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人心中的那座山： 中美之争下的关键第三方！（长文）

一、山

在今日中国崛起的路上，外部最难跨越的一座山是什么？

美国？日本？第一岛链？美日澳印结成的所谓印太联盟？别急着回答，先来看两段熟悉的历史。

这两段历史都发生在1940年代的中国。

二、第一段历史

第一段历史发生在1940年夏秋，时值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当时，鲁苏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却积极进袭新四军，国共双方终于在江苏省黄桥镇发生了一次战役。

黄桥战役的一方是由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刚从江南渡过长江北上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久，驻扎在黄桥镇，部队总计约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人。

另一方是鲁苏战区韩德勤辖下的国民党军队，其中韩系人马8万人，受命进攻黄桥镇的则以韩克勤嫡系主力第89军和第6旅为主，再辅以国民党地方部队，兵力合计约3万余人。

5000新四军对阵3万国民党军，这仗怎么打？况且刚刚渡江北上的新四军还算是孤军深入，而韩系国军背后却有多股后援团。

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新四军不但敢于打了，而且把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歼敌1.5万人，韩德勤嫡系主力第89军和第6旅几乎全军覆没，军长李守维、旅长翁达败亡，师长孙启人被俘，韩德勤最后仅率千余人残部狼狈逃回老巢。

身处劣势的新四军能在黄桥决战中大获全胜，离不开两个人的杰出领导。

一是粟裕智勇双全。

粟裕谋略大胆果敢，以少量兵力正面守卫，以重兵伏于两翼；战时精心计算，临机应变，分割突袭敌军长蛇阵；危急中亲率伙夫马夫等后勤人员堵住防线缺口，充分展示了一位将军的过人胆魄与科学理性。这就不多说了。

二是本文要说的重点，那就是陈毅在战前对韩德勤辖下的国民党军队一系列纵横捭阖的心理战。

通过前期研究，陈毅得知韩系部队并非铁板一块。地方实力派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的“二李”部队约2万人，“税警总团”陈泰运部队约4000人，这些人都与韩德勤有矛盾。

不过，“二李”部队也与皖东新四军发生过冲突，扣押过新四军谈判代表，在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多次激烈交战时还被全线击溃过，但陈毅这时候的格局就显示出来了：陈毅三次进入泰州城沟通，又通过帮助运送子弹、送还俘虏及枪支、退还控制区等实际行动消除误会，并从团结抗日大局晓之以理，使双方冰释前嫌，“二李”也答应保持中立。

同时，陈毅还陆续拜访了当地开明士绅及社会名流，例如孙中山时期的中将朱履先，还有前清翰林、曾任江苏省长与督军的韩国钧等人，陈毅诚挚邀请他们主持正义、召开会议，以向社会呼吁反对内战、团结一致抗日。这些在地方上威望很高的名流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发挥余热。

在地方名流主持的军民代表会议上，面对韩德勤要求新四军退出姜堰地区的无理要求，陈毅慷慨陈词，表明新四军顾全大局，为了团结抗日，同意退出姜堰，赢得社会各界同声赞叹。

为了进一步争取“二李”中立、孤立韩德勤系，陈毅顺水推舟，并没有将姜堰交付韩系国军，转而通知“二李”的地方系国军来接防税赋重地姜堰，并赠送百多把枪支。这就让“二李”喜出望外，于是他们向陈毅保证置身事外、决不参与内战。

这样，当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时，就在社会人心与道义上、地方部队的配合上全都陷入了孤立，“二李”的中立也导致韩系实际的进攻人马由3万人被分化到了还有约1.5万人。

新四军于是不但获得了地方士绅与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在军力对比上压力陡减，这就为粟裕奇谋用兵、最终击溃韩系人马创造了巨大的外部条件。

回顾这第一段历史故事，先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做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把黄桥决战中的新四军比作今日中国，把韩系人马比作今日美国，那么，今天世界上哪些国家可以比作“二李”部队及地方士绅呢？

第二个问题是，陈毅以“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为号召，分化韩系国民党军，争取地方中间派，那么，中国今天能以什么大义去争取那些中间国家呢？

仍然不要急着回答，来看第二段历史。

三、第二段历史

第二段历史，是发生在1945年国共双方之间的“重庆谈判”。

抗战胜利后，人民都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都积极致力于国共和平，中外舆论倾向都是一边倒地要求避免内战。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顺势把“和平”姿态摆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电文说“深望体念国家之艰危，闵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那意思等于说如果你不来，那就是不念国家艰危与人民疾苦了。

蒋介石这一手棋下得还是很厉害的。这一番大造声势，不但可以将了延安一军，而且还可以烘托出自己一副忧国忧民的领袖形象，一下子就把自己塑造成了社会精英呼声、广大民众的盼望、舆论的倾向的“总代表”。

多家报纸于是大做文章，说抗战的胜利，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人人在光明灿烂的晴空中看到有一丝云翳”，“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悬注延安的态度”，这就将蒋介石真实意图给覆盖掉了，而将内战隐患的责任指向了延安。

当然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亲赴龙潭虎穴，经过多日谈判后签订《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假戏真唱，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最终让它发动内战失去了道义上的名分。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就不多说了。

本文要说的重点是：在刀来剑往的重庆谈判之外，毛主席主动将更多时间用于广泛拜访、会见、接触各方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爱国人士。

如：

拜访“民盟”主席张澜，出席“民主之家”欢迎宴会，一再强调“以和为贵”，并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等人会谈，共勉民主未来；

拜访宋庆龄、柳亚子、冯玉祥、程潜等人，出席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举办的中苏友好协会集会；

邀请“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后来发展为九三学社）召集人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一起用餐，与他们亲切交谈；

会见“民革”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等人；

后又会见了一直与共产党关系不太好的“国社党”领导人蒋均田，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

宴请当时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与他们畅谈对抗日及民主运动的看法与主张……

在这些会见中，毛主席一再反复强调“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连珠妙语感染了很多人。

这期间，毛主席应柳亚子之请抄送旧作《沁园春·雪》，这首大气磅礴的词在报上刊登后引起轰动，使得社会各界在惊讶于毛主席学问原来如此渊博的同时，一改对共产党人的旧印象。

毛主席还会见工商业界、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们，如刘鸿生、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等人，阐述共产党人对民族经济的主张；

又接见妇女界人士史良、李德全、曹孟君等人，同她们谈延安的主张，勉励妇女界的进步力量团结奋进，共同争取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毛主席甚至还主动去看望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陈立夫、戴季陶、吴稚晖、白崇禧、吴铁城、朱家骅等人物，他在面对这些多年“对头”们时侃侃而谈，一面回忆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往事，一面揶揄他们把自己逼上梁山。毛主席的谈笑自若让陈立夫、戴季陶等人诚惶诚恐又颇为尴尬，只好表示要为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这期间，毛主席会晤的知名人士多达几十人，左、中、右各种派别倾向的人都有，既团结了民主党派与爱国人士，也与他们合力形成了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舆论声势与力量。

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亲赴重庆谈判，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延安方面致力于和平的诚意；毛主席在重庆一系列会晤交流工作，则让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社会各界对延安方面有了广泛理解，赞同，乃至支持。

这样，不但此前舆论不利于延安的局面就得到了扭转，而且同时也意味着谁要率先发动内战，谁就会首先失去社会人心。

这就让蒋介石在民心与舆论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和，固非所愿；战，却又违背大义。

毛主席曾风趣地民盟主席张澜说：“蒋介石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回顾这段历史，同样有两个假设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把重庆谈判时的中共代表比作今日中国，把当时国民党一方比作今日美国，那么今天世界哪些国家可以比作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呢？

第二个问题，反内战、反独裁、和平建设家园是当时社会各界共识，毛主席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大义主张，团结了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争取到了他们支持，那么今天的中国应当以什么大义去争取那些国家呢？

四、该来的总归会来

拜登已经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

此前，特朗普抱有较浓的民粹主义倾向，一再挥舞“美国优先”的拳头四处敲诈、逼贡，意图重回孤立主义，给家底透支的美国财政回血，想要重新聚拢起溃耗的国家真气。

与特朗普不同，民主党的拜登一般被认为代表的是金融资本、高科技跨国资本、文化娱乐业资本以及服务业等，其行事风格一般被认为相对理性，走的是精英主义路子，往往根据客观现状制定目标、追求结果，并倾向于联合盟友合作。

也因此，很多人认为民主党拜登的中国政策相较于特朗普会温和得多，幻想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会好一些；另外一些人则担心欧美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其实，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而言，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是次要的。

决定中美关系的根本因素并不是哪一两任美国总统，而是正在发生的时代大势。

相反，连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或拜登本身都不得不被中美关系所决定，他们不过都是历史的套中人而已。（关于这一点，我将另外写一篇单独小文做简要说明，因为这不是本文重点）

不管是特朗普草莽地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污蔑攻击甚至接近新冷战，还是预想中的拜登重返奥巴马精英主义路线，搞大西洋联盟、亚洲小北约，都不会改变美国社会上下对华情绪历史性的质变、并首次将中国设定为“首要敌人”的冰冷现实。（内中详细原因，可参见我早前写的《六劫长歌》一文）

不必对拜登抱有多少幻想，就像不必对特朗普种种胡作非为吃惊一样。

对于中国来说，该来的总归要来，该面对的总归要面对。

五、内在共性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那两段历史。

在黄桥决战、重庆谈判这两段历史中，与今天的中美竞争有几个相通的内在共性。

第一个内在共性，是敌我双方实力对比。

1、黄桥决战中的新四军、重庆谈判时的延安方面（以下简称我方）都属于相对实力不占优的一方；

2、鲁苏的韩德勤国军、1945年的国民党（以下简称敌方）都在纸面实力、武器装备、拥有资源、占据空间、外部后援等方面占有相对优势；

3、但同时，假如我方能创造出某种优势环境条件的话，则又都具备正面对抗敌方的基础能力。

这也与今天的中美局势对比大体相似。

相比于二三十年前，中国如今已大幅缩小了与美国差距，某些方面实力已接近对方，但美国仍占有优势。美国在外援（西方盟友）、资源（美元、黄金储备、石油）、空间（北约、亚洲军事基地、海面、太空）、纸面实力（经济规模、军事、尖端科技）、“武器”装备（尖端武器、工业产品）、舆论传播等方面仍然强于中国。

今日中国的综合实力虽足以对抗美国战略压迫势头，但客观上我们仍然还是不占据优势的一方。

第二个内在共性，是“关键第三方”很重要。

在敌我双方正面摊牌之前，无论是黄桥决战时的“二李”部队及地方士绅，还是重庆谈判时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他们作为与敌我双方都有重大关联的第三方，都对为我方创造外部优势条件起着关键作用。

同样，今天的中国为了在中美竞争中创造外部优势条件，势必也需要争取到“关键第三方”的支持、理解或至少是按兵不动。

假如“关键第三方”也像那些盎克鲁-萨克逊人的国家一样，跟着与美国一起搞什么“五眼联盟”，在科技、经济、舆论等方面一起协同围困中国，那虽然也无法动摇中国根本，但也意味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就会变得相当严峻。

第三个内在共性，是敌方与第三方之间都存在着重大利益矛盾。

黄桥决战时期，韩德勤想要吞并地方实力派的“二李”地盘，同时韩系国军的消极抗日也与地方士绅家国情感也存在矛盾。

重庆谈判时期，蒋介石要维护独裁统治，而各民主党派要争取参政议政的政治身份，这就形成了对立矛盾。

与这两段历史一样，今天处于中美之间的那个“关键第三方”也与美国存在着重大利益矛盾。（下文详述）

第四个内在共性，就是我方要想争取第三方，就必须要在支持他们现实利益诉求的同时，还得以大义主张获得他们共鸣。

黄桥决战时期，陈毅将税负重地姜堰交于“二李”接防，并释放俘虏、赠与枪支；在支持他们获得这些现实利益之外，陈毅倡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大义主张也收获了“二李”与地方士绅的共鸣。

重庆谈判时期，毛主席不但支持各民主党派以平等身份参政议政，同时还反复阐述“和平、民主、团结”的大义主张，这就完全呼应了各民主党派与爱国团体反独裁、反内战的心声。

同样，在今天中美竞争的时代大势下，中国也必须在支持“关键第三方”的现实利益诉求之外，找到某种大义主张以打动他们的心弦。

说到这里，我们得首先弄清楚到底谁是今天的那个“关键第三方”呢？

六、关键第三方

根据上述两段历史经验，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成为“关键第三方”的。

要成为一种对峙局面中的“关键第三方”，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它要和两方都有着重大牵扯关系。

跟一方有关系不行，必须是与两方都有关系；有一般的淡薄关系也不行，必须是牵扯其中的关系；牵扯其中还不够，牵扯的程度必须要重大。

二是必须要有足够影响对峙局势的能量。

就是说，它必须有资格成为当时历史大剧中的“角”，虽不是男一号、男二号，但肯定是“最佳男配角”，就像是楚汉之争时封在齐地为王的韩信，淝水之战时委身前秦军中的慕容垂，或者是赤壁之战时影响人心的诸葛亮。

谁有资格担当这个“角”呢？

环顾这个地球村，有能力左右中美局势的“关键第三方”，目前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欧盟。

2019年的欧盟GDP为18.41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的86%、日本的3.6倍、俄罗斯的10.9倍，仍高于中国的14.36万亿美元，且作为统一货币的欧元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交易货币和第二大储备货币，具备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地位。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欧盟经济发达，科技发达，文化发达，媒体舆论影响力发达，工业制造力发达，加上欧盟的历史沉淀深厚、5亿多人口的规模拥有较高的教育素质、疆域面积有相当规模且陆海地形地貌天赋优越并富有多样性……这些综合因素所构成的整体实力都不是日本、俄罗斯所能比拟的，更不要说印度、澳洲或南美了。

所以，能影响今天中美竞争局势的“关键第三方”，无出欧盟其右者。

七、独立日

上文总结历史共性时曾提到，敌方与第三方之间都存在着重大利益矛盾。的确，与1945年那两段历史中的“最佳男配角”处境一样，作为第三方的欧盟也与“男一号”美国存在着重大现实利益矛盾。

这种矛盾如果说在以前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过去四年来，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信条下，一系列赤裸裸的霸道行为就扯下了掩饰在欧美之间关系的面纱，将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内在利益矛盾揭露得一目了然。

过去那种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围绕美国转的旧局面，欧盟再也忍受不了了。

还记得2017年G7会议之后、默克尔在慕尼黑满含委屈说的那番话吗？默克尔就说她已体会到“我们（欧盟与美国）能彼此完全信任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了”，“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身的命运”，“欧洲人必须知道，要为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奋斗了”。

此后，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马克龙都喊出了欧盟要依靠自己的口号，欧盟独立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日渐成为共识。

这些除了反映在欧盟在外交政策上越发独立主张之外，作为影响欧美之间关系最敏感的因素，欧元这几年来也一改过去三十多年来忍气吞声的小媳妇模样，开始明目张胆地去美元化，现实中的欧元已经越来越有勇气去挑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了。

欧元的这种决心已经不再是像过去那样雷声大、雨点小了，而是有实质性动作的。

例如，欧盟已经与伊朗合作构建了INSTEX（贸易往来支持工具），假如这种支付工具进一步扩展到土耳其、俄罗斯的话，那么欧盟绕开美元就不再是说说而已了；

再例如，欧盟各国央行最近几年积极吃进黄金，德国从美联储金库运回黄金743吨，意大利运回黄金近400吨，法国从美联储提取黄金则超过600吨，等等，这都是释放出欧盟要去美元化的明显信号；

再有，为了稀释美元-石油关系霸权，欧盟积极寻求如天然气、氢能等新能源替代原油，同时计划在能源、大宗商品、飞机制造等战略性行业尽量使用欧元；

此外，欧洲央行也在做推出数字欧元的准备，还联合加拿大、英国、日本和瑞士等国中央银行成立了研发加密货币的小组。

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欧元这一回是要铁心玩真的了。

这背后涌动的暗流，就是欧盟自二战以来真正开始实质性要摆脱美国掌控、走向独立自主，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

欧洲民间的心气也是如此。

2021年1月19日，欧洲智库ECFR发布了一份最新民调报告，通过对11个欧洲国家15000人的访问，显示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已不可信任，渴望欧盟的国际角色更独立。民调报告还认为当下局势对欧洲来说是个机遇，在美国陷入分裂之际，欧盟内部应当增进凝聚力，增强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能力。

其实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在一战之前美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时，欧洲也仍然是当时全球格局的主导者。欧洲只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因为深受战争重创，加之美苏冷战及之后受迫于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才无奈接受美国的支配，美国也才得以依托于北约组织、以保护者的面目凌驾于欧洲之上。

但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美国内部日益疲敝、分裂、衰落，欧盟自我独立意识被重新唤醒。欧盟摆脱美国的种种制约本已是大趋势，只不过特朗普的鲁莽行为加速了它的这种趋势的进程而已。

欧美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复往昔，同时它也不是拜登几句“重塑大西洋联盟”这样一厢情愿的套话就能够改变的。

一个从美国作威作福身段下觉醒过来的欧盟，一个不可逆地走向独立自主的欧盟，往大里说是十分有利于世界的多元化局面，往小里说则十分有利于延长中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于是，现在的局势就再次演化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黄桥决战、重庆谈判时期的那种“剧情模式”：

1、占据相对优势的敌方，对我方实行战略进攻或者胁迫。

2、“关键第三方”与敌方之间，存在着内在重大利益矛盾。

3、“关键第三方”与我方之间，存在着重大现实利益合作关系。

这就在客观上为我方争取欧盟、创造有利于我的外部环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大好契机。

就看我们能不能走好这步棋了。

八、三难

昔日黄桥决战时陈毅对“二李”及地方士绅的攻心战收获，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团结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工作成果，今日中国能不能在“关键第三方”欧盟身上得以实现呢？

实话说，难度很大。

为什么很难？按困难程度的由低到高，我不妨分别从种族血缘情感、意识形态、现实利益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第一难，种族血缘情感（不那么重要）。

早期北美大陆十三个殖民地的形成主要是来自欧洲移民的聚集，所以欧美之间的社会情感天然亲近，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外人了。通俗来说，就是欧美之间是白种人内部的亲戚关系，黄种人都是他们在地球村的邻居。

这个方面典型的就是2020年11月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在凤凰网访谈节目中的说法：“美国是欧洲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更亲近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历史的血缘文化的原因，他们都是欧洲的儿女。”这也和中国文化中“疏不间亲”的说法相似。

所以在中美竞争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要争取欧盟，首先就得跨过种族血缘情感亲疏的门槛。

不过常识告诉我们，情感本身属于非理性，它容易在重大利益面前退让，所以种族血缘情感虽然构成了障碍，却并非不可逾越。

否则，如果种族情感的远近亲疏真要是胜过重大利益的话，那为什么同为黄种人，日本却要与美国结成同盟针对中国呢？为什么同为白种人，当初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要与同文同种的大英帝国打一场独立战争呢？更别说整个欧洲皇室之间都早就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了，一战、二战还不是照样在白种人内部拼个你死我活？

一旦动了重大利益这块奶酪，就算你真是上帝的子民，那也一样六亲不认。去年疫情危机关头，德国不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就打劫了瑞士的救命口罩了吗？

“美国是欧洲的儿女”这话是不错，但前提是：美国这小子不能总是玩坑他欧洲爹的那一套。

第二难，意识形态（稍微重要）。

人所共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治国哲学迥异。欧美均为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底色基本一致。而且长期以来，欧美国家总是习惯性地抱以傲慢的上帝视角看待中国，既看不到两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民生的进步、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看不到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形态已是兼容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传统治理经验于一体，还总是那样一直对中国社会形态抱有深深的偏见。

这种偏见延伸到今天的典型表现，就是蓬佩奥2020年底竟然效仿当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在他的家乡也搞了那么一出演说，试图用陈旧思维鼓噪西方集体联合对抗中国，这种抱残守缺的臆想与行为艺术虽然显得荒诞，应者也是寥寥，但却也折射出了欧美社会骨子里那种挥之不去的意识偏见。

山外已是日月新天，你还在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些也都不去说它了。

总之，事实就是中国要争取欧盟，还得面对意识形态的偏见。

不过中外历史的经验常识又告诉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同样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障碍的核心。

不然，当初在我们尚是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时，美国为什么还要跟中国建交呢？再说眼面前的例子，同样是面对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今天的美日两国为什么还要跟它打得如此火热呢？这个时候那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偏见又跑哪里去了呢？

无非是跑到国家利益背后去了而已。

丘吉尔不是早就说过了嘛：“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第三难，现实利益（最重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已经习惯了霸占世界发展列车的“头等舱”，G7们习惯了在红酒雪茄中指挥着地球村长工们忙忙碌碌。他们认为那是他们工业化先进国家的理所当然的红利。

但中国不这么认为。

中国，几乎是美苏冷战结束以来唯一的一个不屈服于这种世不公界命运的国家，同时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公命运的国家。

但如果要让这些“头等舱”中的既得利益国家为后来者腾挪出些位置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形同割肉的挑战了，何况在他们眼中，作为挑战者的中国人口、疆域、经济规模、制造业潜力都是那样庞大。

因此，中国要争取欧盟的真正挑战，在于中国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与意志冲击到了西方现实利益，让他们无法再安心享受“头等舱”的特权。

只要中国不甘于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自然资源输出国、廉价劳动力输出国、西方工业产品的倾销国，就很难让西方停止对中国的猜忌。

没办法，地球村的穷人要翻身过上好日子，西方又不想挪出些位置，而这个星球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火星上的小区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建成，所以大家就必须往一起挤挤了。

而挤到一块，就难免气氛不对。

或许你会说，中国的发展难道不是西方的机遇吗？庞大的中国市场难道不是给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带去丰厚回报了吗？

话虽如此，但在人家眼里这种利益就做“眼前的利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想象中的根本利益”。

九、想象中的根本利益

什么叫做“想象中的根本利益”呢？

就是并非根据客观事实分析得出的、而是主观上认为他的根本利益在哪里。

这话听起来有点绕？打个通俗的比方吧：

比方说你的公司和小张公司合作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成了对你们两个公司都十分有利，都可以获得丰厚回报，虽然如此，但小张却认定你的人生哲学大有问题、思想黑暗、图谋不轨。在小张的想象中，你公司壮大了不但会吞并了他的公司，还会危害整个行业。所以小张认为眼前跟你做生意虽然是必要的，但他的根本利益还是联合另一家小王公司防范你、削弱你——当然，如果既能够一边跟你做生意赚钱，还能够同时一边搞坏你，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这个比喻是不是很像现实中不存在的、胡编乱造的电影桥段呢？其实，只要把这个比喻中“你的公司”换成中国，把“小张的公司”换成澳大利亚、日本，那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很难想象，如果从“眼前利益”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身为日本、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产品出口国、第一大顺差来源国了，为什么它们还会对中国明里暗里的攻击、挑衅或下绊子呢？不可理喻呀。

澳大利亚这几年来一根筋地跟在特朗普后面，像个没搞清江湖套路的愣头青一样，总是被人教唆着冲在第一线攻击中国，这就不必说它了。

日本呢？忍者神龟当然比澳洲袋鼠聪明得多，它表面上不但不会那么犯二地瞎冲来冲去的，遇到点事时还会很细心地跟你“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但安倍晋三卸任之后的一席话却把它的底色晒得明明白白。安倍晋三背地里就露骨地说他早在特朗普上任初期，他就立即鼓动特朗普全力打压中国，说中国这些年军力大幅增长带来巨大威胁，云云。此外，那个所谓“印太联盟”的背后也少不了日本人忙碌的身影。

日本、澳大利亚就这么不在乎自己与第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益关系吗？不，它们都很在乎。但可惜在它们的主观想象里，总是偏执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会威胁到它们的根本利益。

在这种“想象”的基础上，再加上意识形态不同触发的苏联记忆，就让它们感到“想象中的根本利益” 更受到了加倍威胁。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一方面，包含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一定会为眼前利益妥协，例如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日本、澳大利亚还是与中国一道签了RCEP，中日韩东亚自贸区也一定会在将来逐渐达成，中欧投资协议也按期谈判完成；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一定会为“想象中的根本利益”猜忌、防范、针对中国，甚至会参与像“五眼联盟”那样围堵中国。

当然这里就不讨论日本以及那些盎克鲁-萨克逊国家了。

在这林林总总既成事实中，我们要分析的是身处如此局势，中国如果要想争取作为“关键第三方”的欧盟，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即便是不能争取到欧盟支持中国，但能不能至少争取到它在中美之间保持绝对中立，做到像黄桥决战中的“二李”国军那样置身战事之外，不参与围攻中国，从而使得中国有机会创造有利我的外部大环境吧？

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如果有可能，又从哪里比较容易着手呢？

十、徐为之图，久久为功

先给出我的答案：难是很难，却有可能。

我认为契机就在于，那种“想象中的根本利益”毕竟还是来自对现状的忧虑、猜忌、夸张，它终究还是属于主观想象。

这种“主观想象”当然也有可能真的变成了现实。例如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英法等各个大国对德国崛起的猜忌，最终促使各方一起滑入了战争，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主观想象”当然也有可能止于感性猜忌。猜忌者最终也许能够恍然醒悟，发现对现实衍变的过度焦虑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仅仅只是心头虚惊一场而已。

是滑入战争或冲突，还是虚惊一场呢？这主要取决于当事国对这种“主观想象”的化解程度。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的假设。

同样在2020年底凤凰网的那次访谈节目中，作为代表欧盟的驻华大使，郁白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欧洲“主观想象”下的潜在焦虑，他们对中国制造2025、中国梦、中国对外倡议等概念的综合理解是什么呢？

郁白就说，欧洲人普遍认为那是一个古老的“中央帝国”对统治世界权力的渴望，说我们是想要与美国一样成为这个世界“新的帝国”。

我们当然无法阻止欧洲胡思乱想什么。我们当然也可以对这些妄加猜测付之一笑，置之不理。

但是，假如我们要想在中美竞争的形势下创造一种对我有利的外部大环境，假如我们想要尽可能延长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话，那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对待这种“主观想象”了，就必须要去最大程度化解这种“主观想象”了。

这不但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构成“主观想象”背后的多种驱动因素，而且还要求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耐躁、耐烦、不畏巨细地在这种种驱动它形成的因素方面做长期的工作。

因为，中美竞争毕竟不是马上就能分出输赢的黄桥决战，也不是能一两个月就达成纸面和平协议的重庆谈判。中美竞争将长期存在，它既可能持续数十年，也可能延绵一个多世纪，直到中美双方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长期竞争而身心俱疲的对方，然后鸣金休兵。

所以，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种“主观想象”，必须深入研究驱动“主观想象”形成的构成因素：

它们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能不能一项项做针对性的工作化解呢？

哪些是容易很快解决的部分，哪些又是需要徐为之图、久久为功的部分呢？

虽然无法断言，但在我看来，一种长期社会心理的形成，总归还是脱不了如下三个方面：

1、它主要来源于这个社会的历史积淀、哲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

2、它被社会现实、生活方式、经济基础所决定；

3、它同时还受媒体舆论、影视作品、潮流文化及潮流运动的塑造。

这些细项虽然看起来够烦人的，但如果我们决心要化解西方的“主观想象”这种社会心理，这些细项却又同时必须要求中国耐下心来、花费大量心思与人力、去做长期细致的工作。

例如，

在历史文化上，就需要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德国统一战争等等开始着手做工作，去理解今天的欧洲人为什么是那样看重个人权利。

在哲学文化上，就需要从古希腊思想文化、古罗马政治文化上着手，从“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的启蒙运动开始着手，去理解欧洲人民主制度的底色。

在宗教信仰上，就需要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开始着手，一路是改革而来的新教、清教，一路是继续守旧的天主教，它们怎么造成了欧洲大陆系国家、尤其是南欧诸国与盎克鲁萨克逊的英美系国家的不同，为什么他们会猜忌不信宗教的中国。

在社会制度上，就需要从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以及弊病、工业革命、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之病等方面着手，寻求与欧盟的交集与共识。

这还都是些宏观方面，具体体现到微观方面，那就更是琐碎烦人。

例如，

生活方式，媒体舆论，影视，潮流文化，等等……这些方面就不说了，这些客观上都是我们需要着手的痛处，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没有话语权，二不会说，三说不过人家，导致我们做了一堆好事却总是还不讨好，好一点的也常常是英雄无名。

就此打住，这些细项也不是本文的重点。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的“软实力”还处于童年期，不但远远跟不上“硬实力”的步伐，而且拖累了我们行动，使我们的现实利益受损匪浅。

总之，要想化解掉欧盟的那种“主观想象”，要想让欧盟接受他们“想象中的根本利益”与中国发展利益大体一致，要想打消欧盟对中国的疑虑与猜忌，要想争取在中美竞争中得到欧盟支持或至少中立，光靠说我们“永不称霸”、“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远远不够的，光靠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实际行动也还是不够的。

擒贼易，诛心难。

实际上，比珠穆朗玛峰更难翻越的，也正是横亘在社会人心中的那座叫做偏见的大山。

心病，归根到底还得心药治。

就黄桥决战、重庆谈判两段历史经验而言，眼前我们不妨可以先从“大义精神”这个大概念上先尝试眼前的沟通。

在这里我画了一个表格。

古老的中国哲学历来都有这方面智慧。

孔子也说过：“必也正名乎。”

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又所谓“师出有名”。

这里的“名”，并不是名气、名声，今天也不必再把它理解成古代的礼序。

在这个复杂、多变、交错的重大历史转折时代，这个“名”，就可以理解成大义精神与主张——而它，正是一个大国用以向世界说明自身发展战略目的最佳告白。

如果说构成硬实力的内核是科技与经济，是国之重器；那么构成软实力的内核就是大义精神，就是一个国家飞翔的翅膀。

没有重器坐镇，就会处处受制于人。

没有翅膀御风，就难以飞越人心中的重峦叠嶂。

尾 声

最后，以一首词结束本文。1976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在那个历史命运抉择关头，回头是危机深重，向前是迷雾茫茫，这时诗刊上发表了毛主席的一首旧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首词就像一个对当时时事的隐喻。

这世上确有许多事情千难万难，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去做，终究还是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

只要肯登攀，即便今天横亘在东西方人心中的那座山高过喜马拉雅，但它终究还是一座山而已。

参考文章：

1.《从黄桥决战的胜利看陈毅同志的统战工作》，梁灵光

2.《重庆谈判中毛主席与民主人士》，唐振南

3.《1945年毛主席与民主人士在重庆》，留尘

4.《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策略与实践》，谭炳华

5.《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的宣传策略研究》，陆海峰

6.《去美元：欧盟撒开的一张战略之网》，张锐

且听下回分解——《对西方新思维：中美之争下的关键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