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胖：这篇文章会改变你对美国的认知，德特里克堡只是冰山一角

　　最近网上热议的德特里克堡是个地名，它位于美国的马里兰州。

　　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德特里克堡一直以来就是美国的生物武器基地。

　　1943年至1969年，德特里克堡是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的中心。

　　此后，德特里克堡收纳了美国生物防御计划的大部分项目，变身为美国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英语全称：The 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简称，USAMRIID）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

　　传染病医学研究院隶属于美国陆军医疗研究司令部，是美国陆军辖下最主要的防御性医疗研究单位，是专门研发生物武器作战的。

　　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是美国国防部辖下唯一具备四级生物安全防护水准的最高防护研究实验室。

　　研究实验人员需强制性地穿戴独立供氧的正压全身防护装，处理或研究致命微生物，包括霉菌、病菌或病毒。

　　研究院为军事单位，总计人数约为八百人。

　　01. 历史

　　1943年3月9日，美国政府在马里兰州划出99公顷的土地，成立“ 德特里克营”（Camp Detrick）。

　　同年，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USBWL）在此地成立，负责研究生物防护、去污、气体消毒和制剂净化。

　　第一任指挥官是威廉·S·培根（ William S.Bacon ）上校。

　　随后，1943年-1945年间，USBWL使用各种病原体进行密集的生物战研究，由威斯康星大学细菌学教授Ira L. Baldwin负责进行，他也成为了实验室的第一任科学总监。

　　德特里克堡的地理位置偏僻，适合搞这种秘密研究，但又距离华盛顿和美国化学战研究中心阿伯丁试验场都不是很远。

　　当时生物战实验室由美国陆军的化学兵部队负责监督，在当时军方，这项研究项目作为战时最深层的秘密之一，能与之相提并论，只有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了。

　　同时，军方在此建了五个实验室和一个试验工厂，总共出资425万美元，由85名军官、373名士兵，以及2名陆军妇女队（WAAC）军官及手下的80名人员组成，共计官兵538名。

　　由于德特里克堡采取了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直到1946年1月，也就是对日战争胜利后的4个月，公众才得以知道战时生物武器的研究。

　　1946年，美国陆军又购买了59公顷的土地，以扩大原“A区”的面积。

　　又购买了位于A区以西但不相邻的161公顷的试验区，称为“B区”。

　　1952年，又购买了位于西7街和Oppossumtown Pike之间的203.5公顷的土地，用于扩展永久性研发设施。

　　基地上有座470号楼，在当地被称为“炭疽塔”。470号楼是用于测试炭疽发酵罐和细菌纯化技术的试验工厂。20世纪50年代，基地有两名工人死于炭疽病。

　　470号楼在进行进攻性生物战研究时获得了“Fort Doom”（毁灭堡）的绰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基地生产了5,000枚含有炭疽孢子的炸弹。

　　此后，德特里克堡进行大量的生化试验，也发生过多起细菌泄露导致的感染死亡时间。

　　为平息舆论，1971年10月19日，尼克松前往德特里克堡，宣布将该陆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转换为癌症研究中心。

　　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

　　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转型为癌症研究中心后，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继续研发可能被用于对付美军的任何细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剂。

　　五角大楼对此已确定了多种可被用于发动生物战的致命疾病，它们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单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热、炭疽热和出血热等。

　　2006年8月，德特里克堡进行扩建，并建造一个新的“生物防御研究综合体”，新设施将包括以最高生物安全级别运行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处理最致命的病原体，2008年扩建完成。

　　2019年2月，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发表文章，总结冠状病毒传播特性，分析病毒粒子结构和基因组。

　　2019年8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突然下令关停，德特里克堡。

　　在德特里克堡基地关闭后不久，附近地区就爆发了莫名其妙的“电子烟疾病”（vaping illness）。

　　据悉，2019年8月，美国突然暴发“电子烟疾病”，即与电子烟或雾化产品相关的肺损伤（EVALI），病例数量在9月份达到高峰。

　　CDC关于“电子烟疾病”的数据截图

　　2019年11月，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宣布德特里克堡将重启部分设施。

　　不久之后，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开始爆发。

　　02. 回纹针行动

　　1945年到1955年，在“回纹针行动”及后续计划下，美国政府在飞机设计、导弹技术和生物战等各个领域引进了1,600多名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以及生物战领域的专家包括Walter Schreiber、 Erich Traub和Kurt Blome，他们曾参与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医学实验测试生物战剂。

　　这些科学家包括当年参与纳粹德国V-2火箭的研制的主要专家如冯·布劳恩的火箭团队、瓦尔特·罗伯特·多恩伯格、阿图尔·鲁道夫等，这些科学家后来为美国的太空计划奠下重要根基。

　　被带到美国的104名纳粹德国火箭专家

　　由于英国、法国和苏联也都在想法引进这些科学家，联合情报目标局（JIOA）不希望他们为其他国家服务，篡改或隐瞒了他们身为纳粹党的过往和参与战争罪行的记录。

　　在1940年至1974年间，美国国防部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对数十万人进行危险物质实验。

　　20世纪50年代，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进行了许多测试各种生物制剂的实验，代号“白大衣行动”。

　　实验对象最初由自愿入伍的男兵组成，后来由于士兵进行抗议反对，则招募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DA）信徒进来参加这项研究。

　　德特里克堡研究使用昆虫作为病媒的生物战计划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还聘用了德国和日本科学家，他们曾利用战俘和集中营中的囚犯进行人体实验。

　　科学家在生物战计划中曾经使用或试图使用各种各样的昆虫，包括跳蚤、蜱虫、蚂蚁、虱子和蚊子等，尤其是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

　　二战结束后，美国加强了在生化武器的投递系统研究工作。当时，美军还在巴拿马圣何塞岛上进行了众多的动物活体实验。

　　德特里克堡的生化实验室还收留了二战日军731生化部队的专家，这些人在该基地工作长达20年。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 Richard Drayton 的调查确认了美国收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事实。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与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达成秘密的口头协议，731部队的研究人员以免于战争罪责为前提，帮助美国研发生化武器。

　　1947年，在日本镰仓，该口头协议以书面形式被确认。

　　03. 朝战和越战

　　在朝鲜战争期间，化学部队在生化武器项目上实现了极大的发展，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中心也在扩张。

　　朝鲜、苏联和中国指控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但美国政府至今否认。

　　但实际上，美国参谋部和国防部长已于1950年秋季“最早可行的时间”批准五种生物战剂可供使用，其中三种是通过昆虫媒介传播的。

　　在越南战争中，美国陆军化学兵部队自1962年起发起了牧场手行动，采用大量除草剂和落叶剂来进行除草作战方案，各类药剂根据内容物进行颜色编码。

　　其中臭名昭著的橙剂造成了越南三百万人受到损害乃至残疾。

　　1965年至1971年间美军在南越喷洒落叶剂的任务地图

　　橙剂是由两种除草剂2,4-D和2,4,5-T等比例混合而成，由孟山都和陶氏化学公司制造。自1978年以来针对生产橙剂的公司已经提起多起诉讼，所有涉及的化学公司均否认。

　　在1984年5月7日，这些公司同意支付1.8亿美元作为补偿”，然而，即便如此，一个接触到橙剂越战老兵的遗孀死后也仅有3700美元的补助。

　　美国官方对此答复为，除草药剂并非化学武器，因为药剂最初的目的并非为使敌人窒息或毒害至死，而是除去掩护敌人的植被。

　　不过，在1991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橙剂法，退伍军人事务部宣布：这些曾暴露在橙剂/戴奥辛越南老兵在一定的条件下“根据推定”宣布符合资格者，可接受治疗和赔偿。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禁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该公约禁止“任何技术用于改变地球的生物群体”的组成或结构，严格限制落叶剂的大量使用。

　　2002年4月，德特里克堡发生炭疽泄漏事故，2003年，该基地的臭名昭著的470号楼（炭疽塔）被拆除。

　　2005年3月11日，据BBC署名报导，越南橙剂受害者向纽约一家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在越战期间向美军提供橙剂的美国化学公司提供赔偿。但这一诉讼请求被法官驳回。

　　04. 人体实验

　　美国不仅对外进行试验，在本土也进行了大量的人体实验。

　　从1942年到1944年，美国化学部队把数千名美军官兵暴露在芥子毒气中，以测试防毒面具和防护衣的有效性。

　　1946年至1948年间，美国为检验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效果，在危地马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进行的一系列人体试验。也是在195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故意给200名女犯人染上病毒性肝炎。

　　二战结束之后，范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给829名田纳西州的怀孕母亲服用了被告知是会使宝宝更健康的“维他命饮品”，实际上是包括放射性铁的混合物，目的是为了研究放射性同位素进入胎盘有多快。

　　1946年到1953年间，马萨诸塞州的弗纳尔德州立学校里，一项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赞助的实验中，73名精神残疾儿童被喂食包括放射性钙和其他放射性同位素的燕麦片，为了追踪“营养物如何被消化”。

　　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没有被告知食物是放射性物质，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在参加“科学俱乐部”。

　　1950年9月26日至27日，美国海军秘密进行了一项名为“海上喷雾行动”的实验。

　　该实验释放了装满粘质沙雷氏菌的气球，气球在旧金山湾区市区上空爆炸。

　　尽管后来美国海军声称这种细菌是无害的，但从9月29日开始，当地医院中有11名患者出现了非常罕见的严重尿路感染，其中1名患者死亡。

　　粘质沙雷氏菌被释放后，旧金山的肺炎病例也随之增加了。

　　1950年到1953年，美军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六个城市散布有毒化学物质，以测试化学武器的散播模式。军队记录显示，在加拿大温尼伯城散播的化学物质包括硫化镉锌。

　　1952年，Sloan-Kettering 研究所向俄亥俄州立监狱的犯人注射活癌症细胞。在这项实验中，有半数犯人是黑人。

　　Sloan-Kettering 研究所还向300名健康女性被注射活癌症细胞。医生说，他们当时知道那可能会导致癌症。

　　1955年，中情局不顾日内瓦公约第四条，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用船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湾外释放百日咳细菌，导致该城市百日咳传染性咳嗽，导致至少12人死亡。

　　1956年和1957年，美军在萨凡纳和佛罗里达州埃文帕克的城市中进行了一些生物武器实验。

　　实验中，军队生物武器研究人员在两个城镇释放了百万只感染的蚊子，为了测试昆虫是否会传播黄热病和登革热。

　　数百名居民感染了多种疾病，包括发烧、呼吸系统疾病、死胎、脑炎和伤寒症。军队研究人员装作公共卫生工作者，向受害者拍照和进行药物试验。

　　1962年，Chester M. Southam给纽约布鲁克林区犹太慢性病医院的22名年长病人注射活的癌症细胞，为了“研究健康身体如何对抗恶性细胞的入侵”。

　　他曾在1952年对俄亥俄州立监狱的犯人做过相同的实验。

　　迫于压力，最终纽约州医疗许可委员会给Southam判了一年缓刑。作为回报，两年后，美国癌症协会选举他为副会长。

　　从1963年到1966年，纽约大学的索尔·克鲁曼向精神残疾儿童的父母保证，如果签订一张声称“接种疫苗”的程序知情同意书，威罗布克学校就会招收儿童。

　　实际上，程序中包括通过让他们进食肝炎患者粪便中的提取物，故意把孩子染上病毒性肝炎。

　　结合美国以往的历史和人体实验，对自己人都下得了手，还有什么不敢的。

　　细极思恐，所以，当特朗普说没有人比我更懂新冠的时候，并不是他无知和自傲，作为美国总统，他可能真的是知道。

　　最后，以一则流传已久的传言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