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军：100个情人？死刑！信号耐人寻味

　　2021年元旦假期刚过，1月5日，网上传来赖-小-民被判死刑的消息。

　　坦白说，这个消息让汉唐君非常震撼。

　　许多年以来，贪腐犯罪者，哪怕金额十分惊人，一般也不会处以极刑。据说，贪腐者不死，是因为法律界人士一直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推动免除死刑，避免在人权角度遭遇西方国家诟病。

　　贪腐类型的案件，适合作为免除死刑的先行试验领域，以测试免除死刑是否有助于减轻贪腐行为。

　　支持贪腐免死的法律界人士，通常举的例子是明朝朱元璋时期，下重手遏制贪腐的历史。

　　尽管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控制贪腐，但是明朝官员依然前赴后继，投身到贪腐大业中。

　　因此，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反腐，成为反面典型。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为何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反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不是就证明严刑峻法反腐在实践中失败了呢？

　　如果再结合我们的反腐现状，既然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是错误的，那么贪腐免死这种慈悲反腐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众所周知，实践证明，免除死刑只会使很多人心存侥幸，对于遏制各种犯罪都起不到应有的警示作用。

　　一个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反腐思路，在实践却都得出了反腐不力的结论。

　　这种互相矛盾的结论，显然不符合逻辑。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 宋明差异

　　有句话叫人穷志短，朱元璋这位乞丐皇帝制订的奇葩工资制度，将明朝官员压榨的等同于义务劳动。

　　如果某位官员完全做到一尘不染，只靠俸禄生活，那么只能过海瑞那样的日子！

　　朱元璋时期，宏文馆学士罗复仁很清廉，买不起房子，因此只能住在一座破房子里。

　　朱元璋微服私访到他家，看见两间破瓦房，还有一个农民提着桶刷墙。朱元璋问，罗复仁在哪里？

　　这位农民立即跪下来说道：臣就是罗复仁！

　　顾炎武说，唐代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明代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代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去靠以权谋私来解决生活困难。

　　明代俸禄制与历朝历代不同在于，宋代以前，基层官员待遇低，但是高级官员待遇极高。明代的高官待遇也白搭！

　　明朝中后期，最高级正一品官员的全年俸禄折合成银子仅有三百两，

　　最终都不得不依靠各种手段获得灰色收入维持生活。

　　这样的待遇，如何培养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度？所以，东林党基本上都是江南大户的代言人，对朝廷的忠诚度远远低于对江南家乡的维护。

　　在这样的俸禄体系中，刑法再严厉，也难以杜绝贪腐现象。因为不贪腐根本活不下去！既然如此，只能心存侥幸走上不归路。

　　相比而言，宋朝官员的待遇要高的多！而且，宋朝有个特点，高官的实际职位和加的虚职并不一一对应。只要品级到了，哪怕不在其位，待遇也会按级别发放。我们看宋史，会发现那些退休回家的官员，也不会担心生活。像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即便是贬出京城到地方做官，待遇也是极好的。

　　《范文正公集》当中记载：“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范仲淹的意思就是高薪养廉！

　　鼎鼎大名的名相寇准，按照宋朝的待遇，他担任宰相时年入百万贯！《宋史》记载称：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后来，寇准被贬到海南岛，过的更加逍遥，每日宴饮无度，丝竹声不绝于耳，出手也极其阔绰。

　　所以，总体上看，宋朝官员很少有贪腐犯罪的现象，只有各种政见不同带来的党争冲突。

　　宋朝和明朝同样是汉人政权。但是，宋朝重商，每年财政收入七八千万两白银是常态，最高峰甚至过亿两白银！而明朝，由于朱元璋制订的财政制度存在天然缺陷，朝廷年收入很少超过两千万两白银，可以说穷的叮当响。

　　在这样的财政能力之下，整个明朝官僚体系，在编文职官员不到三万人，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和治理，更谈不上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向前发展。

　　朱元璋算是节俭过日子的极端典型，也造就了明朝的窘境。

　　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以及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显然宋朝比明朝更有利于维持向心力。

　　所以我们看到，宋朝灭亡时张世杰陆秀夫数十万人在崖山跳海而死。明朝被内部农民起义和东林党人的腐败搞垮。到后来满清入关，大明天下基本没有形成有效的抵抗。

　　显然，虽然明朝朱元璋制订很多制度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最终形成的效果却很差。

　　仅从遏制贪腐来说，朱元璋时期效果比起后世还是要好得多，关键就是严刑峻法的作用。至于依然存在的贪腐行为，实属正常，要将贪腐控制到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2 社会公平

　　其实，高薪养廉这个词，并不天然成立。

　　现实中高官厚禄依然管不住自己的贪婪欲望的案例比比皆是，关键就是失去了有效制约。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尽管高薪和廉政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高薪有助于避免大部分人因为生活困难铤而走险。

　　高薪和严惩组合起来，才是实现廉政的必要条件。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即便是高薪，照样无法控制内心的贪婪。

　　现代社会要想实现真正的反腐倡廉，就要一方面尽力提高公务人员的合法收入，一方面加强监管，杜绝一切权力变现的行为。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反腐技术已经远远超过前些年，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死角覆盖。

　　从更深层面去思考，所谓反腐倡廉，并不只是金钱和财富的问题，还有各种隐形的社会规则的公平问题。社会不公，有时候未必与财富有关，却一定与腐化有关。

　　现在各种类型的案件都向公众公示犯罪行为和宣判结果，所以公众普遍都能够有相对公平的判断和感受。

　　近几年，有些典型案件的判决，使人想起庄子那句话：窃鸟蛋者重判十年，窃国企为亿万富豪。

　　按照某些法律党的说法，贪腐者因为社会危害不大所以罪不至死。那么，同样没有太大社会危害的普通人，在某些案件中的待遇就非常可悲了。

　　2015年底，河南省新乡市中院二审判决农村少年闫啸天掏鸟获刑十年半。鸟固然重要，一个少年的人生难道不重要吗？

　　2014年，玩具店店主景安朋，出售了一批玩具枪，其中一部分被鉴定为枪支，获刑10年。与此类似，在某娱乐场所摆摊用气枪打气球的摊贩，也因为涉枪获刑。

　　2012年，厦门人李安龙通过网络售卖形如枪支的4厘米长的金属制钥匙扣挂件，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罪，被逮捕。4厘米长的玩具挂件，要想形成有效杀伤几乎不可能，哪怕反复论证，也很定义为枪支。

　　以上几个案件，都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绝大部分公众认为量刑过重，甚至存在是否犯罪的明显争议。在这种争议之下，法律应该充分的体现人性化色彩，更应该考虑到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接轨的需求。

　　有些人不懂民心向背，对于此类案件从重处理，显然缺乏政治高度。

　　某些单位在办案时，更倾向于办理这种普通刑事案件，因为此类案件事实容易查清楚，有清晰的法律条文直接作为依据进行处罚。

　　同时，当事人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会招致太多的外部压力进行干预！

　　量刑时从严从重，显示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还能增加办案数量，提高工作业绩。

　　这都是很难向公众说清楚的内在因素和复杂心理。

　　相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案件从重处理，那些民愤极大的贪腐案件，即便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依然量刑偏宽。

　　很多高官在服刑期间时常利用各种潜规则减刑，判处无期徒刑的重贪腐案犯，往往在狱中待十来年就出狱重新翻云覆雨。

　　天津市鼎鼎大名的武爷案，就是贪腐犯罪量刑偏宽的典型。武长顺涉贪金额高达74亿人民币、道德败坏，长期与多名女性通J，先后生育了九个私生子。

　　最终宣判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如此重罪，社会影响何其恶劣，74亿，依然只是死缓。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到2019年8月，十八大后受贿贪污金额过亿元的21名“大老虎”，最高量刑就是死缓，大部分是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法制的核心要素就是公平公正。如果这种明显的刑责宽严尺度不一致的情形持续存在，动摇的就是人民群众对社会的信心。

　　中国现在依然处于内忧外患并存的危局之中，世界霸权国家依托盟友体系时刻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突尼斯、叙利亚、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导火索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事。

　　因此，普通人的刑事问题和不普通的人的贪腐问题，在进行治理时，社会公平是最重要的标准，这样才能让民众心服口服。

　　3 死刑来了

　　就在人们已经对贪腐犯罪免死这一现象逐渐熟视无睹的时候，如今，大名鼎鼎的赖-小-民判了死刑。

　　赖-小-民案最出名的就是“3个100”：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个情人，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这种情节，公众无从验明真伪。

　　说起来，汉唐君有两年时间时常路过北京金融街的华融总部楼下，也多次听闻过华融赖氏的大名。

　　金融街是财富的聚集地，不亚于美国的华尔街。然而，这条街上的高官、富豪，折损率也是极高。

　　所谓富贵险中求，高处不胜寒，能不能活下去，走着走着只能看运气了。

　　但凡出事的人，共同特点是，出事前豪爽大方钱多资源多朋友多，出事后门前冷落车马稀，一脸沧桑无人识。

　　从心理学来看，贪腐是一种心理疾病，贪婪这种欲望，在人性中会无限滋长，不会主动停止。

　　任何人只要踏上了贪腐之路，没有大造化是无法收手的，更谈不上主动退出，安全上岸。

　　为了保护我们的干部，为了实现人才梯队的健康更替，我们有必要重申防微杜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这些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保护我们的队伍。

　　在面临霸权国家重压、渗透、收买、攻击的现实背景下，很多贪腐者，为了生存，会成为潜在的叛国者。

　　我们对于贪腐分子向来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那么，所有踏上这条路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都难免会期盼有人拯救自己。

　　于是，这种时候，美国中情局就往往以救星的角色出现。

　　这个事情的演变，内在逻辑其实非常清楚。

　　最近，美媒爆出，自从2013年开始，美国前情报人员表示，安插不进去人员，而且在北京这些地方也很难找到愿意当线人的人员。

　　美方为了打入中国内部，花费重金扶持线人登上高位，但随着中国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些人都被撤职和处分，美方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其实，中情局的这种情报战并不单纯，绝非只是为了收买情报，而是包含着渗透和瓦解的险恶目的。

　　如今，中国已经实质性进入信息时代，每个人都会留下各种各样可追溯的信息痕迹，大数据对比分析很容易鉴别出那些被中情局收买的人员。

　　4 结语

　　新加坡在1950年代的时候，腐败非常严重。

　　1952年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李光耀总理上任之后，给予了这个部门绝对的权力，严厉打击了腐败，腐败问题才得到解决。

　　以赖氏案为标志，未来中国对贪腐案件的处置将更加严厉。

　　很多人估计开始考虑如何化解即将面临的核查危机。

　　不管是湿了鞋的还是干着鞋的，都应该对此引以为戒。财富和权力都要抓的思路，行不通了。

　　那些还没有收手的人员，早日主动投案，肯定会换来从轻处理，不要再有侥幸心理，。

　　就算是逃到国外又如何呢？这些年来，离开的人没有多少在国外实现人生辉煌的。

　　河山硕、耿冠军等人背叛国家，到了美国，感染新冠病毒，连ICU的医护条件都没有享受到，就悄无声息的挂了。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停止贪腐，转危为安，也是一条明路。觉悟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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