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伟：中美对抗，哪些国家在“偷着乐”？

　　在中美关系的新变局中，哪些国家是受益者，是乐于看到中美对抗这种局面的。中国在对美大战略中，既要防止美国侵蚀中国国家利益，还要警惕有些国家趁机谋利，或者产生新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强有力竞争者。

　　一、印度

　　中美对抗，最高兴和收益最大的国家是印度、俄罗斯，因为这两个国家家大业大，又跟中国是邻国，既可以两头要价，还能趁中国自顾不暇，蚕食中国的一些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先说印度。

　　印度首先是经济上得利，中美贸易战以后，全世界媒体都在看好印度。

　　印度最近十几年看着中国制造业崛起，非常眼馋，一心想重复中国奇迹，奈何政府效率、人口素质都远远不及中国，所以增长不温不火。中美经济较量，加速了在华企业向印度转移过程，美国已经把印度当成企业供应链转移的最重要目的地，以苹果公司为例，其最大三家供应链企业均在逐步从中国撤资到印度。随着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也大幅增加，2019年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次，印度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本来印度独立后长期跟苏联结盟，跟美国关系很冷漠，即使冷战结束后，印度和美国走地也不近。然而，近些年来，双方在对付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上是非常一致的，两国关系迅速增温。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印度从美国不太待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被视为“印太战略”的四角（美日澳印）之一，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最有牵制力的一角。印度承担了当年美国对付苏联，类似中国的角色，其2018年以来不断对中国在边境挑衅，也可视为对美国的“投名状”。

　　中美对抗是长期的，可能也因此给印度崛起带来长期战略机遇期，中国可参照自身在美苏争霸缝隙中崛起的经历，在这方面应该有充分的预案和对策。

　　二、俄罗斯

　　中美对抗，另外一个在窃喜的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反俄、恐俄观念已经渗入到美国社会的骨髓里。实际上，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俄罗斯的评价普遍极低。在盖洛普民调中，俄罗斯经常是美国人心目中印象最差的国家。即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伊斯兰恐怖势力依然并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敌人。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俄乌战争以后，俄罗斯遭到美国和欧洲史无前例地严厉制裁。其制裁范围涉及到俄罗斯五家最大银行，主要石油天然气公司、矿产企业和军工企业进行。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寡头经济，少数大企业集团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美国对这些企业的制裁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经济的扼喉行为，要比对中国华为、中兴和TikTok的制裁严重的多的多，至少等于制裁中国所有央企和四大国有银行的力度。

　　在美国制裁下，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从2013年的1：30，一路狂跌到2015年的1：66，卢布贬值50%以上。加上国际油价下跌和俄罗斯中小企业衰退等因素，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实质陷入严重的停滞。这也可以看出来，俄罗斯经济体量小，产业薄弱，实际上抗打击能力是远远不如中国的。

　　特朗普上任后，把美国的战略围堵对象变成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有绝处逢生之感。美国2018年以来陆续解除了对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制裁，俄罗斯的国际处境也大为改善。而另一方面，中俄之间的战略主动也易位，从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变成中国有求于俄罗斯。作为俄罗斯对中国国际场合支持的回报，中方也加大从俄罗斯进口货物的，从2017年的41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610亿美元，短短两年增加了近一半。

　　这些年，在中国与美国教育、科技、文化等交流受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也加大了这方面同俄罗斯的交流——虽然俄罗斯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总体低于中国。另外，在美国几大媒体在华活动受到严格对等限制的同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华影响力却在迅速增加，该通讯社这两年逐渐成为中国媒体最经常引用的外媒消息来源之一，其微博粉丝量也增加到1141万，成为在华粉丝最多的外媒，这是俄罗斯坐享中美对抗红利的一个缩影。

　　三、越南、印尼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中美贸易战之后，对越南、印尼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两重利好。一是在华企业（包括外资和中资）出于规避美国关税惩罚的考虑，纷纷迁往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二是美国出于经济安全战略考虑，号召企业重组全球供应链，对供应链进行“去中国化”，布局向东南亚国家倾斜。

　　其中越南是受益最大的国家，2019年越南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80亿美元，约合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其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六十分之一，可见其吸收外资能力之强。从2018年到2020年，越南对美出口暴增60%以上，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纺织品进口来源地。至2019年，韩国三星集团已经把在华所有的工厂搬迁到越南，富士康、佳能、LG等也大幅撤资中国，而转向越南。现在看，越南是中美贸易战名至实归的最大受益者，中美冲突加快了越南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的步伐。

　　（越南蓬勃发展的制造业）

　　四、伊朗、朝鲜、叙利亚、

　　委内瑞拉等反美国家

　　世界上反美最坚定的几个国家，都是中小国家，他们地贫国穷，独自并没有力量与美国抗衡。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在美国的制裁下生存下来，主要靠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尤其是中、俄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些反美国家最担心中美友好，拿他们利益做交换，而中美关系越差，他们的外交空间就越大。

　　以朝鲜为例，中美贸易战之前五六年，中朝关系几乎跌到历史最低谷，不仅两国高层停止来往，甚至朝鲜中央媒体罕见公平批评中国的对朝政策。尤其是2017年9月朝鲜核爆之后，外媒甚至有中美两国打算联手彻底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推测（其实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70年代以来中美友好交往的负反馈，对中国不放心的一种表现）。

　　然而，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中朝关系迅速改善，双方恢复了高层密切互访。尤其是去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得到中朝双方史无前例地高规格纪念，朝鲜又获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好感。而上次一次朝鲜战争60周年纪念就低调的多，并且当时国内舆论普遍是检讨当年参战的正确性，认为不应该出兵帮助朝鲜。所以，朝鲜这两年也是充分享受了中美对抗的带来的国际环境改善之便。

　　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也是如此，他们对中国来说有时候是战略盟友，有时候也是外交负担，中国不愿意一直为他们的反美行为买单。但是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们的价值就会凸显，中国为了牵制美国的战略需求，必然要加大对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国家安全会得到更多的保障。

　　五、第三世界一些依赖中国援助的小国

　　美国在压制中国的战略中，纠集了很多盟友，这些往往是经济比较发达或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往往缺乏这样有实力的盟友，因此，中国在与美国的国际政治较量上，不得不去团结第三世界一些小国。这些国家虽然领土小或者人口少，但是因为数量庞大，在国际组织投票或辩论中还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

　　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帮衬并不是无偿的，或者出于同情、“阶级情谊”，往往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作为代价（比如，“文革”时期，中国为了维持国际“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很多年份对外援助资金占全国财政预算的5%以上，这个数目是颇为庞大的）。这些小国置身于国际经济秩序之外，对中美关系变差引发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差并不忧心，反而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会提高，会获得更多援助和投资。

　　六、巴西、以色列这种美国产品进口替代国

　　中美贸易战以来，针对美国提高关税的行为，中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惩罚，即停止从美国进口一些大宗需求产品，而转向从其他国家进口。比如，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3284万吨大豆，2018年减了近乎一半，下降到到1664万吨，相应大豆缺口从巴西进口，中国与巴西贸易总额因此在2018年暴增32%。

　　美国对华科技产品的限制出口措施，也迫使中国寻找新的买家或合作伙伴，以色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替代选择之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不对华出口设限的芯片研发制造强国，2018年对华芯片出口猛增80%，达到26亿美元，中国进口额占当年以色列芯片出口总值的的70%以上。虽然，以色列芯片只占中国进口芯片的很少一部分，但以色列生产的是高端核心技术芯片，数量虽少、但是意义却很关键。以色列在军工、高端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都是全球领先，中国会在这些领域加大对其依赖。这也是美以关系很好，但是以色列不愿意在中美之间站队的原因。

　　结语：中国对策

　　以上几类可以归结为是在中美对抗中获益的国家，不过有的是双赢（巴西、以色列、越南、印尼这类经贸上与中国联系多，与美国有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国家），有的是单赢（印度、俄罗斯等这些吃中国战略利益受损红利的国家），尤其是对后一种，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第一，对印度可以即打又拉，其实当年苏联彻底把中国排斥出社会主义阵营是极大战略错误，中国不能重蹈其覆辙。中国对印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也要跟其建立紧密经济关系，来缓和两国关系。中国还应该对印度的国力上升，有充足的预案。

　　第二，对于俄、朝、伊、叙等反美国家，一方面要保持友好，联合他们牵制美国，分散美国的对华压力；另一方面，要警惕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慷慨支持和实力赞美，“杀君马者道旁儿”，他们对中国的声援未必是真的愿意帮助中国，而是暗含自己的战略企图。

　　尤其还应注意到，其中有些国家是全球黑客大国，中国应该警惕他们在中国互联网中，散步鼓噪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舆论，把中国带入与美国或整个西方深度为敌的陷阱。

　　第三，对第三世界弱国、小国的团结和援助，既要重视，这是体现中国大国责任的一个方面，还应该坚持适度原则。中国在外部世界观上，应正确认识穷国、小国的作用，他们可以作为帮手，而不能作为盟友；只能作为战略辅助，而不能作为战略重心。如果对第三世界大力援助成本过高，还不如把这方面的外交成本，转移到与中间地带国家搞好关系。

　　总之，还是那句话，中国应该中美对抗要有清晰的全球战略，要对世界各国的战略意图、战略意义、历史文化、外交传统进行清晰分类，并有相关周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