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的变动(1978
作者l罗文益
来源l罗文益(ID:wenyidehua)
大家好,趁着假期今天跟大家一起读一本书,名字很直白,叫《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的变动(1978—2018)》,豆瓣截图如下:
阶级阶层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很多自媒体逮着一顿瞎写,不明所以的人,很容易被带节奏。但这本书不同,它的作者,李培林,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这本书本身也是给官员、社会学家的官方报告,内容上可以说是比较严谨、客观的。
自然,它也很学术。为了增强信力,其主要内容,都是统计数据和研究方法,你要是没接触过比较严肃的社会学著作,会觉得比较枯燥、难懂。
这两天我细细地把这本书读了两遍,接下来,我就讲讲我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什么,以及我的感受是啥。
讲之前我先大体介绍下这本书。
一个是内容。它接近300页的篇幅里,包含了九个报告。每个报告讲了一个阶级/阶层,比如农民、产业工人、技术人员、中产阶层、私营业主,等等。关注的是他们的心态、收入、地位等等话题。
二个是是主要结论。我总结了一下包括三个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变得越来越复杂,利益格局可以说是犬牙交错,直到今天还是处于持续性的变动之中。
2.一个社会的变数越多,就越具有活力,阶层的变动也就越大。从2008年左右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动的时代,逐渐过去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减少了。好消息是,中国人财富与收入差距,从这一年开始逐渐减少;坏消息是:这确实就是“阶层固化”开始的苗头。
3.从1978-2018,中国最大的趋势,就是城市化。如果所有阶层变动,都汇聚成一个故事,那么,城市化,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与主线,很多关于阶层的问题,都能从这个源头里面找到诱因。
当然,这三条太宏观了,粗看之下你可能没啥感觉。有意思的地方,全在每个分报告里面。
多有意思呢?它们可能让你感受到深深的共鸣,也可能完全违反你的直觉,让你大吃一惊!
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每个报告里面,看看“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究竟是怎么“变动”的吧。
01
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指的是从事制造业、生产、建筑类工业生产活动的工人。该群体在1978年的时候有8000万,到2014年,已经增加到了2.3亿。这跟中国逐渐发展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进程,也是相吻合的。
一开始的时候,产业工人主要是城里人,但到了今天,农民工已成为了产业工人的主要部分。
从经济上看,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的产业工人,原来被认为端着“铁饭碗”,但在近十年来,经济地位一直在下降;相比之下,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略有上升。
抛开经济来看,公有制企业的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在教育、技能培训、正式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障上,都远好于农民工群体。或者说大白话,那个“铁饭碗”,确实还是有点“铁”的。
所谓“经济地位下降”,其实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得很快、很好,很多阶层都尝到了红利,但产业工人群体,相对得到的并不多。他们自己也确实感受到“没有赶上趟”,心里面有遗憾,也有不爽。
按照作者的说法,农民工进城,和城市工人干一样的活,拉平了所有产业工人的收入;另外,咱们的工业并非是高端工业,工人们本身的教育、技能,就限制了他们的收入增长。
02
商业服务业人员
从产业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商业服务业”,在今天,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上,都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
(具体数据: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6%;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为43.5%)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农业大国,已经不合适了。
从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来源看,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为主。
整体上讲,商业服务人员里面,能够成为中产阶层的,大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一般的服务业行业从业者,在自我认同上,是把自己和产业工人、农民,放在一起的。
这个行业的人员流动非常大,因为很多小店小铺,都很容易因为各种问题,或者倒闭,或者抓住更好的机遇而变动。
这种流动性,也导致了很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流动。
或者说,人生发展的节奏,没法控制在自己手里面。
03
农民工
说个题外话:我父亲,我父亲的兄弟,我家里的大部分长辈,都是农民工。以前,他们从四川出发,到沿海地区打工。
放眼全中国,整体上看,其实都是中西部的人力,迁移到东部发达地区出卖劳力。
但2010年以来,这种迁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本地的城镇干活。
拿2015年来说,外出农民工为1.69亿;本地农民工,则已经增长到了1.09亿。
这是趋势之一。
趋势之二是: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学历也在增加。
比如,在2010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已经达到了25.2%,超过了1/4;2015年,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也就是大学生农民工),占比达到8.3%。从年龄分布上来看,70后及之前的农民工里,很少见到大学生,但是80后及以后的农民工里,大学生已经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第三个趋势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早期农民工把城市当成是“工作地”、最终要落叶归根到农村的做法,已经不是主流了。新生代的农民工,不再愿意回农村,哪怕是失业,也选择继续留在城市,过着流动的生活。
三和大神们,就是例子。
从06年到15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从1076元,涨到了4212元。
虽然经济收入在增加,但是农民工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是下降的。
主要因素是啥呢?房子。
具体来说,1970-1979年出生的农民工,还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里买上房,但是1980-1989年出生的农民工,却发现,在城里买房的可能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没赶上上个风口,所以主观评价较低。
在这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是最低的。
04
农民
为什么中国还有很大比例的农业户口者从事农业劳动?
本书的答案非常简单直接:这跟农民在“代际流动中的回流有关”,简单来说,就是许多农民以及农二代,不能流入非农业户口者所在的那些社会阶层,只能回流成农民。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如今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年龄在变大,很多重活累活,也没法干了,只能回乡重新成为农民。
当然,纯务农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农民更多的身份,是“兼业者”,也就是在农民和“农民工”这两种身份之间动态转化。
绝大部分农村干部,都曾经外出打过工,或者当过农民企业家/个体商户,只有1/5的干部,是由真正的务农者转化而来的。
农村干部/农民企业家,这两个农村中的“上层”,是比较稳定的,很难向下流动重新变为务农者。但是,整体上看,农村的社会流动,比城市要好地多。
拿“阶层固化”这个概念来说,农村比城市有活力多了,阶层固化没有城市严重,纯务农者,还是很有机会变成个体工商户,乃至于农民企业家的。
不过,城乡分隔明显。农民中很少有人能进入城市阶层,大多只能在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范围内流动。
过去十多年,城市社会发展得比农村社会快得多,农民在这场整体的大发展里,获益并不是那么大,也不太稳定。
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农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依然很高。
我们一般以为,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在务农。但事实上,务农者的绝对数量依然庞大,只是年纪偏大了一些。
05
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员”,在以往的划分中,一般被划为“中产阶层”、“白领阶层”的行列。
或者,你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人才。
一想到这类人,你可能眼前浮现的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工程师,但其实,专业技术人员里面,女性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大概是50%-55%。
为啥呢?
因为广大的教师、护士、医生……都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咱们的教育,在这些年也算是做到了男女平等,培养的女性技术人员,比例是不低的。
民营经济大发展,你可能以为,民营企业里面的技术人员,更多。但其实,非公企业与民办企业就职的技术人员,也就是民营企业里面的技术人员,“占比仍较低,且增长乏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专业技术人员内部的阶层分化,反而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技术好的,收入很高,技术一般的,收入也很一般。其收入高低之间的贫富差距,比全体中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高得多。
作为中产阶层的专业技术人员,身上往往有着某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焦虑”感。拿数据来说,私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有10.7%的人常常感受到担忧、害怕情绪。
焦虑啥呢?06年焦虑“就业失业问题”;08年和11年,焦虑“物价上涨”;13年焦虑“贫富差距过大”;到了15年,最焦虑的是“看病难、看病贵”。
归根结底,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又暂时难以实现”带来的焦虑。
这种焦虑还会传导给下一代。所以专业技术人员对下一代的教育预期都比较高,这种心理压力又自然地传递给子女们,成了孩子们的负担。
因为这种焦虑,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还希望能在未来走上创业的道路。有创业意愿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医院、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里,占17.1%;在民营或外资企业里,分别占了38.5%和48.0%。
对于中国社会,近六成的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变迁”、“社会变革”持怀疑态度,更愿意维持现状。从政治光谱上说,倾向比较保守。
对于政治,更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对政治问题都比较关注,都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政治。愿意参加基层选举的,超过了61%、愿意向政府与媒体提意见的,比例高达47.9%和44.5%。
但实际上:真正参加过选举活动的,只有25.8%;实际向政府和媒体提意见的,更是只有可怜的8.3%和5.3%。
这不由得联想到知乎上,有个比较难听的词儿,叫“键政家”——键盘政治学家……
06
中产阶层
对于中产阶层,瑞信研究院的定义是:拥有价值5万至50万美金财富的人群。按照这个标准,2015年,中国的中产,占所有成年人的比例是10.7%,若是加上最上层那些最有钱的,比例是11.3%。
城镇中产阶层的平均年龄是39岁,显著低于城镇中低层人群的平均年龄47岁。中产阶层的男女比例也是比较均衡的,男性占51%,女性占49%。
中产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高,只有13年,你算下,其实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
2015年,白领式中产的平均年收入为54584元,相较而言,蓝领阶层的年平均收入为29079元。
在中国,最有钱的5%,消费能力很强,收入更是远超消费,而剩下的95%的家庭,收入和支出只是大概持平。
是的你没看错,所谓中产,其实也在那95%里面。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压力比较大的原因,住房、孩子教育、医疗……,中产们赚多少,就得花出去多少。
如果你年年有余,每年都能存上不少钱,那恭喜你,你是金字塔顶端的大富翁,下次见到了记得请客喝酒。
一个有点令人惊奇的数据是: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住房持有比例高达93%。就连中低阶层,住房持有率也有92%。中产家庭里面,22%的人都有两套住房,4%的人拥有三套住房。
但是,即便有房子,也只有78%的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剩下的22%,基本都在租房住。
(PS:不清楚这里是不是把那些没有房子的年轻人,也算在了父母家庭的房子里……)
大部分中产都认同个人努力是能够获得成功的,但是高达40%的中产阶层认为,“在中国,只有那些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也体现了中产阶层,内心深处,普遍性的“无力感”。
中产阶层想要消费,但是一直被制约,什么制约了呢?较高的住房支出。
对于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中产阶层评价最高的是“高考制度”,评价最低的是“财富与收入分配”。
07
私营企业主与个体工商户
截至2006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实有2309.19万户;个体工商户更是高达5930万户。
经过40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经是我国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经济部门。
这么多私营企业主,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数据上看,最主要的来源,是“改制”,也就是以前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人,然后再出来创业。
不过,从2005年开始,“跳板型”——从私营企业里面出来再创业的,逐渐超过了“改制型”的数量,成为了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
这也反映了中国两代企业家的交替。
从学历上看,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高中生,大概占了1/3,而且一直保持稳定;初中学历的比例本来是最高的,但是近年来逐渐走低,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在逐渐提升。
对于走流程办手续、办事人员的态度、申办手续的时间、政策传达的便捷度这些指标,私营企业主大体上都比较满意,满意度在80%以上。而且越是新近成立的企业,对政策的评价就越积极。
有趣的数据是:营业收入在1000万-1亿之间的比较不满,营收额低于1000万,或者高于1亿的企业主,整体就挺满意。
有趣的结论是:96年的时候,有研究表明,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主,发展起来最有优势;有的学者认为,2000年以后,这种格局反而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说中产焦虑,其实企业家也普遍比较焦虑。数据上看,中小企业主的焦虑感,要显著强于大企业主。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新媒体对中小企业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是这些企业主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08
新社会阶层
所谓新社会阶层,主要说的是四类人:一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里面的高管、高级技术人才;二是中介组织、社会组织里的从业人员,比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等;三是自由职业人员;四是新媒体从业人员。
这个阶层在本书里面说的比较简略。
咱们细想一下也知道,这个阶层其实只是强行“定义”出来的,本质上讲,跟上面提到的专业技术人员、中产阶层,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数据上看,这个所谓“新阶层”的社会满意度、对社会的感受、对自身地位的体验,跟中产们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分。
稍微有意思的一点是,本书把“网红”也考虑进来了,并归入到“新社会阶层”里面。
你可能以为能成为“网红”,恐怕已经算得上中产以上了,但大部分“网红”,其实一点都不“红”,完全处于中下阶层的状态,是新社会阶层里面混得比较惨的……
09
教育与社会分层
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有严格的“逐级考试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乃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但随着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实际的竞争过程逐渐变得不平等了。
具体来说,有钱的父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资源、争取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可以说是“倾一个家庭的力量来搞教育/阶层提升”;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子弟,则在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根本就是“单打独斗”,更容易在“公平的考试”中被淘汰掉。最后,穷生穷,回落到自己的阶层里面。
本书的原话是:“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孩子,大多难成人生赢家。”
咱们都是体验过中国教育制度的人,很明确地知道,每个地方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对于本地生源,都是多有照顾的;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往往大学也越多、越好。这两方面的趋势一叠加,最后导致的,就是落后地区/人口大省上大学的机会就越渺茫。
作者解释道,中国大学一般采用的是“部省共建”的方式,大学要的钱,地方政府给了很大一部分,大学回馈的,就是提高本省学生的招生比率。
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也影响下一代上大学的概率。比如说,父亲的文化程度不同,子女受教育的年限也不同。
父亲拥有大学文化,子女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为12.4年,孩子超过50%的概率能上大学;父亲从未上过学,子女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5年,也就是小学水平,子女中只有2%的概率能上大学。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差距并没有缓和,甚至还有所扩大。
寒门,果然是有点难出贵子的啊。
10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这本书的九个报告,除了个别比较敏感的地方,其余基本上已经被我说完了。你就算只看我这篇,要点也八九不离十了。
其实,这书如果打碎了,还可以分成三个点来总结:
下层:虽然比较穷,但还算过得比较满意; 中层:不是太穷,但是想得比较多,比较焦虑 上层:有钱也幸福,但是中小企业主们,和中产一样,也有点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