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疫情回顾：与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13国比较！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写这篇文的时候马上就要进入2021年。

不知道2021年会是什么样的一年。但我相信不会比2020年更差。谨慎乐观。

2020年3月17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13个国家与中国抗疫的比较》。

文章链接：

《“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13个国家与中国抗疫的比较》

当时的文章目录如下：

目录

一、GHSI——“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研究

二、GHSITOP13国抗疫与中国抗疫比较的结果

三、比较结果要点

四、对GHSI研究的初步讨论

五、对GHSI研究的进一步讨论——影响抗疫的其他重大因素

1、未知、新型传染病的防控显著难于已知的、常态化的传染病

2、对病死率较高、社会关注度较大的传染病的防控要显著难于普通传染病

3、传染性及隐蔽性都很强、突破我们对传统呼吸道传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难防控

4、上了战场才能见分晓，纸上谈兵都是没用的

5、全球一体化之下，不能孤立地、静态地看单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

6、不能低估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作用

7、不能低估政府-社会关系的作用

8、不能低估社会价值的作用

9、不能低估特定政治价值的作用

10、不能低估各种社会组织与居住方式的作用（从“封闭式小区”说起）

11、不能低估社会/个人行为因素

12、不能低估家庭组织方式的因素——从老人到单亲家庭

13、不能低估新技术手段和配套基础设施的作用

六、人类个体与社会的多样性就是人类繁衍发展依赖的根本所在

大家可以回头翻一翻。

引用几段话：

“——引用2019年10月的报告《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GHSI”）。研究机构是“核威胁倡议”（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及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我下载了这份报告。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我发现这是一个耗费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与13个国家21名专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共同准备了一个包括六大领域、34个主要指标、85个次要指标的140个问题，用全面框架评估了195个国家防控传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这六大领域包括：1、预防；2、检测与报告；3、快速反应；4、卫生体系；5，遵循国际标准；6、风险环境。应该说十分全面。

最后结果很直观，把195个国家在六大领域按100分制打分，然后算出一个综合总分。我们看到图就是综合总分排名：

报告中，全球所有国家平均分40.2。“高收入国家”平均分51.9。除了少数个别例外，排名基本和综合国力/发达程度/人均收入等对应。中国得分48.2，全球排名51。

只有13个国家被这份报告认定为在“应对流行病方面准备最充分（most prepared）”。

在2020年3月17日，我已经发现这个报告的结论不靠谱——许多排名靠前的国家表现并不如中国。

我在未来两三个月时间保持更新数据。直至6月27日。

下图是6月27日的数据。

后来疫情在全球无止境的蔓延，加上我日常工作比较忙，又有其他的写作计划，就没有再更新统计表格了。今天跨年，我将数据又更新了一下。相信当时跟踪我数据更新的网友们也希望看到这个更新。

上图即最新的数字。我尝试把各国按照每百万人确诊数或死亡数做一全球排名，发现效果不好，因为微小国家和地区太多了，需要将大国单独统计。这样的排名就具有主观性，我觉得意义不大。还是简单看绝对数据吧。

从6月末到现在的半年时间，针对这个防疫能力最强的13国应对表现。以下是说明：

按照颜色：

颜色最深的表示该国数字比武汉市要差。

颜色次深的表示该国数字比湖北省要差。

颜色次浅的表示该国数字比中国内地（含湖北省）要差。

颜色最浅的表示该国数字比中国内地（不含湖北省）要差。

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在疫情初期即对武汉/湖北进行封城，阻止了疫病外延，所以武汉/湖北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数字有较大差异。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实施了等同中国效力的封城。在大多数国家里，COVID-19在全境蔓延。

以下是就最新数字的一些发现。

1、在大多数这些被认定为防疫能力最佳、最有准备的国家里，经过这么长时间，COVID-19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疫苗——期待疫苗对个人及群体带来的免疫。

2、大多国家处于实质意义上的“躺倒”：他们无法像中国一样，先进行强有力的防疫抗疫，然后让经济恢复到正轨。大多国家只是进行了有限的防疫和社交隔离，然后发现无法全面抑制疫情，同时还损失了经济，两方面都不讨好。在不断的往复下，他们最终的选择是放弃强有力的防疫。但实际上由于疫情蔓延，又保不了经济，所以只能躺倒等待疫苗。“中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模式，但因为制度和文化原因，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行的。

3、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虽为东亚社会，但受英美文化影响太甚，在不力的防疫与保护经济之间往复，结果防疫不成，经济也受损，成为整个东亚防疫抗疫最差的地方之一。

4、我们发现，防疫最好的还是东亚国家。除了大中华区外，有两个地方特别突出，一是泰国，在全球防疫“最有准备”的国家榜单里排名第六。确实防疫做得好，一直没有爆发过。另一个做得更好的国家是越南：迄今总病例1,465，死亡35人。作为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其他的，老挝、柬埔寨、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表现都很好。韩国以及日本在全球范围看表现也都是不错的。显然，这与所谓的防疫公共卫生排名无关，和文化更相关：这些东亚地区的人民更加配合，更加有集体主义精神，愿意为了防疫抗疫而牺牲和让渡部分的个人自由与权利。COVID-19防疫抗疫其实也是东亚文化的胜利。

5、这13个防疫“最有准备”的国家里，有10个国家的每百万人确诊数超过中国疫情最密集和严重的武汉，有9个国家的每百万人死亡数超过中国武汉。不仅如此，这13个国家每百万人确诊数平均是武汉的约7~8倍，每百万人死亡数是武汉的约2倍。在2020年初，武汉一度被描绘为人间地狱。但在这全球13个“应对流行病最有准备的国家”里，每个国家的总体情况都比武汉要严重得多。按照我们2020年初的标准，这些国家都有如炼狱。不知道要有多少的“日记”才能书写这些国家在疫情折磨下的悲惨境地。

6、在这13个“最有准备”的国家里，有若干国家按照确诊和死亡的绝对数都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包括：

——美国（确诊：全球#1，死亡#1：）

——英国（确诊：全球#6，死亡#6）

——法国（确诊：全球#5，死亡#7）

按照排名，美国是全球应对流行病“最有准备”的国家，但却在确诊数和死亡数位列全球第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说明这个评价体系多么的不靠谱。

7、病死率问题。我们看6月末的数据，许多国家的病死率是很高的，英国14%，法国15%，荷兰12%，远远超出湖北/武汉的水平。但再看今天的数据，发现大多数国家的病死率数字下来了，基本介乎于2~3%之间。就这个问题，我的看法：

1）2~3%并不一定就是COVID-19真实的病死率——因为分母不一定包括了所有的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只有求医者、因各种原因被检测且阳性的人群被纳入确诊分母——实际感染人群会更高。但是具体的人数并不易估算（这里插播一句，抗体阳性率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从今年全球各地的研究看来，抗体阳性率有很大的bug，会系统性高估一个地区的COVID-19感染率）

2）在其他条件（例如医疗设施）相等的情况下，COVID-19的病死率与感染人群也有很大关系。譬如感染群体越年轻，基础病越少，则死亡率越低。如果在一个国家里COVID-19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例如传播给各种无基础病的年轻人群——且这些感染案例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检测被确认，成为统计病死率的分母，那么一个国家的病死率一定会下降。如果多个国家的标准趋同，则病死率也会趋同。目前，“应对流行病最有准备的”13个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在人口里广泛传播——包括感染了大量的年轻人群。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得出了2~3%左右的死亡率（而且从一开始8~14%的高病死率降下来了），这说明COVID-19传播越来越广泛，分母越来越大，患病者包括了更加健康的年轻群体，病死率也随之出现下降。斯洛文尼亚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200万人口，12万人感染，2,697人死亡，病死率2.2%，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参照。

3）我们再看武汉/湖北的病死率就显得比较高了（武汉为7.7%，湖北为6.6%），这个数字和欧美国家6月末的数字是比较匹配的（当时英国14%，美国5%）。我作为流行病学的外行，判断如下：

a) COVID-19在武汉得到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传播，武汉的病死率与当时得病者的人口年龄结构有一定关系。如果武汉真的出现更大规模的传播，在不考虑医疗资源限制的情况下，病死率应该在2~3%；

b）武汉进行了封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决定，挽救了全中国。方舱医院用十天建成，全国医疗队驰援武汉。但封城多少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多少会造成病死率的上升。这一条很难去量化统计，但应当可以看到，武汉/湖北封城是一个英雄事迹，武汉人/湖北人拯救了全国，为全国换来了时间与空间。这是一个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奉献和牺牲。

c）武汉的感染率可能超过实际数量，特别在1、2月份，已经不可靠。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公布，根据血清流行病调查结果，武汉地区的社区人群新冠抗体阳性率为4.43%。如果假定这些人都得过COVID-19，简单按照人口基数相乘的话，就是40~50万人。但从过去大半年全球各地就抗体的研究看，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统计往往会高估一个社区的COVID-19感染者。但从COVID-19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这个事实来看，有理由相信，武汉的感染者比目前的五万更多，也就是说感染者分母更大，对应的病死率更低，不在6~7%，而在1~2%甚至更低。

d）中国湖北省之外的数据更有参考意义——它首先可以排除医疗资源挤兑的因素，同时，人们也应当相信，除了湖北之外，中国内地其他省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感染。把湖北剔除后，中国内地的病死率是0.65%，在全球属于较低水平。

无论如何，回顾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封城、湖北封省是一个艰难的历史决定。武汉/湖北人民承载了许多，为中华大地换来了防疫抗疫的时间和空间。

回想2020年1月22日封城时，武汉只有400多案例，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历史抉择。2003年SARS的惨痛经验，使得我们的领导人和公共政策决策者有了足够的经历、经验、定力和历史担当。

8、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的是，13个“最有准备”国家（其中包括了美国这样人口超3亿的大国），大多经历了疫情肆虐。如果中国在防疫抗疫上和这些国家处在一个水平的话（包括没有在疫情初期对武汉封城，任由春运将病毒传播至中华大地），则后果不堪设想！

13个对防范流行病“最有准备”的国家。每百万人确诊数是中国内地的500~600倍；死亡人数是中国的约200倍。

如果比照这些国家去防疫抗疫，换算成他们的死亡率，后果不堪设想：按照这13个国家“最有准备国家”的病死率（每百万人600左右），中国的病死人数在90万（而非现在的四千多）。

如果按美国计算（每百万人病死1,059人），则中国的病死人数超过150万人。

所以，13个对“防范流行病‘最有准备’国家”一说就是个笑话。这套标准只是在被动反映发达经济体的医疗基础设施，但和恶性流行病的防疫抗疫没有什么关系，距离实务不要太远。

总结：

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不是个人医疗（medicine）。个人医疗是给个人看病，关注的是一个社会平均及最优的医疗水平（譬如有没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ICU、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公共卫生则要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部人口，要保护全部的人口，这不是个别的医院、个别的医生和有限的医疗资源可以完成的。社会需要构建一整套的基础设施、制度和文化，防范和应对某个流行病或公共卫生隐患。任何社会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事后补救和应对是不足够的，必须做在事前，防范疫病的发生。

2020年，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体制的局限。GHSI评价体系当然也是构建在西方体系上的，以西方体系（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出发，对公共卫生体系进行衡量和论断。这个GHSI的评价体系显然有严重的缺陷：它完全没有反映公共卫生的实质，完全脱离实操，在COVID-19的肆虐下是不堪一击，成为一个糟糕的笑话，也成为解构西方体制的历史注脚。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体制是万能的，一定就会做得最好——虽然我们就COVID-19交出了全球最好的答卷。但，东亚的社会与文化——甚至那些并非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也在抗疫上表现甚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脱离西方话语，重新对人类的社会、制度、文化、全球竞争力乃至价值观进行评估。

一个社会片面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弱势群体，是没有资格谈论人权、文明、进步和普适价值。

一个社会不能团结一心，个人不能适度让渡自己的利益而顾全集体，不能形成基本的共识，不能众志成城应对社会共同面对的灾难，也没有资格谈论人权、文明、进步和普适价值。

2020年是我们解构西方的元年。我们不用去刻意和片面贬低西方，只是将其还原本质。当你看到一个人衣着和用品光鲜，谈吐文雅，你可能觉得他/她有很高的品格，其实不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灵魂可能是腐朽的。

当你觉得一个国家/社会发达、先进、文明，看到的可能只是它对自己价值观的言说、陈述和标榜，赖以支撑的是它强大的物质（也就是衣着光鲜）。强大的物质文明会让你觉得它的制度和文化更加优越。但这些可能是假象。它并不如它说的那样好。

对于中国来说，2019-2020年就是这样的两年，从中美贸易战，到香港问题，到COVID-19疫情，到中美关系撕裂，到Trump的表演，到欧美国家在疫情中的沦落，让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对于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而言，自信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欧美不同，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审慎之下的乐观与自信。

吾日三省吾身，对个人适用，对国家也适用。迈入2021，在这里也先祝福我们的国家。

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