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巨头们的这场“猎巫行动”，细思极恐......

　　众所周知，1月6日，数以千计特朗普的激进支持者冲入美国国会大厦，一度迫使既定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唱票”流程暂停并推迟数小时之久。随后，全美多家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群起屏蔽特朗普及其追随者。

　　而扎克伯格“实名抨击”特朗普，率先对特朗普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账号实行“无限期封闭”，“以确保权力和平交接完成”。

　　就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夕（1月16日），网络纷纷传递着一个源自“今日俄罗斯”（RT）的独家消息：脸书公司悄悄恢复了特朗普的脸书账户和Instagram账户。不过，这两个账号“迄今未见活动迹象”。由于“孤证不立”，从被封闭至今一言不发的特朗普账号是否真的“解封”，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对于屏蔽特朗普的做法，另一位互联网大佬——推特（Twitter）创始人多尔西（Jack Dorsey）接连发声，称此举“动机是正当和必要的”正确决定，但他同时指出——“这开了个危险的先例”。

　　这个先例，为什么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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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特朗普闭嘴

　　在“推特总统”称号之前，特朗普早已是社交媒体的资深使用者。截至封号前，他在推特上苦心经营了近12年，拥有近9000万关注者，累计发布4.6万多条原创推文。

　　2016年，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的适时助推下，原本不被看好的特朗普从共和党内初选开始，粉丝群体像滚雪球般壮大且牢固，狂热的支持者们声势浩大地拥推着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杀入白宫。

　　当选总统后，特朗普一改历任美国总统惯例，常常绕过“三权”和各种程序规则，直接用推特发号施令，将“三权”和素称“无冕之王”（却动辄被他贬称“假媒体”）的传统媒体视若无物，在国内国际的大小事务中肆意施为，被戏称为“推特治国”。

　　许多分析人士对特朗普这种“推特治国”的做法深感忧虑，认为此举令他拥有了“超越美国政治规则制约的‘长臂’”，存在滥权的风险。因此，从2020年起，推特带头用“贴不实标签”等手段，尝试约束、制约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言行。当特朗普试图通过行政命令甚至口诛笔伐“吓阻”互联网巨头和平台时，更多人是将它们而非特朗普视为“弱势群体”的。

　　直至1月6日傍晚前，这种认定似乎都是“天衣无缝”的：全天特朗普仅在其狂热支持者面前惊鸿一瞥、寥寥数语，却足以激励他们从全美各地蜂拥而至，高喊着口号摧枯拉朽般杀入国会大厦，而它上一次被攻破，还是在200多年前遭英军烧毁。

　　此举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推特总统”就被“推特们”收了神通。

　　率先出手的推特（Twitter）关闭了特朗普的个人账户、职务账户，同时进一步“封杀”了7万个致力于分享QAnon阴谋论内容的账号，让“推特总统”一下陷入“有口难言”的境地；接下来，扎克伯格领着“脸书（Facebook）系”名人，“稳准狠”地对已显狼狈的特朗普砍出“无限期封号”的致命一刀。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月11日，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采取屏蔽、删号、禁止访问、下架特朗普官方竞选商品等措施的平台包括谷歌（Google）、苹果（Apple）、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Youtube、Twitch、TikTok、Snapchat、Shopify、Reddit、Pinterest、Instagram、Discord和Stripe，共计15家。

　　从这份“消杀名单”可以看出，由于为各种手机应用（App）提供平台的这些“巨头之巨头”的态度坚决，许多原本未必打算加入“屏蔽网”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惟恐被下架，也不得不“随大流”：

　　一些拒绝“消杀”的“亲特朗普”平台也被屏蔽。例如，1月6日“消杀”后，特朗普追随者最初选择的“备胎”——保守派小众平台Parler（特朗普的两个儿子长期在这里活动）就迅速被“三巨头”强制下架至少一周；另一个始终支持特朗普的小众平台Gab，也在1月6日后一度面临下架风险。

　　看似不相干的应用也加入“消杀”战团。如Shopify作为“美版京东”的购物平台，也高调关闭了平台上售卖特朗普竞选产品和纪念品的许多网店；又如Stripe，是北美流行的一个在线支付平台，则宣布将不再为继续筹款的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其密切政治支持者提供政治献金等支付服务。

　　各参与“消杀”的平台还在72小时内相继封杀了特朗普子女、亲信、追随者的账号，甚至“川粉”群组和特朗普大选竞选团队的“官号”也在劫难逃。

　　舆论中有人大声叫好，认为“意犹未尽”，但也有声音开始质疑“株连九族”的行为。

　　如果说特朗普、弗林（Michael Flynn，前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Sidney Powell，网络著名“阴谋论发明家”）、班农（Steve Bannon，极端保守派人物）、沃特金斯（Ron Watkins，QAnon活跃分子，等“经常性过激者”被制约，尚在可以理解范畴内，那么特朗普的职务号、合法注册并正常使用的竞选团队官方账号、正当经营“周边产品”的网店等，凭什么被“瓜蔓抄”？

　　2

　　“他们在猎巫”

　　1月8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说话缝隙的特朗普表示——“他们在猎巫”。

　　【注：所谓“猎巫”，是指欧洲中世纪某些地方出于宗教狂热，对所谓“异己”采用贴上“女巫”标签、然后“人为毁灭”的做法；某人是否“女巫”，完全由舆论和权力控制者单方面操纵，甚至连黑猫都成为连带牺牲品，一度在欧洲绝迹。】

　　其实，任何中立、客观者恐怕都不会认为特朗普是无辜的。如今一副“受迫害者”姿态的他，几天前还是威风不可一世的“裁决者”。

　　引人警惕的是，这样一个“网络强势人物”，可以被互联网巨头在短短几十个小时内“消杀”于无形，那么后者是什么？网络世界又是怎样的生态？

　　很大程度上，曾是“特朗普潮流”最大推手之一的脸书（Facebook），也是这次“消杀”行动冲在前面的行动者。如前所述，最初特朗普活跃的平台是推特，并不是和民主党外围、左翼环保派团体打得火热的“小清新平台”脸书（Facebook）和Instagram。满脑袋实用主义哲学的扎克伯格觊觎“川粉”可观的流量和稳定性，不惜重组班子、更换“画风”，让旗下两大平台转而成为亲特朗普右翼分子大量聚集和互动的媒介。

　　原本标榜“超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扎克伯格在过去四年间频频和特朗普“搓饭”【注：北京土话，意思是下馆子吃饭，也特指请客吃饭】、与他的亲密核心团队成员互动，更自食其言为特朗普所授意的某些“网络安全举措”提供种种方便……

　　2020年5月，推特开始对特朗普某些推文标注“不实信息”标签引发特朗普震怒之际，扎克伯格大谈“我们的风格和推特不同”“Facebook不应扮演真相仲裁者的角色，不应判断他人在网络上所说每一条信息的真伪——我认为每个社交平台都不应如此”。

　　2020年6月11日，当多达140多名曾获由他和妻子成立的扎克伯格基金会（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资助的科学家联名施压，敦促其“不能任由特朗普传播错误信息和煽动性言论”之际，扎克伯格一面调整措辞，改口称特朗普“某些言论令人厌恶”，一面仍然坚持“不该对其发布信息进行事实核查或采取其他行动”。

　　可以说，直到1月6日“国会山事件”发生前，扎克伯格都在左右逢源，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高抬贵手”，惟恐得罪了自己的“衣食父母”——因为“川粉”带来的流量，Facebook广告营收大增，加上特朗普团队将许多竞选广告密集投放在Facebook上，2019年Facebook 实现营收700多亿美元，是特朗普上台前（2016年，不到280亿美元）的两倍多。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1月6日之后上演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幕，让“推特总统”品尝到“载舟覆舟”的人生苦酒。谁能保证，他或其他互联网巨头，未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反复上演似曾相识的一幕？

　　如果他们这样做，又有谁能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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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恐惧什么？

　　支持互联网巨头“消杀”行为的人士，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学教授、前联合国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凯伊（David Kaye）、政治分析家切尔戈斯基（Anthony Chergosky）和知名法律专家库尔迪斯（Scott Curtis）认为，“公司也有言论自由，屏蔽某些言论不意味着平台规矩苛刻，除非明显违规否则不会被冒犯。”

　　有人对这样的操控行为表示不满，诸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Nikki Haley）、北卡罗来纳州卡巴鲁斯县共和党机构等认为，此举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之嫌。

　　歌手希尔森（Keri Hilson）1月9日在Instagram上表示，不赞同网络巨头对特朗普的围剿，她认为“如果互联网巨头可以轻易对一个世界第一大国元首进行封口行动，一旦它们将这种行为转移针对一个普通人，后果会如何可想而知”。

　　希尔森的言论在歌迷和评论家中激起热烈争论，最终迫使她删帖——但希尔森的“闭嘴”让更多人感到更加可怕：在此之前，希尔森并未表现出对政治的特别兴趣，或对某个政党、政治家、政治主张的明显倾向，如果这样一个“素人”仅因言论“不合时宜”就难以被“兼容”，所谓“普通人的言论自由”又在哪里？

　　麻省阿莫斯特大学传媒学教授祖克曼（Ethan Zuckerman）等专家指出，必须慎重对待此次出现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自我筛选动态，并在国会进行充分讨论，且不能任由任何单方面对何为“合适的言论和言论自由”作出解读，否则“将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和趋势”。

　　前面提到的北卡罗来纳州卡巴鲁斯县共和党机构宣布为期30天社交媒体停更抗议，以反对“推特、Youtube和Facebook等在执行其审查标准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专制和有政治针对性”。该机构称，他们希望“大型科技公司”尊重言论自由，并保护在其平台上的思想公开讨论。

　　曾在1月6日前多次抵制特朗普“乱命”的得克萨斯州检察长帕克斯顿（Ken Paxton）1月13日公开质疑互联网巨头的“定向消杀”行为，并责令其“为此举是否符合言论自由原则”作出解释。

　　甚至民主党内也开始出现冷静的声音。

　　一贯支持民主党内左翼旗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拉塔科夫斯基（Emily Ratajkowski）在1月8日呼吁停止为互联网巨头封杀特朗普欢呼，因为它们曾为特朗普推波助澜，如今却以其“煽动暴力”为由让他们的声音迅速消失。“煽动暴力”固然应该惩罚，但谁给了这些互联网巨头裁定何为‘煽动暴力’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在他们看来，“互联网巨头”和平台加强自律当然是必要的——但对它们的监管同样是必要的。

　　在美国以外，这种质疑互联网巨头“定向屏蔽”行为的声音更为普遍和直接。

　　英国网站spectator.co.uk上署名凯特·安德鲁斯（Kate Andrews）的文章称，尽管法律上互联网巨头针对特朗普的行为并不违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举不会带来严重后果。

　　首先，在如此轻易和成功对付现任美国总统后，会有更大压力让它们将这种逻辑推广扩大。比如，倘若可以“担心进一步煽动暴力”的理由禁言特朗普，那么转而禁言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当然也没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以此为由删除了一条和某国政府有关的信息，倘若再推而广之，就会引发许多问题。

　　其次，尽管可以“这是私人公司的权利”为由拒绝“违反第一修正案”的指责，却决不能阻止更多人将之解读为“肆意践踏言论自由”。

　　再次，此举将令“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究竟是媒体还是平台”的争论更激烈。文章称，如果将这些互联网巨头当作平台，放任其予取予求，不仅共和党，民主党或任何执政者都会感到如芒在背，因为一旦它们转向攻击自己或第三方，将无从制约；但让它们像媒体那样受到监管，又可能令这些动辄和全球数十亿人分享观点和对话的平台无法运作。

　　最后文章称“此次针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过于迅速的决策短时间内或许干净利索，但接下来几个月里可能令这些科技巨头被不断困扰”，因为“围绕言论进行定向钳制的先例，很少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法国和德国的政治重量级人物也相继加入质疑行列。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数码转型最高负责人塞德里克·奥（Cédric O）1月9日对互联网巨头针对特朗普的“定点清除”提出异议，认为一旦推特或Facebook变得政治化，其上述不受约束的权利，将允许其任意更改服务条款，筛选性地向亿万受众输送或屏蔽自己想输送或屏蔽的信息、思想或言论，并在完全不受任何监督情况下审查和控制平台上的所有表达并逃避司法控制，违背了司法多元和民主表达原则。

　　1月11日，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表示，社交网络运营商有责任确保政治交流不会受到仇恨和煽动暴力的毒害。然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基本权利，只能受到立法者的限制，而不能根据公司的要求加以限制。当天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出于同样理由，对美国“互联网巨头”永久关闭特朗普及其家人、支持者和实体账户提出质疑。

　　正如一些欧盟、东亚甚至印度网友所指出的，互联网巨头的“72小时闪电战”，对美国以外国家朝野的震撼和警示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一旦这些互联网巨头倚仗自己的网络联手垄断力和“自由裁判权”，为某个美国政治势力在自己的国家“开路”，或者索性，这些互联网巨头仅仅自己打算在异国他乡“任性”一把，比美国或特朗普弱小得多的国家、实体和个人，又将如何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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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法”呼之欲出

　　实际上，针对互联网巨头超越公权力的“垄断裁判权”和“网络长臂管辖权”，不论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都早已开始警惕。

　　去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多达美国46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关岛等地方行政单位联合指控Facebook“非法并以掠夺性手段收购竞争对手，以谋求自身市场利益最大化”，要求美国联邦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阻止该公司今后进行标的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并购，除非事先通知原告各单位并征得其同意，并要求法院采取自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救济措施，包括剥离或重组已非法收购成功的公司，或现有的Facebook资产及业务。这场声势浩大且直奔要害的商业垄断诉讼，一旦胜诉，对扎克伯格和Facebook都将构成“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欧盟、印度、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组织也纷纷针对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巨头采取征收“数字税”等反垄断行动——有人据此认为，此次扎克伯格在1月6日事件后的迫不及待，或许带有自救动机，他在1月7日之后一系列言行的重要目的，恐也是借此取悦、取信于白宫的新主人，换取后者及其所属党派对他本人和Facebook市场利益的“关照有加”。

　　而美国以外，针对互联网巨头的警惕和反制措施，还多了一层“警惕美国网络霸权、捍卫本方网络主权”的特殊含义。

　　在此方面，欧盟堪称先知先觉者。

　　早在2004年，欧盟就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从而成为全球首个对数字化市场、产品和服务实施立法、依法监管的大市场。

　　但时过境迁，16年后的今天，全球互联网巨头，尤其包括苹果、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往往利用自己在市场的优势地位，采用诸如通过恶意并购消除潜在市场竞争对手、借助市场垄断地位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并将之用于“改进或开发”另一领域新服务，从而令对手难以与之竞争【注：欧盟人士将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这种行为称作“守门人”（gatekeepers）行为】；它们还利用欧美间税率及监管的差异，见缝插针、规避税收、牟取暴利。

　　2004年版《数字服务法》对这些行为徒呼奈何，欧盟本土互联网企业则在这种力量不均等竞争中宛如螳臂当车、一触即溃。鉴于此，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亲自牵头推动下，欧盟竞争专员、反托拉斯负责人、丹麦政治家韦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数码领域负责人、法国企业家布雷顿（Thierry Breton）领衔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版《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法规》，以期替代旧版，堵塞监管漏洞，限制全球互联网公司在欧盟市场上的为所欲为。

　　去年12月15日，两位欧盟专员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数字服务和数字市场法案》（the Digital Services and Digital Markets Acts，实际上是两个平行的法案）草案，这被认为是正式启动对境外，尤其，美国互联网巨头强化监管的标志性事件。

　　曾任德国数码事务、预算和预算管理专员的欧丁格（Günther Oettinger）表示，冯德莱恩及其委托的委员会此举是正确的，“旨在在数码领域建立欧洲自己的规则，令欧洲本土数字企业能与谷歌、Alphabet、Facebook等美国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而在“互联网巨头闪电战”发生后，法、德两国政府有关人士不约而同表示，应加快推动两个法规在欧盟各国落实生效的速度，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美国互联网巨头“突袭”。

　　事实上，近期全球各主要市场都不约而同加大监管力度：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以及正忙于“脱欧”的英国，都拿出了各自版本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紧箍咒”。如果说在“闪电战”之前，针对上述国家的这类行为，坊间非议声尚多，但在特朗普“被消失”后，对此表示充分理解者明显增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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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深长的安全距离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

　　很显然，在度过1月6日后最初几天的躁动后，事态正在变化。我们看到，尽管佩洛西等激进国会民主党人还在“喊打喊杀”，但包括拜登（Joe Biden）在内的民主党主流派等，都对推特、Facebook们的“拥立劝进之举”保持了步调一致的缄默和意味深长的安全距离。

　　道理不言而喻：既然互联网巨头的“自由裁判”和“长臂管辖”可以轻易令自己对手在短时间内感受“冰火两重天”，那么谁能担保这一幕，未来就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

　　我们不知道扎克伯格是否真的“悔棋”，但多尔西字斟句酌的“危险先例”，无疑是充分意识到“戏过了”，且试图用“涂改液”补救的危机公关行为，其目的恐怕只有一个——避免新的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各国暨各跨国组织将特朗普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死亡”当成前车之鉴，对互联网巨头叠加更多、更严格的“紧箍咒”。

　　无论如何，特朗普的“推特风云时代”只怕已结束，但围绕网络话语权的连台本戏，才刚刚进入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