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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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可以成功而在中国很难？
难道昂山素季、甘地这样的人物真的有改变一个国家吗？难道非暴力、不合作的“革命”真的有改变一个国家吗？昂山素季执政的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对内发展经济、大搞基建、改善民生，对外搞平衡外交、加入一带一路，算得上小有成就。缅甸号称有“16000个难题”，能在这种高难度的治理中再次斩获83%的选票，昂山素季的能力绝非常人可比。昂山素季没有辜负缅甸人民，缅甸人民自然也没有辜负昂山素季。但现在，昂山素季面临的是什么？是顺顺利利地再次登上国务资政的宝座吗？就像30年前一样，她本该掌握政权、带领拥护她的人民实现远大的抱负，但结果却是身陷军方的囹圄、长达20年之久。1988年8月26日，仰光雪德宫大金塔西门外的广场上云集了50万的缅甸民众，昂山素季活了半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在她去广场演讲的前夕，有关缅甸当局将要派人刺杀她的流言已经被传得满城风雨。昂山自己心里也清楚，搞这种演讲并不是请客吃饭，掉脑袋并不是危言耸听。但彼时的昂山素季并没有退缩，她的意志比革命者还要坚定。她用满腔的激情向广场上的50万民众乃至整个缅甸呐喊：“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她说自己本想当个画家、不想参与政治，她回到缅甸也是为了照看病危中的母亲，但她既然选择了站出来，就不能“半途而废”。这让成百上千万的缅甸民众相信，国父的女儿就是国父的化身，昂山素季就是能够带领缅甸走出黑暗的人。如果昂山素季当时振臂一呼走上革命的道路，能够响应她的人绝对不在少数。但接受过西式民主洗礼的昂山素季，偏偏走了另外一条路。昂山素季认为，想要解决缅甸的问题、绝不能“以暴制暴”，暴力虽然能最快的解决问题，但暴力会让人堕落、会让自己堕落到与军政府同样的地步。在仰光演讲的整整一个月后，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昂山素季组建了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在她的领导下迅速壮大、成为缅甸最大的反对党。为了阻止昂山素季参与1990年的大选，缅甸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的罪名将她拘捕、软禁。昂山素季被软禁后更加激发了支持者的热情。在如期而至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组建的全国民主联盟一举斩获了58.2%的选票及近八成的国会席次。纵使有这么多人支持，但民盟的手里没有枪杆子，选票再多也没有用。手握大权的军方拒绝承认民盟取得的选举结果，并继续软禁昂山素季。此时的昂山素季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她既可以在国内一呼百应，同时还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西方更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她，并将其视为追求民主、推广普世价值的代言人。如果她只是想贪图些虚名，她随时可以远走高飞，去国外当她的“民主女神”。但军方开出的条件是，想走可以，走了就别再回来。昂山素季选择了留下来，即使没有自由，也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她既不贪图虚名，也不向往国外的自由，她是真的想让缅甸变得更好、她是真的想让这个国家拥有光明的前途。她想改变这个东方国家，却偏要笃信西式民主的那一套；她痛斥军政府是堕落的，却放弃了同军政府对抗的道路；她懂得号召民众的力量，却只会在自己身陷囹圄时疾呼；她刚刚斩获了些小成就，就被军方凭借手中的武力夺走。昂山素季的悲剧，在她将甘地奉为精神导师的时候便注定了。1960年，昂山素季的母亲被缅甸政府任命为驻印度大使，年仅15岁的她只能跟随母亲到印度念书。她在仰光的广场上说自己不喜欢政治是假的。与她的父亲一样，昂山素季小小年纪就喜欢研究政治。在印度的几年里，昂山素季接受了甘地“非暴力”哲学的熏陶。在昂山素季毕生的斗争中，她始终将甘地这套哲学奉为圭臬，甚至很多人把她视为缅甸版的甘地。但甘地本身就没能彻底改变印度，昂山素季学甘地，自然也改变不了缅甸。甘地在英国读书、取得律师资格证后远赴南非打工。南非还有个曼德拉，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季，这三位虽然誉满全球，但对于他们各自领导的国家而言，他们做的到底怎么样，恐怕就要另说了。甘地刚到南非后，就因为自己印度人的身份而遭到歧视。印度人在火车上买票时，就算买了一等座，也只能坐三等车厢。三等车厢要么是印度劳工、要么就是黑人，甘地身为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精英，当然不愿意和这帮人坐在一起。但不愿意也没办法，南非不是你印度人说了算，甘地当场直接被人从火车的车厢里扔了出来。年轻气盛的甘地不服，立志要为在南非的印度劳工谋平等、争自由。甘地本身是律师，所以就经常给印度劳工提供法律援助。此外，甘地还积极发动游行、组织罢工、请愿、绝食来抗议殖民者对印度人的压迫和歧视。甘地在南非呆了二十多年，一直都在带领印度侨民反抗白人殖民者的统治，搞得轰轰烈烈。除了游行请愿，还办学校、办刊物，号召大家共同反对种族歧视。但无论怎么闹腾，甘地的规矩不能破，那就是“非暴力”。在甘地受的教育里，无论是印度教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都讲究“爱”、讲究“平等”、讲究“以德报怨”。上帝不是说了嘛，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那你就也把右脸转过来给他打，要用爱来感化世界。英国殖民者不是用暴力压迫南非的印度裔、用暴力统治印度吗？那如果我自己也用暴力、那不就跟英国人一样坏了么？昂山素季就是听了这套忽悠，才誓死不愿像军政府那样“堕落”。但问题是，英国人用暴力、你不用暴力，你怎么能干得过英国人呢？面对屠刀，甘地没有选择暴力，而是选择用“爱”来感化别人。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希望能劝说甘地号召印度人民起来反抗日军的侵略，并承诺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可以帮助印度出席会议。结果坚持“非暴力”的甘地对蒋介石说：“希冀集体赴死使日军立地成佛！”“将有一排排的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冲向日本人的刺刀，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印度人来说，甘地无疑是伟大且神圣的。他领导印度的群众运动展开艰苦的抗英斗争，印度人将其奉为国父、视为“圣雄”，他身上的强大意志和精神力量影响了无数印度人。与此同时，印度整个国家的精神气质也就被甘地塑造出来了。甘地的理念成了无数印度人的共识，甘地的哲学成了无数印度人的信仰。但问题在于，甘地的理念、哲学并不完美，甚至是有缺陷的。印度今天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糟糕，与甘地倡导的理念脱不了干系。甘地的“非暴力”理念完美地避开了印度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顽疾，但却永远解决不了这种顽疾。我们以前说过，印度不只有四大种姓，他下面可以细分出几千个小种姓，每个小种姓对应着特定的职业。比如说某个小种姓是理发的、洗衣服的，那他们世世代代就是干这个的。种姓制度不仅把印度社会纵向划分成了一个个的阶层，还横向划分成了一个个的格子，一个种姓就是一个小格子，那整个社会就变得非常稳定、固化。为什么印度历史上频繁地遭遇一波又一波的入侵，却没人废除种姓制呢？因为这玩意儿太有利于统治了。所有人都被锁死在小格子里，各司其职、各安其命，没人会造反的。只要种姓制度不被彻底废除，印度就算不上真正的现代国家。甘地这样的人物，是推动一个古老国度从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的人物，他必须趁着这个机会，通过暴力革命把所有旧的禁锢全部打碎，才能扎稳一个现代大国的地基。但对于印度最大的顽疾—种姓制，甘地的态度却是有很大保留的。他只是强烈反对种姓制中的“贱民制度”，因为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在南非受歧视的遭遇；但对于整套种姓制度，甘地并不想将其推翻。在种姓制问题上，甘地只想做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者，而这种软弱的根源，正是他毕生都奉为真理的“非暴力”理念。在种姓制这种根深蒂固的巨大矛盾面前，任何试图通过“改良”就想解决问题的想法都是投机取巧，注定是要失败的。除了“非暴力”，甘地的“国家观”同样也完美地迎合了印度社会。我们经常调侃说，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比如印度有成百上千种的语言，车不能同轨、书不能同文，整个国家从来没有完成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其内部的社会状态完全就是一盘散沙。这种松散的“国家”，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内部凝聚力、就不可能集中力量搞建设、就不可能搞好工业发展经济、就不可能使绝大部分的国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印度想要发展好，就必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整合。而想要完成整合，首先要对广大的国民进行普遍的动员；其次要号召大家劲往一处使、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这第一点，甘地确实去做了，他领导印度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得印度真正成为印度人的印度，无数的印度人被他的精神和意志所感召。因为甘地对于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是持反对态度的。甘地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第一，甘地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他认为精神权威应该高于任何的世俗统治，他认为只有“爱”才可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第二，甘地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深深地根植于强权与暴力之上”，这完全违背了他的“非暴力”理念；甘地认为现代国家的所有法律、制度都得统统取消，因为这些都是推广暴力、施行暴政的工具。第三， 甘地的目标是通过“村社自治”来制衡国家的中央集权，甚至以这种方式来瓦解掉国家的真实存在。甘地的这套理论完全就是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这套理论实践起来只能让一盘散沙的印度社会继续维持一盘散沙的状态。甘地之所以有这种国家观，其实也是他的“非暴力”思想在作祟，因为想要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现代国家，必须依靠暴力作为后盾。在甘地这套思想的指导下，印度社会没有任何被整合起来的可能，所以甘地的这套思想自然遭到了很多同时代印度政治家的反对。但这些精英再怎么反对也没用，广大的印度老百姓特别吃他这一套。面对一盘散沙的印度社会，被尊为“领袖”的甘地没有想把它真正地整合起来；面对一盘散沙的印度社会，被尊为“国父”的甘地拒绝使用暴力将它统一起来；面对一盘散沙的印度社会，被尊为“圣雄”的甘地告诉印度人民应该再散一点！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 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彼时的中国虽然和印度一样散乱，但中国有两点和印度不一样。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一统的基因，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数的英雄豪杰都将一统天下作为终级的目标。第二，中国人绝对不会相信什么“非暴力”，中国人太知道武力、暴力的重要性了，想平天下，就得先把枪杆子握在手里。面对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革命者”想要把这个分裂的帝国重新整合起来。他们虽然不会像昂山素季、甘地那样去搞“非暴力”，但他们也只不过是拿起枪来的昂山素季和甘地罢了。我曾经在国民党内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哪一个不比我有地位？但我借着当黄埔军校我的机会，把兵权死死捏在了自己手里，只有掌握枪杆子，别人才能听你的。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分别清党之后，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联合逼蒋下野。但仅仅一个月后，汪精卫只能乖乖地把蒋介石请回来，因为汪自己根本掌控不了军队。1931年下野、1949年下野，结局同样也是如此，只要蒋介石捏住军队，那下野对他来说只是给自己放个假而已。蒋介石明白“暴力”的作用，蒋介石也看不起甘地的“非暴力”，但掌握了暴力的蒋介石，面对四分五裂的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个裱糊匠而已。他只会在旧中国的腐烂秩序上修修补补，让这个一盘散沙的国家继续散下去。蒋介石把他手中的暴力，都施加在了无产阶级工人贫农身上。就算蒋介石真的把无产阶级的反抗全都打压下去，他就能实现统一中国、搞土改的目标吗？保护私有制、搞阶级合作、代表全民的利益，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套说辞就是在维护旧有的秩序、维护既有的现状，是要让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社会继续散下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所谓“革命者”终究没有搞明白，缅甸的昂山素季、印度的甘地，也同样没有搞明白。那在彼时的旧中国，谁是人民的敌人呢？毛主席看得很清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屬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在革命的道路上，朋友才是可以团结的，敌人就是要被消灭的，如果总是想着要去团结敌人、拉拢敌人，那就不叫革命，那叫反革命。“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总而言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在毛主席的理论里，帝国主义以及与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不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他们是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要被消灭的对象！所谓革命，就是团结朋友消灭敌人的过程、就是一个阶级砸碎另一个阶级的过程，这中间没有任何的余地可讲、没有任何的妥协可言。毛主席很早很早就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成了最最坚定的革命主义者，中国的革命事业才得以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下走向彻底的成功。旧中国虽也是个大国，但那是一个积弊已久的大国，是一个充满着不可调和之矛盾的大国。在这样的大国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死死地压住人民的脉搏；在这样的大国里，任何缝缝补补的“非暴力革命”注定都将是徒劳的，注定都是要失败的；在这样的大国里，只有运用暴力的手段将旧有秩序彻底打碎，革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成功。昂山素季、甘地这样的精神领袖，他们对各自国家的发展有贡献吗？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数十年的斗争史中，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幸好他们都失败了，否则中国就会变得像印度一样、像缅甸一样、像那些一直发展不起来的弱国一样……在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之上修修补补，无疑都是一种裱糊匠行为罢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用暴力将旧秩序推倒重来的过程。这是新中国用70年时间亲自总结出来的经验、亲自践行出来的真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资料来源：
1、时政：昂山素季，妻子、女儿、政治犯和政治家
2、王钊：试分析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3、毛主席思想研究：毛主席与甘地政治哲学比较：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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