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实验室：牺牲1800多个扶贫干部，值吗？

　　世上很少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就如同北上广和三四线，前者觉得后者“身在福中不知福”，后者觉得前者太过矫情。

　　这个世界，最不能感同身受的，是穷。

　　尽管目光所及，几乎你看到的所有人都在强调自己是“打工人”。

　　朋友圈大年初五“求财神”的文案，要远远多于除夕。

　　但人们看到这样的数据时，还是会莫名诧异——中国，还有“这么穷”的人？

　　10亿人没坐过飞机，12.6亿人没有护照，全民本科率4%，90%的人没有喝过星巴克，5亿人没用过马桶……

　　51.1%的网民月收入不足3000元，15.3%的网民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

　　当然，还有那句引起最多讨论的：

　　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

　　这些，一直是公知们用来编排“大国小民”最好的素材，什么“天天发射火箭飞船，解决民生问题，比登天还难”，什么“只知道给非洲减免债务，对国内的情况视而不见。”

　　好在这是2021年，经历过新冠疫情，看过了2020年一整年世界各国的魔幻操作，这样的声音，终究还是没了市场。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没办法，我们的底子，太薄。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中国人当时的样子，神情麻木，面黄肌瘦。

　　所以，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才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写道，“新中国解决不了5亿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确实很难解决。回过头再看，为了解决温饱，我们得“跨过鸭绿江”，我们得研究原子弹，得用几代人的热血，去换取……

　　即便如此，贫困，仍积压在我们身上。

　　事实上，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在文中，他乐观预测，人类将在100年后彻底摆脱贫困。

　　他给出的理由是，“随着科技革新和资本积累”，直白一点说，富人抠出指甲缝里的一点，也能让穷人吃饱。

　　但91年后，他们不仅“不抠”，还想把穷人“过次油”，把骨头嚼碎吃了。

　　正如美国得州正在上演的一幕：

　　数百万人饥寒交迫，等待政府援助，但市长却说，只有强者，才配生存。

　　也就在得州“陷入黑暗”的这几天，中国在开一场表彰会——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这个曾经拥有世界最多贫困人口的国家，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

　　在人类文明史上，都绝无仅有。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定义，但我想说，这是一场理想主义者的胜利。

　　01

　　超1800余人，这是截至2020年底，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工作人员人数。

　　理想主义者，从不畏惧牺牲。

　　他们留有的，是遗憾。

　　黄文秀牺牲后，我们才开始了解她的故事：

　　黄文秀的父母都患有重病，没有劳动能力。而她的家庭，也刚刚脱贫，不到三年。

　　读书那几年，她没有回过一次家，打工、攒钱，然后接自己的父亲，来了一趟北京。

　　也是在那一天，父女两人，认真讨论了黄文秀的未来。

　　没有人知道，这位一生与大山作伴的老人，如何说得出这样一句话：

　　“你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要回到家乡来，做一名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这场谈话之前，黄文秀是拥有更好选择的北师大硕士。

　　这场谈话之后，黄文秀的选择，是成为广西百色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的第一书记。

　　1年2个月20天里，黄文秀带领村民，把百坭村砂糖橘的产量，从6万斤，提升到50万斤，她还为这些特产，找到了销路。

　　百坭村，第一次有了路灯，第一次有了产业园，第一次使用电商平台……这些，都是黄文秀带给这座村庄的变化。

　　但黄文秀，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多，不够好。

　　她的电脑屏幕，是一张百坭村被洪水淹没的玉米地的照片。

　　而她生前发送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希望还有吸取教训进而改正的机会。”

　　黄文秀，没等来这个机会。2019年6月17日凌晨，她在返回乐业县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她牺牲后，我们在她的日记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还不够勇敢。”

　　因为“不够勇敢”，村里的脱贫产业路，还没有修好；幼儿园，还没有新建；村集体公司，也还没有成立。

　　这些，都是黄文秀生前最为挂念的事情。

　　2019年12月，在黄文秀牺牲三个月后，百坭村的产业扶贫路修通；2020年11月20日，黄文秀牺牲622天后，广西自治区政府宣布乐业县脱贫。

　　这也宣告着百坭村103户474名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时间的跨度，不止于此。

　　黄文秀是通过国家的助学政策，完成的学业。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出台相关政策，助学贷款，正式登上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

　　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每年可申请无息助学贷款，最低8000元，最高12000元——这也意味着，以往让一个贫困家庭“砸锅卖铁”的学费，得以解决。

　　再加上学校的助学金、勤工政策，一个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截至2019年底，助学贷款已经帮助1400万贫困生，走出了沟沟壑壑，踏上了平坦的人生。

　　黄文秀，就是这1400万分之一。这份理想主义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所以，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黄文秀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第一书记。

　　薪火相传，莫过于此。

　　和黄文秀一样，余永流也在助学政策的帮助下，从村里走出。

　　大学毕业后，他同样选择回到家乡。2018年3月5日，距离余永流女儿出生仅有一个月时，他主动申请前往贫困村驻村。

　　2020年12月1日，余永流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年仅33岁。

　　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电脑中，找到了一封未曾发出的家书。这封信，写于他女儿出生后的第21天，题目叫做《呈公主殿下书》：

　　“请饶恕臣今日又不辞而别，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满月，臣本不应早早辞别，留下殿下哇哇作语，臣心实有不忍，惭愧于心，敬呈其书，以表心志。

　　没能等到殿下茁壮成长，是遗憾。但余永流的不辞而别，是为了“不遗憾”：

　　“如今国之力日益强盛，诸般利好之政策普惠于民，寒门学子不再有无钱就学之惑，疾者不再有就医之难、贫者不再有危房之忧、进出不再有道路之艰，诸如各类就业择业培训如雨后春笋，臣之力亦在其中，臣之乐亦在其中。”

　　为了这些愿望，他愿意倾其所有。

　　黄文秀，也是这样。那1800多名倒下扶贫一线的扶贫干部，也是这样。

　　2012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50多万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派出300多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每一支烛火，便是一把火炬。穿破云雾，照进大山。

　　02

　　理想主义者总是先行者，即便这条道路孤独而崎岖，且无人问津。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们的评语是，“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

　　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答案，包括什么？

　　比如，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的预防性医疗措施。

　　他们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全球倒数第二的国家尼日尔做了随机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提高学生成绩最快速、最显著的方式不是修学校、捐书，而是给孩子们打抗蛔虫药物。

　　这一举措会使学校缺勤率下降25%，是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高效率、影响深远”的方法。

　　但这一办法，新中国在刚刚成立时，就已经用过。

　　曾经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在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上发言的王桂珍曾经讲过，霍乱需要打预防针，有的病人为了插秧不愿意打，我们就去田头帮他们打。

　　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到一针不漏。

　　面对血吸虫病，也是如此。1952年，中国有1000多万吸血虫病人。

　　为了根治这一传染病，又是全民出击。

　　我们今天调侃的“多喝热水”，也是为了预防疾病——生水细菌太多，这是成本最低、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决策力与强大的全民动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先后战胜了霍乱（1957年）、血吸虫病（1958年）、天花（1960年）、疟疾（1970年）、肺结核（1975年）等多种传染病。

　　而中国居民的人均寿命，也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翻了一番——由1949年的35岁，升至1981年的67.8岁。

　　这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值得几个诺贝尔奖。

　　这三位经济学家中，有一对夫妻档，这一观点其实在他们的著作《贫穷的本质》中就有提及。

　　他们在书中提到，穷人的钱更多的花在了治疗而不是预防上。

　　而新中国的领导人，早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

　　5亿中国人，一共收到18亿支牛痘疫苗，都是免费的。

　　而当天花在中国几近绝迹时，1959年，世卫组织才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消灭天花的运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

　　而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的左臂上，都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种印记在今年也曾被提起——《唐人街探案3》里，小林接种的是卡介苗。

　　1950年起，新中国开始为儿童接种卡介苗，后来，又普及至新生儿。

　　《贫穷的本质》里还有一个观点，缺少信息来源会导致贫困。

　　为了打破这种社会壁垒，1999年起，中国开始了“村村通工程”。公路、电力、电话、电视、互联网……

　　城市有什么，乡村，也在跟进配套什么。

　　你一定看过“悬崖村”的相关报道——它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尓莫乡的一个村庄。

　　山底小学到山顶村庄的海拔高差约为1000米，进出的方式，只有一片落差800米的悬崖。

　　2015年，四川省拨款100万元，为悬崖村的84户贫困户，修建了一条钢筋结构的梯道。

　　2017年，悬崖村有了通讯信号。同年，进山货物索道也开始运营。

　　这个“天生”与世隔绝的村子，开始与外部社会同轨。

　　2020年，悬崖村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受益群体，搬进了位于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为84户人家，拉一根电线，修一条路，建一座通信铁塔，值得吗？

　　在理想主义者的眼里，有些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

　　2017年，单是深度贫困地区，国家就投入资金超过3400亿元。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去算过这笔账。从“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开始，成本这一概念，就已经不存在。

　　这个过程，不需要什么评论去溢美，不需要什么奖项去证明。

　　因为它保障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平等而有尊严地活在这片土地的权利。

　　03

　　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条，刊发了一篇名为《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信件。

　　这是一名叫做王绍据的新闻科长的采访纪实——他去往的下溪村，因为贫困，只剩下81人。

　　原本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现在，下溪村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回到家后，王绍据根据见闻，写了一篇稿子送往省城。当时的编辑劝他，你这是在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

　　思索一夜的王绍据决定，把稿件，寄往《人民日报》。

　　正是这一封信，开启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

　　大幕拉开，前路却漫漫。

　　1990年，根据世界银行每人每日生活费1.9美元的标准测算，全世界共有19亿极端贫困人口，其实80%，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地区。

　　中国，更是当中的“重灾区”。

　　东西帮扶、转移支付，各种“中国经验”，被不断创造出来。2012年，在历经20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后，中国的脱贫工作，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9899万，这是中国2012年的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中国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如何帮他们脱贫，这些问题，都摆在了眼前。

　　2013年11月3日，精准扶贫，被首次提出。

　　2015年，中国动用了200多万人，对这9877万人进行了重新识别，补录了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贫困不准人口929万。

　　现在，他们是谁，他们在哪，我们已经了如指掌。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实现脱贫。

　　也是在那一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会议宣布，到2030年，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还是那一年，中国承诺，要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

　　而接下来的故事，属于黄文秀，属于余永流，属于9899万奋斗拼搏的中国人。

　　属于近300万的理想主义者。

　　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响，全球有1亿人会陷入极端贫困，这是世界银行自1990年编制该数据以来，增加幅度最大的一次。

　　与此同时，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均脱贫摘帽。至此，脱贫攻坚，取得根本性胜利。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胜利，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尾声

　　还记得刚刚提到的王绍据么。

　　因为那封信，1989年7月，一没大学文凭、二没办报经验的他，被当时的宁德地委书记，任命为《闽东报》的负责人。

　　当时的宁德，也很贫困。

　　有些种子，在那时，已经埋下。

　　甚至更早，早到1921年，早到那个照耀中国大地的理想主义者。

　　那个理想主义者曾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这个理想主义者曾说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些承诺的兑现，是理想主义者，独有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