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缓君：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孕！

　　01

　　因为某明星的关系，“代孕”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所谓代孕，指的是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按是否支付报酬，代孕可以分为有偿代孕（即“商业代孕”）和无偿代孕（也称“利他代孕”）。

　　根据卵子来源的不同，代孕又可以分为“部分代孕”和“完全代孕”（部分代孕也称“传统代孕”，卵子由代孕方提供，代孕母亲和宝宝存在遗传学关系；完全代孕也称“妊娠代孕”，精子和卵子都由委托方提供，代孕母亲和宝宝不存在遗传学关系，相当于委托方“租用”了人家的子宫来给自己生孩子）。

　　本文所讨论的代孕，均针对完全代孕（即租用他人子宫的行为）。

　　由于代孕会牵扯到医疗、法律、当事人权利以及伦理等各方面问题，所以这一议题一直都存在巨大争议。

　　目前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对于代孕这件事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比如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禁止了任何形式的代孕；

　　英国则是对代孕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限制，即禁止商业代孕，但允许利他（无偿）代孕的存在。

　　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曾经的印度（印度自2015年10月后禁止了），则是完全开放代孕，甚至将其作为一项增收的产业。

　　美国比较特殊，各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甚至还有州宪法）；在代孕这件事上，有24个州是禁止代孕的，而另外26个州则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

　　由此可见，是否允许代孕这件事，和一个国家（地区）发达与否无关，它体现的是政府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中国目前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也存在呼吁部分放开的声音）。

　　我个人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孕合法化。

　　说说我反对的原因。

　　02

　　代孕之所以会存在巨大争议，显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否则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比如有些家庭因为生理因素而导致生育困难，但他们又想要孩子的，在这种情况下，代孕成为了帮助他们的一种现实上可行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禁止商业代孕，但却放开了无偿代孕。

　　也有一些支持代孕的观点认为，身体是代孕者自己的，只要是双方（委托方和代孕方）自愿，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法律都没有必要禁止，甚至，商业代孕还可以帮助贫困家庭摆脱困境。

　　去年6月，32岁的乌克兰女性亚丽娜·斯塔楚尔斯卡（Alina Stachorsk）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就坦诚，她之所以做代孕，就是因为穷。

　　第一次代孕时，她才21岁，刚和第一任丈夫离婚，一个人要抚养3岁的孩子，而且还丢了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亚丽娜走上了代孕这条路。

　　她先后替爱尔兰夫妇、德国夫妇和印度夫妇生下了孩子。

　　每次代孕可以获得1.5万-1.8万欧元的报酬，这远远超过了她失业前当售货员时的收入（3000格里夫纳/月，折合人民币约690元），还因此大大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也正是因此，在一些曾经放开商业代孕后来又立法禁止的国家里，确实有一部分女性认为，这（禁止商业代孕）是在剥夺她们赚钱的权利。

　　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但却经不起逻辑的推敲。

　　如果出于让穷人摆脱贫困而允许有偿代孕，

　　那是否也可以出于同样的理由，而允许穷人卖血、卖肾、卖器官？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

　　为什么？

　　因为这违背了你的底线。

　　法律是对人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相当于是国家对国民的一个底线要求。

　　只不过，有的国家把这条底线划得低一点，有的国家把这条底线划得高一点。

　　所以代孕是否合法，在我看来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底线的高低。

　　而中国和德、法、意、西、瑞士一样，是属于底线比较高的国家——不允许人体器官被以任何形式租借给他人（前面说了，代孕其实相当于是委托人向代孕者“租借”子宫，并让后者来承担生产风险的一个过程）。

　　当然，有些反对者会说，只要人家代孕者是自愿的，法律管那么多干嘛？

　　问题就在于，你怎么去理解自愿？

　　当一个人真的窘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自愿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还是被现实（甚至被家人）胁迫下的“被迫自愿”？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法律不作任何约束，别说是卖血卖肾卖器官了，是否会有人愿意卖儿卖女，甚至把自己卖身为奴？

　　一定会有。

　　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在古代，一旦遇到饥荒年代，卖儿卖女的情况就会层出不穷）。

　　但放在今天，我们可以允许这样的“自愿”吗？

　　当然不行。

　　还是那句话，这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底线。

　　那么，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该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换一个问法，答案可能会更加明了。

　　当一个人需要出卖或者租借自身器官来摆脱贫困的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

　　是放开法律，降低底线，好让他们更加方便地出卖（出租）器官呢；还是脚踏实地地去做好精准扶贫工作，以帮助赤贫家庭建立起摆脱贫困的能力？

　　乌克兰选择了前一条路；

　　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政府不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就能缓解燃眉之急，甚至还能把代孕发展成一个全球闻名的“明星产业”。

　　但这种不从根源上解决贫困的方法，只会继续源源不断地制造更多的贫困，于是会有更多的贫困女性，不得不加入到代孕这个产业中来，最后整个国家沦为“欧洲子宫”，甚至是“全球子宫”。

　　庆幸的是，我们国家选择了后一条路。

　　尽管精准扶贫这条路要难走很多，会更费时费力，但它却是在真正地帮助贫困者早日走出困境。

　　03

　　代孕合法化还会带来一个衍生的问题——高阶层人口对低阶层人口的剥削。

　　当我们讨论自由和平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想要两者都能有。

　　但其实自由和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

　　由于人的天赋、家庭背景、机遇不同，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很快就会表现出“强者俞强，弱者俞弱”的马太效应，进而形成社会分层。

　　这样的社会，运转效率高，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会非常大，毫无平等可言。

　　而如果强行追求平等，代价则是社会运转效率的显著降低。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曾经尝试过“大锅饭”这条路，社会成员之间确实更加平等了，但也降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反正多干少干最后大家拿到的都差不多，那还要奋斗干嘛，不如混混日子），这让社会整体的运转效率大大降低。

　　所以，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政府能做的就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寻求平衡点（在现实中，美国社会更看重自由，北欧社会更看重平等）。

　　政府对个人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其实也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

　　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句话：“如果自由不加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回到代孕这个话题，当一些国家（地区）放开商业代孕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种现象：

　　富人阶层毫无疑地选择了在美国代孕，中产阶层则多数会选择去乌克兰，而那些钱不多又特别想要孩子的，可能会把目光瞄准印度。

　　这背后会有非常明显的阶层差异。

　　而收益最大的其实是富人阶层。

　　比如卡戴珊夫妇，他们的4个孩子中，有2个就是通过代孕获得的。

　　这不仅可以把生育带来的痛苦和风险转嫁给代孕者，还不用因为“怀胎十月”而耽误卡戴珊发展事业。

　　对于富人来说，花钱向低阶层女性“租借”子宫，这笔买卖真是太划算了。

　　而且只要他们愿意，甚至还可以尽可能多生。

　　但这何尝不是在加剧“强者俞强，弱者俞弱”的马太效应？

　　而这里所谓的“低阶层”，其实都是相对的。

　　比如富人在找代孕的时候，可能对代孕者的年龄、学历、体型、外貌有比较高的要求，也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报酬；

　　而中产阶级在找代孕时，可能会更在意性价比（选择乌克兰）；

　　至于前些年砸锅卖铁去印度找代孕的那些人，可能能够找到合格的代孕者，就已经是万幸了，没有余力再挑三拣四。

　　这像不像食物链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自然法则？

　　但问题是，代孕是发生在人和人之间的。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变得像动物那样一级（阶层）“吃”一级，在我看来真的有点太过残酷。

　　而最底层的那些代孕者，她们自身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护。

　　海德堡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希拉·沙拉瓦南（Sheela Saravanan）曾经深入印度社会去研究代孕。

　　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没有一个代孕者的学历超过高中，并且在被选中之前，代孕机构会专门考察她们的性格。

　　如果是那种看上去比较有主见的女性，代孕机构会主动淘汰掉她们，然后专门挑选那些性格顺从的女性来从事代孕工作，因为这会方便他们进行管理。

　　而这些又穷又顺从又没怎么读过书的女性，从接受代孕的那一刻起，就会被关在集体宿舍中。

　　宿舍中摆放着成排的铁架床，足够供10个代孕妈妈共同居住。

　　为了避免流产，头3个月她们被要求卧床，3个月之后，也不允许进行锻炼，以防出现什么闪失。

　　此外，由于代孕的活产率不高（约在15%左右），为了提高成功率，代孕机构会在她们身体里放进多个胚胎（一般为3-5个），但如果存活的胚胎过多影响到安全，代孕者又会被要求做减胎手术，哪怕这些胎儿已经成型……

　　分娩的时候则会强制进行剖腹，因为剖腹产可以人为干预分娩时间，风险相对可控。

　　总之，对于这些代孕机构而言，商业价值的最大化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代孕者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赚钱的工具人。

　　至于婴儿，则彻底沦为商品。

　　把子宫当工具，把孩子当商品，身而为人的尊严荡然无存。

　　至于委托人和代孕者之间，则是一种基于“阶层优势”下的赤裸裸的剥削关系。

　　04

　　代孕带来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在BBC的纪录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中，有代孕者告诉记者，她是在丈夫的要求下才走上代孕这条路的。

　　因为丈夫好吃懒做赚不了钱，就想到了让妻子去做代孕，并声称否则他就只能去偷东西（来谋生）了。

　　也有一些代孕妈妈在怀孕的过程中和宝宝建立了感情，想到宝宝即将被委托人带走，她感到“有一些沮丧，因为那个在我子宫里待了9个月的孩子，今天要走了”。

　　还有宝宝因为健康状况，委托人拒绝接收，最终去向成谜。

　　另有一些则是因为委托人夫妇（情侣）发生了情感问题，在宝宝出生前离婚（或者分手）了，委托人想要弃养。

　　这种情况下，宝宝真的很可怜。

　　孩子才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做错什么，却要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背负起父母的错误去开启他/她的人生。

　　总之，代孕，尤其是商业代孕，会带来太多太多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利益纠葛，会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

　　所以我旗帜鲜明地反对代孕！

　　目前我们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其法律依据是2001年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但“管理办法”是从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层级不高，对违法代孕的处罚，也仅仅是警告和3万元以下罚款，并且处罚对象仅限于医疗机构，对于违法代孕的威慑力非常有限。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者的气焰，他们铤而走险在国内建立了各种和代孕有关的地下产业链。

　　希望能够借此这次关于“代孕”的全民讨论，来修订完善我国的法律。

　　加大对代孕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处罚措施，而不仅仅是针对医疗机构。

　　并且，我们应该大幅提高违法的成本，相比于从事代孕黑产的违法收益，顶格3万的罚款简直是一个笑话。

　　至于（无偿）利他代孕，理论上可以帮助到一些因为生理原因而无法怀孕的夫妻。

　　但是，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现阶段显然是不合适的。

　　现阶段我们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都阻挡不了地下黑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

　　一旦部分放开利他代孕，可以想象，会有多少有偿代孕假借利他代孕之名，给自己洗白？

　　事实上，哪怕是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也依然被发现在利他代孕中存在以“医疗费用”为由的利益输送。

　　而我们国家还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我们的男女平权之路还任重道远。

　　一旦放开，哪怕是部分放开对代孕的限制，都可能会给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关于阶层分化的问题，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相当关注的一个话题，也在过去的文章中反复讨论过。

　　这个问题已经够残酷的了，希望不要让代孕再来加剧这种残酷。

　　哪怕现实社会永远无法抹平阶层之间的差距，但至少，这应该成为我们努力去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