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你吃上一口糖，国家真是操碎了心！

食糖和粮、棉、油一样，是为数不多的国家战略储备物资之一，当出现明显供不应求或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或者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有关部门就可能动用国家储备糖，保证供给、稳定糖价。

由此，足见制糖产业及保证糖料持续稳定供应的重要性。

很多人印象中觉得我国地大物博，人们基本都吃着甘蔗或甜菜长大，糖肯定不缺。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虽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产甘蔗制糖又产甜菜制糖的国家之一，制糖产业却并不能完全实现自给。

数据显示，我国食糖的总需求约1500万吨每年，但即便最近几年国家更加重视食糖生产、产量有所增加，2019年度我国食糖产量也只有1050万吨，缺口近500万吨，达到三分之一。

这背后原因众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缺甜菜种子。

作为重要的糖料作物，我国的甜菜育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我国甜菜产业中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基本上靠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95%，给甜菜产业造成了巨大的风险。

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白晨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国甜菜产业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甜菜育种和种子包衣丸粒化加工问题，极端情况下，我国甜菜糖持续稳定供给就会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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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育种和种子加工都被“卡脖子”

《财经国家周刊》：从我国种业进出口情况来看，甜菜是我国种子进口量比较大的作物之一，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甜菜种子，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短板有这么短吗？

白晨：甜菜种子确实对外依存度较大，目前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基本上全部依靠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95%。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大量进口的甜菜种子是“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

近年来，我国北方甜菜种植发展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北方的土地比较平整，黑龙江、内蒙、新疆等地的平原地区适合于机械化作业，成本也比较低、农民的劳动强度也比较小了，推进甜菜种植也更有条件了，投入产出比也比较高。

大面积推进甜菜机械化种植的时候，机械化种植就需要适合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因为自然界中，甜菜都是多芽种，一个种球上，就能发三到五个芽，这种情况下，种到地里还需要人工间苗、疏苗，这就增加了种植的难度和成本，不适合机械化精量播种。

这时我们的甜菜育种就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能不能选育出糖分比较高、抗性比较好、产量也不错的甜菜品种，而且是遗传单芽种；第二，能不能对这个遗传单芽种进行包衣丸粒化处理并且保证出苗。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解决这两个问题有没有难度，存不存在被“卡脖子”的情况？

白晨：目前看，我国在甜菜遗传单芽种的选育上，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已经搞出来了。我其实一辈子就搞甜菜育种，我们已经育出十几个的遗传单芽种品种，含糖量和抗性上基本上和国际先进水平差不多，只是产量上略低10%到15%。

如果仅仅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有了这此品种，万一遭遇极端情况，也可以用。但是，我们在种子加工环节和包衣丸粒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自然界当中，我们生产的种子的发芽率，最高只能在85%，一般情况下只有80%左右，而精量播种要求发芽率要到95%，发芽率从85%提高到95%的这个过程，就需要加工来解决，目前欧美国家的种子加工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还做不到。

甜菜种子在加工的时候，进行丸粒化，就像我们吃的药，外面有包衣，里面有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等等，经过加工以后，发芽率也提高了。

这个技术，我们和国际上还是有差距的。国际上比较好的包衣丸粒化种子，没有吸水之前，外壳是比较硬的，一吸水，包衣就会崩裂，变成两半，种子就能够吸收氧气发芽。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种子包衣之后，见水之后不能完全崩裂，而是变软了，没有崩裂的缝隙，影响了种子的发芽。

从这几方面来看，目前甜菜种植上，特别是推广精量化播种用的丸粒化包衣种，95%以上都是国外进口的，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育种的水平还是有差距，第二，种子加工和丸粒化包衣的问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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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卡脖子”带来产业风险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甜菜产业有没有风险？

白晨：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基本上靠进口，还是给我们产业造成了一定的风险。

第一个风险就是，进口甜菜种子每年都在涨价，我们在种子进口的价格上，话语权不高，不管是国外的种子生产企业还是国内代理的中国企业，为了他们的利益，每年都在涨价。

这种情况下，每年甜菜收购价、蔗糖批发价虽然有些上调，也基本被进口种子价格上涨抵消，老乡种甜菜的积极性，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这是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种子质量上没有保证，存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因为甜菜是两年生作物，必须提前两年安排生产，今年需要种子，必须前年就开始培育，才能满足今年的种子需求。

今年某个品种在中国畅销了，种子公司没有的时候，可能把不是这个品种的种子当这个种子卖给我们，据反映，市场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将来我们甜菜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甜菜种子需求量大了之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放大。

第三，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极端情况下，如果出现完全断供，我们的整个甜菜产业就会出现风险。

总体来说，严重依赖进口，有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数量安全，就是数量能不能给你那么多，以及愿意不愿意给你；另一方面，质量安全，能不能保证质量持续稳定，会不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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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食糖长期稳定供给

《财经国家周刊》：单纯从甜菜产业来说，种子严重依赖进口甜菜产业会产生风险，那么甜菜的重要性如何，这种风险会否蔓延？

白晨：甜菜产业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被“卡脖子”，会影响到食糖的持续稳定供给。糖料主要是两大块，即以甘蔗为原料和以甜菜为原料，甘蔗制糖和甜菜制糖，最后的产品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蔗糖，我国是世界上既产甘蔗制糖，又产甜菜制糖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但是，目前的整体情况看，我国单纯依靠自己的制糖产业并不能实现自给。

除了约500万吨食糖硬缺口，不管是甘蔗还是甜菜制糖，我国竞争力都不强，生产糖的成本相比主要产糖国家还是比较高的。广西的甘蔗制糖，吨糖成本大概是5700～5800元，个别年份甚至有6000元；云南的成本稍低，吨糖在5400多元，北方的甜菜制糖，吨糖成本也在5300～5400元，同期，世界上吨糖成本大概是2600元到2800元，所以我们的吨糖成本是别人的2.3至2.5倍，一旦放开，进口糖在中国很有市场。

《财经国际周刊》：既然没有竞争力，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大量进口食糖？

白晨：我们还是要从两个维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国际上有没有多余的糖供中国用。从全球视角来看，虽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制糖产业发展得比较不错，但是总的看，国际糖料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丰年略有余，灾年略不足。

从2020年的数据看，全世界的食糖产量约为1.8437亿吨，消费约为1.8416亿吨，产量略高于消费，遇到灾年时，国际市场其实供求是紧平衡的。

另外，糖的产量和价格受石油价格影响，巴西是世界食糖出口第一大国，占世界糖料出口的50%左右。但是，当世界原油价格处于高位的时候，糖料可以转化为酒精，如果国际油价高了，巴西就有可能出现食糖产量下降，进而增加酒精产量。

也就是说，糖的产量和价格，实际受到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影响。如果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食糖有效供给，风险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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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解决“卡脖子”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在制糖产业中，甜菜制糖处于怎样的地位？甜菜受制于人会否影响整个食糖供应大局？

白晨：目前看来，我国甘蔗制糖占比86%以上，甜菜制糖占比约14%，份额相对较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甘蔗制糖和甜菜制糖曾经分别占60%和40%，甜菜制糖还是很高的，80年代之后，由于甘蔗种植向坡地、山地丘陵地区转移，从种植条件好的地方向种植条件相对差一点的地方转移，甘蔗实现了大发展。

在这一段时间，由于国家以粮为纲，重视粮食生产，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种粮，同时由于国企改制，原来经济较好的糖料加工企业兼并了一些经营不太好的国有企业，影响了其经营，对甜菜种植业产生了影响，甜菜制糖产业出现大滑坡，造成了甜菜制糖占比下降。现在，甜菜种子大量进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造成的后遗症。

但是，我个人认为，从长远看甜菜制糖和甘蔗制糖还需要均衡发展。

一方面，由于人力成本的提升，南方的甘蔗种植必须要从现在主要依靠人工收割转变为机械化收割。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一些甘蔗种植在山地、坡地，能不能解决机械化收割的问题还需要打个问号。

另一方面，山上种植甘蔗，还会存在水土流失问题，从保护环境角度考虑，山地、坡地种植存在环境和可持续问题。

所以，从科学冷静负责任的角度考虑，甘蔗的面积有可能萎缩，保证中国的食糖产能需要甘蔗制糖和甜菜制糖的均衡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有没有大面积种植甜菜的条件？

白晨：是有条件的。目前，我国的甘蔗种植面积有1800万～2000万亩，由于前面讲的两方面的问题，真正适合种甘蔗的，可能在1500万亩，甚至1200万亩。近几年，通过质量兴农、效益兴农和北方机械化种植的推广，甜菜种植往寒旱区转移非常成功。

目前，甜菜种植面积有350万亩，其中内蒙古240万亩，新疆110万亩，而且没有依靠国家政策性补贴，完全靠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种甜菜的老乡挣钱，企业也挣钱。

▲2020年3月25日，在伊犁河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堆齐牛录乡，一台卫星导航自动驾驶播种机在田间播种甜菜。图/新华社发

甜菜是个耐盐碱作物，内蒙古有1.3亿亩耕地、新疆有8000万亩耕地，大量的轻度盐碱地都可以种植甜菜。既解决了北方种植结构的调整，又解决了中国食糖产业的调整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再过几年，大家会清醒认识到，中国制糖产业的发展，需要甘蔗和甜菜均衡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解决甜菜种业“卡脖子”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甜菜产业很重要，种子对外依存度高有风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白晨：一方面，要政府主导下，加大科技投入，自强自立自主创新研发推广。分阶段来考虑，最近几年，我们可能有一个缓冲期，国外可能不会一下子卡得那么死，还有点余地，那么就要利用这个缓冲期，加快自主研发的速度，力争三到五年，或者七八年的时间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另一方面，目前国外好的品种和育种经验还是要开放引进，通过学习吸收，尽快提高我国育种和加工水平。

进口国外品种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策略。因为加工完的种子存放年限不长，可以要求进口一些毛种子，比如留20%至30%放在库里，作为备荒种子，一旦遇到极端情况也有一个缓冲期。另外，进口毛种子，也可以通过研发创新解决加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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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粮，缺菜……种子

▲2019年3月17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欢喜农贸市场人山人海，堪比年货大集，蔬菜种子农机具成为畅销商品。图/视觉中国

3%，0.1%，数字微乎其微，看着也不缺，不可能卡到哪里去吧。

别急，再来看另外几组数字。

目前我国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占到87%，进口蔬菜种子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3%。

但，在一些地区、一些品种，尤其是“洋蔬菜种子”，占比超过80%，甚至几乎完全依靠进口。

举几个例子：胡萝卜、菠菜、洋葱、高端品种番茄的进口种子市场占有率超过90%；西兰花进口依存度超过80%；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95%以上。

这就比较能说明问题了。

先上结论，总体来说，我国的种业，比如主粮种子，基本是不缺的，但经济作物种子，尤其像一些高端蔬菜种子，基本是要靠进口的。

中国人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满足基本温饱后，对各类高端经济农作物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越来越高，不未雨绸缪考虑这个问题，等到脖子被人掐住，就晚了。

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缺这些经济作物、蔬菜种子？进口种子和本土培育的种子之间，具体又是个什么情况？这场翻身仗，我们到底要怎么打？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历时2个多月，走访了东北、华北等地多个粮食主产区，调研了诸多种子培育、加工等环节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对相关问题做了一番详细调查，发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秘密。

我们来大致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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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种子冲击中国种子市场？真相是……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是用种量世界第一、种业市值世界第二的国家，种业市值大约相当于全球种业市场的四分之一。

2000年种子法实施以来，我国种业进入快速市场化发展阶段，国际上主要的种业企业纷纷布局中国种业市场，从2000年到2020年，我国种子进口量增长了3.7倍。

相比体量巨大的市场，我国的种业进出口贸易规模其实算不上很大。根据国际种子联盟发布的2018年全球种子贸易数据，中国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11位，进口排名世界第10。

“从主粮作物的进口量来说，进口数量非常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从市值来看，农作物种子进口额占总市值的比重在2.3%左右，依存度也是非常低的。”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秘书长田伟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所以，我国种业市场确实如唐仁健部长所言，总体上看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

那么，多年来，为什么总有我国种子大量依靠进口，甚至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说法呢？

事实上，种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只是主粮，也包括各类经济作物。再往下细分的话，同是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情况又不同，所以我们专业所说的“中国种子大量依靠进口”，往往指的并不是主粮，而是蔬菜、牧草、糖料等经济作物。

即使同是蔬菜，情况也不尽相同。

蔬菜种业是我国种业大盘子里对外开放最早的产业之一，几乎所有的跨国蔬菜种业公司都在我国设立了独立的研发基地或营销机构，规模化开展品种研发、示范推广与营销。蔬菜领域“洋种子”占到80%，曾是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

实际上，目前官方的数据是，我国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占到87%，进口蔬菜种子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3%。即使在进口种子占比最高的2015年前后，进口蔬菜种子占比也只有20%左右。

从品种来看，辣椒、番茄、大白菜、甘蓝、黄瓜等大宗蔬菜，都以国产为主，真正“洋种子”占比较大的，实际上是番茄（高端品种）、西兰花、胡萝卜、菠菜、洋葱等几个蔬菜品种。

▲2020年3月3日，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北流村农民在大棚内整理收获的西红柿。图/新华社发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种子无论是从进口额还是进口量来看，排名靠前的都是蔬菜、黑麦草、花卉、糖甜菜等种植面积不大的非主要农作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主要农作物领域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算少数几样长期依靠进口的品种，单看国内品种占据市场主体的领域，育种专家和企业家们同样也面对着高水平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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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的对决，有差距

这事我们得从一个常见的主粮——玉米说起。

玉米是种业行业国际竞争最激烈的作物之一，是我国三大主粮中进口量最大、育种技术最薄弱的领域，没有之一。

2015年之前，一些玉米主产区一度出现“洋种子”大量抢占市场的情况。辽宁宏硕种业董事长籍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08年至2015年，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进口玉米种子一度控制的种植面积超过了50%。

最近一些年，通过学习追赶，国内玉米种业解决了高产、抗密、抗病等问题，缩小了与国际种业巨头的差距，但在育种技术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比如规模化这个问题。

籍强告诉我们，现在我国搞农业生产的主要是60后、70后，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干这个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力成本的提升，我国农业会越发面临没人愿意种地的困境，所以必须要培育出适合机械化大规模种植的品种。

玉米就是这样。规模化的种植，对玉米品种的含水量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大量的玉米收获后传统的通过晾晒降低水分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必须进行烘干，水分大的品种，烘干就需要更多的能源，这就增加了生产成本。

现实情况是，我国现有的玉米品种在能源消耗和烘干时间上都具备优势，但国外的品种在籽粒机收上，就比国内品种更具竞争力。

同样的种植条件，国际进口玉米品种收获时含水量是22个水，国产品种收获时是28到32个水，中间有6到10个水的差距，背后带来的烘干时间和能源，就都会存在差距。

籍强坦言，我国玉米育种在这一领域就存在“卡脖子”问题。“5到10年以后，肯定会更需要机械化籽粒机收的品种，就是在玉米秆上直接把玉米棒变成粒，粒子的水分越低越好。”

但是，国内目前的育种手段，大多仍然还是常规杂交育种，这种方法具有盲目性，至少需要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解决。

国外先进的育种技术手段，则是采用更先进的单倍体育种和基因编辑技术，可以通过把一部分优秀的玉米自交系之间的一些优良性状，通过实验室累加到一起。比如抗病基因、高产基因、抗倒基因等等，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叠加到一起，大大缩短育种时间。

所以，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国内的科研单位也正在寻求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突破，希望能尽快破解这一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一知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阙旭强告诉记者，玉米育种领域迫切需要的，就是培育更高产稳产、多抗广适的品种，尤其可以进行机械粒收，耐干旱节水的品种。

形势还是有点严峻的。

在这一领域，跨国公司多采取生物技术，进行专业化分工、大规模团队协作研发育种，而我国目前育种资源还主要集中在农科院校，掌握的育种资源有限，课题组人力有限，品种组合较少，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体系没有形成，许多育种项目有时还没有出成果就已经淘汰了，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是有差距。

其实不仅是玉米，在我国完全自给的小麦、大豆育种领域，中国的育种专家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难题。

东方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认为，近年来，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出现增长乏力趋势，某种程度上与育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关。而袁隆平的水稻育种，每次取得突破性进展，往往都会伴随着产量的提高。

在我国没有对外开放的大豆育种领域，产量一直与美国存在差距，大豆育种专家也承认，大豆产量进一步提高很大程度上需要寄希望于生物育种。

这或许也是中央提出要打种业翻身仗的更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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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卡脖子”就没菜吃了？

实际因此而吃亏的教训并不少见。

比如“蔬菜之乡”寿光。

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寿光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寿光的蔬菜一度以进口品种为主，2008年进口品种下降到60%。近年来蔬菜种子的国产化虽然取得显著成果，但当地进口蔬菜种子仍占到30%左右。

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市场价格和利润受制于人，挣不挣钱，挣多少，大多是别人说了算。

李占省，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十三五”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青花菜岗位专家，他给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组海关和中国种子协会的数据：

2017～2018年，我国蔬菜种子进口额占到我国各作物种子进口额的60%以上，排名前列的番茄（高端品种）、西兰花、胡萝卜、菠菜、洋葱五大种类进口额达到2.68亿美元，占到各作物种子进口额（4.75亿～4.83亿美元）的55%以上，这些起源地均在国外的高端蔬菜作物，进口种子确实长期严重依赖进口。

以西兰花为例，2017年以前进口种子比例一度长期保持在95%以上，虽然没出现过国外企业控制种源，不卖给中国，整个产业被完全卡死的情况，但在西兰花种子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其种子供应量和销售价格明显“受制于人”。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价格。

李占省告诉记者，西兰花种子的价格一般情况下大包装，10万粒，约450～465克，5500元左右，但2017年，因为日本坂田公司的种子生产和供应推迟，终端销售价一度被炒到了1.8万元，菜农的种子购置成本，直接翻了2倍以上。

前端成本的上涨还只是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西兰花具有“种植体量小”和“产业价值高”的特点，栽培面积只有约140万～150万亩，一旦主栽品种种子供应不及时，就会耽误播期，直接导致数万亩的茬口，直接影响我国销售市场的下游供应和出口贸易，终端价格上浮明显，并产生放大效应。

与西兰花情况类似，同样严重依赖进口种子的甜菜产业，也存在类似问题。

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白晨告诉记者，目前甜菜种植中，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95%以上依靠进口。在我国食糖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世界糖料供应整体处于紧平衡的背景下，一旦外国甜菜种子企业不能按时足量保质地供应种子，或者出现极端情况下的完全断供，我国食糖产业的长期稳定供应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食糖是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食糖的需求量将会刚性增长，为了保障供应和不出现价格的剧烈波动，食糖还是我国为数不多设有国家物资储备的商品。一旦被断供出现问题，那可就上升到影响国家战略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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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方面的问题最明显

无论是西兰花还是甜菜，抑或其他农作物，种子严重依赖进口，极端情况下都会影响整个产业的持续稳定供应，进而产生放大效应。我们在这些领域为什么会被“卡脖子”，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以西兰花为例，我国主栽品种是日本坂田公司培育的“耐寒优秀”和“炎秀”，两品种的商品性和耐贮性都受到市场认可，也是我国近十年来稳定种植的品种。

李占省告诉记者，我国西兰花产业在过去30年得到了长足发展，加工企业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规模化经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成为市场主流模式，农民积累了完善种植经验，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和提升，在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增加就业、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等方面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不仅是西兰花，目前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品种中，不管是甜菜还是胡萝卜等，普遍存在进口种子全部为雄性不育，育种资源匮乏的问题。

资源匮乏的同时，研发投入不足也是制约优良品种研发和创新的重要因素。

西兰花育种材料收集的“黄金期”为2005～2010年，目前可以利用的育种材料，都是十几年前的资源，而百年企业日本坂田，具有丰富的育种资源和充足的经费支持，中国的西兰花育种工作者一步入这个行业，面对的就是世界上的顶尖级对手。

李占省告诉记者，西兰花育种领域，像日本坂田、美国圣尼斯，每年投入研发育种的经费，占到他们收入的10%左右。

在我国，即使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这样的重点科研院所，近十年，其西兰花育种和科研总经费每年也仅有100万～130万元，远低于国外西兰花育种企业的投入，甚至不足十分之一。

全行业来看，2017年和2018年，我国育种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大概是每年15亿元人民币，国外仅拜耳一家，2019年的研发投入就达到23亿欧元，是我国整个行业研发投入的10倍以上。

不过可喜的是，经过近30年的科研积累和国家稳定的支持，我国西兰花在制种技术方面已与国际同步，育种技术得到了极大提升，当前在小孢子培养、雄性不育性恢复、根肿病资源创制等领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为“十四五”西兰花优异种质的创制与利用，解决种子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单位已开始将高通量基因分型、体细胞融合和基因编辑等科技创新手段和先进技术用于西兰花优异种质的创制，为面向全球育种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0年1月，据“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联合统计，国内科研单位和育种企业共同育成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西兰花品种市场占有率为15.36%，国产西兰花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为平衡种子市场的稳定和供应奠定了基础。

李占省认为，针对我国西兰花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政府、科研工作者和相关企业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科、企双方积极探寻科学合理的合作方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在资源、利益、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尽快选育出品质优良、适应性强的国产西兰花新品种，建立高效的种子繁育技术和核心育种技术体系，逐渐打破国外的种子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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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技术也被卡

其实，除了前面说的育种的原因，洋种子一试就灵，种子加工环节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以种子大量依靠进口的甜菜为例，白晨告诉记者，虽然目前国内培育的甜菜品种与国外品种还有差距，其实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我们的品种抗虫性、含糖量上其实都可以与国外相比，只是产量上可能有些差距。”

即便如此，如果真的遭遇甜菜种子断供，我们自己的甜菜种子仍然很难顶上来，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种子加工环节存在短板。

由于目前我国的甜菜主要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这就要求种子必须是适合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但由于甜菜种子很小，要做到精量化的单粒播种，必须通过加工进行包衣丸粒化，就像我们吃的药一样，里面是种子，外面的包衣中则含有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等等。

通过种子加工包衣也可提高种子发芽率，不仅能够实现一穴一粒的机械化精量播种，还可以起到保证出苗率、杀虫、杀菌等作用，但是在甜菜加工过程中，包衣技术我们并不掌握，说白了就是在技术领域被“卡脖子”。

类似的情形也曾经发生在玉米种子加工领域。

目前，我国玉米种子进口比例不大，国内种子基本上可以达到自给，但是在2015年之前，一些玉米主产区一度出现“洋种子”大量抢占市场的情况。

相比国产品种，进口玉米种子在产量、优质、脱水、抗密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之外，其种子加工技术也为进口玉米种子大量占据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口玉米种子进入中国市场时，美国先锋公司宣称可以进行机械化精量单粒播种，当时国内的育种专家、企业等都不相信，认为我们的土地、耕作技术等等都不能满足单粒播种的条件。

但后来的推广试验证实，美国的种子确实可以实现单粒播种，出苗率接近100%。而国产的玉米种子那时候还需要每个坑种两到三颗种子，出苗后还需要间苗，即便如此，国内品种和进口品种一亩地还可能相差1000棵苗，产量相差500斤。

国内育种企业发现，除了种子本身的差距之外，国内企业在种子加工环节与国际种业巨头也存在差距。

国内玉米育种企业传统的做法是，种子收获后筛完就直接销售，某种程度上是用生产粮食的方式生产种子。国际种子巨头，则还会经过烘干和包衣处理。种子发芽率就能够保证在96%以上，发芽率高、芽势强，所以烘干完的种子就可以做到单粒播种，节省了劳动力。

中国的玉米育种制种企业，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种子质量也基本达到了单粒播种的标准，有效降低了用种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保证出苗率之外，国内种业企业在使用种衣剂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

“以前，国内种子企业生产的种子是没有经过包衣处理的，全部都是裸籽，现在做得好的企业也开始与农化企业合作进行种子加工和包衣处理。”籍强说。

另外，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不再允许焚烧秸秆，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小麦玉米秸秆还到地里以后，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同时，秸秆中的虫卵、病菌也回到土壤中，年复一年，就增加了土壤中的病菌、虫卵严重程度，对品种的抗病性和出苗就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加大了染病几率，加快染病速度。

这种情况下，通过种子包衣，添加农化药剂方式，就可以将杀虫剂、杀菌剂、营养素添加其中，解决前期杀虫、杀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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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改变“小、散、乱”

由于投入大、风险高、专业性强，种业是一个需要规模优势的产业，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种业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我们来盘一盘国际国内市场和企业的情况。

2019年，农业板块排名前十的企业，包括农化、种子、农业综合服务在内的总销售额为562亿欧元，种子业务（包含种子和性状）总销售额为230亿欧元。其中，拜耳、科迪华和先正达三巨头农业板块总销售额为422亿欧元，占前十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5%，占到整个行业的40%以上。

种子板块，拜耳和科迪华种子销售额为141亿欧元，两家企业的种子销售总额占排名前十企业销售总额的61%，同样占到全球种业市场50%的份额，世界种业企业“2超+4强”的格局仍在延续。

我国虽然种业市场很大，发展很快，但总体的局面仍是大而不强，长期以来我国种子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市场集中度较低，呈现“小、散、乱”的格局。近年来，虽然企业竞争力、集中度、研发投入都显著提高，但与国际种业巨头仍不可同日而语。

销售额上体现得最为明显。2018年我国种子总体销售额691.98亿元，排名前十的中国种子企业销售收入为109.37亿元，仅占总销售额的15.8%，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14.16%。

要改变这种局面，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产业和市场格局的兼并重组。

与内生性增长相比，兼并收购往往成为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技术和营销渠道，扩大市场份额，降低生产成本，获得超额利润的有效手段，正因如此，世界种业发展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并购史。

近20年来，世界种业经历了三次并购的大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997~2000年，第二次浪潮2004~2008年，第三次浪潮是2015~2018年。历经一系列整合浪潮之后，全球种业由以多数小规模家族企业构成的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为以少数跨国制药、农化公司为主导的寡头市场结构。

目前，跨国种业集团依靠先进的科技、强大的资本实力、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体系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农作物的种子市场主要集中在几大公司手中。

可喜的是，中国终于赶上了20年来的第三次并购浪潮。在第三次并购浪潮中，随着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陶氏和杜邦合并，拜耳正式收购孟山都，全球种业进入三强鼎立时代，中国在国际种业市场巨头中终于拥有了一席之地，2017年中国企业隆平高科首次也进入全球10强。

田伟红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企业也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利用资金优势等更多地参与并购重组，“可以是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也可以找准机会参与国际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快发展步伐，快速培养出自己的大型种业和农化企业。”

虽然问题不少，但对于种业的美好未来应该要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