化农业经济，一方面促进自身棉花生产销售，一方面平衡与中国的贸易结构推进制造业“去中国化”，一方面抬高国际棉花价格以提升产业链上有利润。光是经济层面西方就可以“一石四鸟”，更不要说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上的收获了。对于H&M这样直接销售的企业，应该抵制，对于阿迪达斯、耐克这样主要由国内经销商代理销售的企业，盲目抵制只会祸及同胞。

　　03

　　大发展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着的，国际社会也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而最根本的是内部矛盾，其系统优化论认为关键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对整体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社会中单元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变化对结构产生影响。西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和运动趋势应着眼于结构性互动而非单元调整。

　　无论用哪种范式来认识世界，都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发展的，也都认为关键单元性质的变化与互动对结构塑造具有深远持久影响。毫无疑问，2020年后国际社会结构特征是中美对抗，最重要的两个单元是中国和美国。其中，中国的变化是逐渐强大，美国的变化是逐渐衰落，双方力量对比是美国综合国力强于中国，双方的互动模式，则是零和博弈。

　　要清晰地认识国际社会的大发展，就要了解世界的变与不变。世界上不变的是中美对抗的结构特点，和中美两国一方正义一方邪恶的本质。变的是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中美两国的互动模式和中美对抗对世界的结构性影响。

　　归根结底，中美之间的博弈性质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已然发生质变。美国已然认定中国的发展必将撼动长期以来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秩序体系，必将使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颠覆。因而，美国已将中国视作必须击败的敌人，中美关系已被美方拖入零和博弈的轨道。

　　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看重安全，为了追求安全，需要不断扩充自己的权力，在对方打倒自己之前遵循“自助原则”打倒对方。

　　美国认为，中国由于自身不断发展，最终必将在地缘、意识形态、科技、贸易等领域扩充自己的权力；而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中国。如果换作3年前，中美之间的立场分歧或许还可以彼此之间的高层对话接触或双边协调机制加以管控。但是现在，中美之间已不复当年那般的对话与互信基础。

　　过去的中美矛盾是单元层面的，美国攫取了绝大部分权力，中国则向其中部分权力发起挑战，双方输赢不会影响二者国运，对世界也不会有深刻的结构性影响。现在的中美矛盾是结构层面的，二者的博弈是最极端的零和博弈，双方对权力结构的诉求，都有相当程度是基于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和对自身安全的考量。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拉近速度被新冠疫情催化，结构性冲突提前到来。

　　其次，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此将引入建构主义范式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西方白人长期以来有着文化优先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带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代表，其他民族都是劣等人种，需要接受“改造”。

　　事实是否如此呢？在自诩“民主灯塔”的美国，黑人发出“我无法呼吸”的怒吼，就是对其自我标榜的人权意识和普世价值观最尖利的讽刺。即使是有些国家带入圣母的视角“善待”不同族裔的人，其本质也是怜悯而非尊重。就像伪善的北欧国家，一边将金融业和高新制造业捆绑起来剥削全世界，一边假惺惺地接纳来自中东地难民。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就被白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历史上第一个非白人的民族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根本上打击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优越感的理论基础。勤劳、善良、爱国的中华民族与坐吃山空、虚情假意、愤世嫉俗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

　　值得说明的是，白人内部也有等级秩序。由美英加澳新组成的“五眼联盟”是白人金字塔的顶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法国的高卢民族、德国的日耳曼民族、金融巨头犹太民族等构成了第二梯队，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个特殊成员——“精神昂撒人”日本大和民族。

　　美国批评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这也是BCI向新疆棉花下达禁令的原因。美国人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在美国的人权报告里，将在寄宿学校进行义务教育定性为种族灭绝的途径之一。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新疆的棉花是机械化生产的呢？恐怕在美国人的观念里，一提到棉花种植园，就想到了血淋淋的黑奴贸易史吧，毕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崛起同时也是其他受压迫民族的噩梦。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污蔑与指摘，恰恰暴露了其恼羞成怒的心态。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从阶级的角度来看，中国代表的社会主义与美国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已经到了殊死搏斗阶段。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委员指出，中国正处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末期，一旦转型完成将直接踏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未来释放的能量是无与伦比的。美国代表的金融股帝国主义则处于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社会就像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炸。

　　中美关系调整对世界格局变化产生了影响，世界格局变化也反作用于中美关系，国际社会的大发展在相互关系中实现。以经贸领域为例，过去40年里，中美经济以合作为主，改革开放也强调与外资互利共赢，但其外资的本质是剥削性的，符合金融帝国主义的长期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短期利益，对外开放是被逼无奈。现如今，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正走向反面，债台高筑和社会分化空前严重。经济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对我们短期内是坏事，长期看是好事。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要应付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不怕美国对我们封锁、“脱钩”乃至开战。新疆棉花风波不过是美国妄图灭亡中国的序曲，更激烈更直接的对抗还在后面。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在制裁中倒退十年，我们的战士可能会牺牲在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但是我们绝不会投降。

　　西方对新疆棉花的禁令教会了我们一句话：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最坏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