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2020！

毫无疑问，没有哪个词能像“内卷”一样，从人类学里火出圈，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频繁出没于整个2020年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谁都可以脱口而出一句：卷！

卷这个词很形象，让人想到许多小白鼠们在跑盘上不停奋力奔跑，即使有许多白鼠体力耗尽，想让自己停下来，但只要跑盘里有一只小白鼠还在跑，那么转盘本身不会停下来，看着小白鼠在卷盘里不死不休，是不是让打工人心有戚戚呢？

有趣的是，因为它的广泛运用，它渐渐脱离作为一个原有的学术概念的规范，变成了一套键盘政治的学说，以至于最后“万物皆可卷”。

也就是说，用的人多了，“内卷”这个词也内卷了，在人类的象征界符号界卷起来尘埃。去年一整年在知乎上，内卷这个词很火，很多人在尝试在解释自己所理解的内卷，莫衷一是。诚然，语言本来就是自由演化的，很多词汇一开始都是误读，也因此，被误读是表达者的宿命，这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文章的本意是剖析内卷流行背后的社会心态，笔者为了避免讨论含糊，大概区分了几种层面的内卷学，不难容易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

古典“内卷”

假如你是一个爪哇岛的农民，开垦了一亩三分地，土地条件很好，适合种植水稻，养活自己并非难事，闲暇时还能眺望远处层层叠叠的雨林和美丽的火山，然而你温饱思淫欲，开始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你瞅瞅周围人寿命都不高，因为周围人寿命预期就不高，大部分人有时间都在生儿子，生了一个还想再生一个，一旦人口上来了，嘴巴多了，迫使你在要在有限土地上多种粮食，这时你满脑子都是如何把一亩三分地种出花样，而不是花心思突破这种生产方式。

这就是格里茨最先提出来的内卷，就是说，在爪哇岛的农业社会，随着爪哇岛上劳动力的增加，人们对土地的耕种变得更加细致了，成为一种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然而爪哇岛在人口增加的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呢，精耕细作，也确实无法转化为更高级的模式，长期停留在一种重复的轮回状态。

黄宗智的“内卷”

卷神看你上辈子在爪哇岛活得还不错，下辈子让你投胎转世到了中国，在华北平原，或在长江下游平原，让你成为了占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

你发现你虽然很辛苦，只是勉强糊口的水平，只有一块小耕地，但凭借自身的低机会成本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能够承担比营利型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地租，你凭自己小农的觉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搞什么劳什子农场化了。似乎所有的小农都和你想的都一样，虽然单个劳动力的产出已经出现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情况，但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于是乎，投入到土地中的人越来越多，平均每个人就越来越穷，越来越痛苦。

后来你想开了，想逃离这种日复一日的劳作，但是最终你经商也好，入仕也好，还是想着发达之后回来购置良田，做的生意也多半是服务于小农的自给自足，也因此，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过程，即使在长三角当时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

黄宗智虽然在《华北小农》书虽然引用了格尔茨的内卷，但是就他自己描写来看，他又把人多地少导致边际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叫做“内卷”，如同后人对黄宗智的内卷的误读一样，这是黄对格尔茨存在误读。从黄的表述，能够清晰地看出来，这种黄式内卷，应该叫作“马尔萨斯陷阱”，但黄想用个新词，没想到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

当代“内卷学”

黄宗智之后，我们迎来了内卷扩大化。

杜赞奇借用格里茨的“内卷”来讨论现代化政治，通过“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来描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站在对原初内卷误读之上的），他指出，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不是用来投入增加效益，而是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或社会体系，按照这种说法，其实可能发生内卷的地方反而是大家想要进去安稳体面的公务员系统，比方说官僚体制通过高度的形式主义来增加基层的工作量，就好像一个会议上杯子要摆成一条直线，茶杯倒茶要三分之二，这样工作量大了就可以扩大就业，凯恩斯都直呼内行。

杜赞奇倒是开了解释扩大化的滥觞，如果说黄宗智的内卷，是新瓶装旧酒，是马尔萨斯老人家在看着你——

那么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我们面临的一个是宏大叙事被消解了，个体化的叙事、感受和经验被无限增强了，一个是传媒空前发达，很多人开始把“内卷化”理论套用到社会各行各业：例如数百个人去竞争1个辅警职位，太卷了；今年考研人数屡创新高，太卷了；985高校惊现自行车上写论文，太卷了；一个要求本科学历的文员职位，居然有10个研究生跑来面试，太卷了……

我们在引用“内卷”的时候，往往看到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各行各业疯了一样拼绩效的社会风气。简单的回答是：因为资源短缺了，导致了恶性竞争，言语里透露着无奈，又容易假设竞争是一种双边关系，只需要把其中的工贼奋斗逼揪出来批就行，但竞争从来不是双边关系，他是一个三角关系。

真正的竞争是必须有制定规则的第三方的。不是你干掉了情敌，女神就会自动归属于你，那是公羊社会的法则，事实上，在人类社会里的竞争过程中，无时无刻有一个第三方在制定规则，在制造稀缺。

很多人假装不明白，在第三方制定的规则里，高收入岗位始终是有数的，食利者始终是有数的，只有小撮人能够成为食利者，这就是稀缺性，不然资本主义体系没法运转，没法保持内生活性，这个大前提之下，总会有大多数人是“失败者”。

“内卷学“是否能拿来解释中国当代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它更多是一种描述。像毛教员在谈到中国农村问题就已经指出这类知识的局限性，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把底层倾轧等现象都归结为卷，固然十分形象，但我们也要明白，在所谓的丰泽or勃勃宇宙中，无论是号召到“北极”去自杀，还是鼓励人们找到自己的“非洲”，都是一种“不用去想生产关系出了什么毛病”的亚文化的替代方案，问题在于现实中，只要地方经济依附于几个中心城市，多数青年永远会身体诚实地朝着他们眼中的绝育之地走。

因此当下流行的内卷学的重点不在于指出问题，而在于改造我们的叙事。

之前提到，在后现代语境下，内卷似乎泛化为了个体在过度竞争时代下的倦乏的生命状况，大家都很累，这种体验本身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有些卷是让人心有戚戚然，一呼百应，有些卷则没有留下呻吟，亦如当年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不会在人人网上发帖求关注，只能随着工厂的楼梯旋转，刺猬头随着铁丝旋转，然而工厂的井底还是太深了，当主流听到回声时，人已经落地了。

这是一个先卷到后卷的过程。也是内卷学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里，背后有两层编织，即历时性和共识性。

按照共时性的叙事，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高增长的时代结束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全球还在正增长的国家没有几个了，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周期的衰退阶段，没有增量只能抢存量。

而在历时性的叙事里，我国人民踩到人口红利的尾巴，加之大学扩招已经走过好多年了，这必然导致学历进一步通货膨胀，而一些在上行期里野蛮生长的白领行业，在疫情的影响下，已呈现出荒草萋萋的景象。

那些想延续父辈、前辈们的做题，考大学，找体面工作，生儿育女过去的路径，继续享受上升期红利的人遭遇了危机，从红利变成了人口，这时候，如果路径上依赖未能完全摆脱，人们仍然渴望通过不断投资自己来规避贬值风险，导致越来越多本科生考研，研究生去读博，拿着更高的学历去谋一份当年专科生就能做的工作，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知识阶层的无产化。

可他们毕竟还掌握了一定的传媒议程，于是，很多人“忽然”感觉当下的内卷异常严重了。这个忽然，就是元叙事发生断裂的那瞬间。

为什么会发生断裂呢？仔细想想，我们前几代人共享着一套叙事，在这种叙事支配下，过去普通中国人的理想是光宗耀祖，不做不肖子，肖是继承的意思，也就是说，继承父系家族的名义和产业是一种美德，会受到社会的嘉奖。

在近现代，我们又把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元素补充进了这套叙事里，让普通人增强了个体奋斗的意识，而非完全是被祖先叙事支配，不可否认，背后这些叙事是非常世俗化的，让中国人民在价值取向上吃苦耐劳，做题做出工程师红利，我们国家经济腾飞也有赖于此。

但是到了下行周期，这套文化惯性（也被成为做题家思维）就越箍越紧，如果叙事和现实开始有了不一致，很多人已经赶不上末班车，这套叙事早晚会发生断裂。

断裂之后呢？我们对于世界的连续性的意义难以接驳了，那么一部分人必然会走向躺平，一部分人会跟随中国资本对外输出愈发的现实主义起来。伴随着这一年中国追赶西方列强脚步愈发加快，网上有两种有代表性的声音，可概括为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不可战胜，所以我们要躺平，二是日本走过的边缘挺近中心之路，冥冥中我们也要走一遭。问题是，这条路一定是通往昭和或者平成吗？

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疲乏的态势似乎给了我们契机，去把过去那些驱使我们的那些叙事，以及那些衍生出了今天高度一体化的”所有人挤一个赛道”的活法重新审视一番，去重构人活法的蓝图。环球同此凉热，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要摆脱所谓“内卷”，我们要探索出一条新路。

在这里，笔者推荐不妨把传统元叙事结构中“祖先”和“出人头地”置换成马主义的“阶级”和“解放人类”，然而这不是读几本共产主义书籍就能达成的，这要和自己前半生社会关系的总和去斗争，注定是艰苦的历程，但这也是一个孕育“新人”的过程，到那时候，你会发现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不在于让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不在于上车，而是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说出“把我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如果不想那么辛苦，那么高尚，把“祖先”置换成2020年流逝的时间，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们上车是为了下车，出生是为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