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过去十年了，说好的面包和自由呢？

如果没有那件事发生，对于突尼斯人而言2010年12月17日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警察没收摊贩用来非法摆摊的手推车和水果，也只是纯粹的例行公事。不过作为被没收东西的商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很明显并不这样想。在一个失业率超过10%的国家而言，一个血气方刚的26岁小镇青年想要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投诉无门之后，他绝望亦或是愤怒地在政府大楼面前点燃了自己。

究竟是民众对于生活状况的长期不满和疲倦，还是各路资金背后的资助，亦或者是网络媒体时代的新型传播方式，穆罕默德·布阿齐兹的自焚举动迅速在突尼斯，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蝴蝶效应。从突尼斯的阿里，到埃及的穆巴拉克，到也门的萨利赫，再到利比亚的卡扎菲，一个又一个长期统治国家的军事强人走下了舞台。这场运动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和巴林。西方世界非常有诗意地将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激情总是如此短暂。十年过去了，阿拉伯世界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阿拉伯世界的变与不变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阿拉伯之春，不同的人显然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滤镜之下，现实也会折射出不同的样态。即便内战各方都怀揣着拯救国家的良好愿望，但是在强烈的排他性诉求面前，他们缺乏调和分歧的可能性。不过，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我们依旧可以对今日的中东，特别是阿拉伯现状，进行一些相对客观的描述。

第一，中东民众整体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撇开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这些遭受严重内战的国家不谈，以相对政治稳定的突尼斯为例，我们也可以发现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债务水平从2010年41%增加到了71%；同期失业率也从13%上升到18%，再维持在15%。突尼斯的重要产业旅游业，更是在政治不稳定和恐怖袭击的双重影响下，大幅下滑。

第二，阿拉伯之春所期待的问题几乎没有得到解决，并且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中东的民主抗议者的最大诉求就是要求结束专制，建立所谓的西方民主政体。在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他们期待民主可以解决中东国家长期以来的腐败、利益交换、贫困、经济停滞等一揽子问题。实际结果却是进一步的腐败和贫困。中央权威的瓦解又促使国家退化为部落政治和宗派政治。

第三，整体的民主运动热情已经大幅度下降。中东民众对于专制政府的不满依旧存在，但是比起脆弱的民主，大部分民众更倾向于稳定的政府。无论是利比亚的哈夫塔尔将军，还是埃及的塞西，都反映出军队对于中东国家稳定的积极作用。埃及更是完成了从穆巴拉克-穆尔西-塞西的再循环。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也在外国的帮助下，恢复了对于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第四，中东国家对于网络媒体的控制力度得以加强。阿拉伯之春的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广泛的社交媒体迅速将事件辐射向各个人群。激进主义者充分利用这一武器撼动了统治者的稳定性。在一开始的被动之后，中东国家统治者也迅速调整策略，在做出适当改变的同时，加强了对于网络的管控，降低了网络再次成为异议空间的可能性。

第五，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和欧洲的地缘政治产生了连锁反应。作为中东地区相对边缘的板块，土耳其和伊朗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相对较小（毕竟是突厥人和波斯人2333）。叙利亚灾难性的内战更为伊朗构建起一条从叙利亚到伊拉克再到伊朗的什叶派之弧。难民危机和巴以问题的边缘化就是这种新态势的典型表现。

总体而言，由于过去十年的混乱，大部分民众的心态趋于保守。对于政治自由的追求已经让位于对稳定公共秩序的渴望。在要面包还是要自由的问题上，除了少部分激进主义者之外，大部分人采取了更为实用的态度。中东历史再一次以讽刺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循环。

阿拉伯世界的永恒循环

解释阿拉伯世界过去十年现状的方法有很多。受限制于后冷战价值观的人往往偏好所谓的民主-专制二元对立解释。对于这些人而言，阿拉伯之春没有失败，充其量只是永恒斗争中的短暂低潮。只要腐败低效的专制政权存在，阿拉伯民众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推翻它们，建立民主政府。不过，理解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则需要从更大的框架着手。

首先，欧洲限制了阿拉伯产业提升的空间。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外部问题，那就是它离欧洲实在太近，而它自身又太弱。虽然在冷战时期，一些中东国家通过在美苏中左右逢源获得了大量支撑，然而在欧洲把持了中高端制造业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缺乏突破自身产业链的可能性。对于欧洲而言，阿拉伯世界一方面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一方面又是欧洲产品的倾销地。暂且不论阿拉伯世界内部是否有进行工业化的条件，至少对于欧洲而言一个高度工业化的阿拉伯世界不符合自己的产业利益。

其次，阿拉伯国家缺乏足够的国家内部认同。与从自身历史中诞生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构成依赖于所谓的去殖民化叙事。换而言之，无论是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边界不是通过自身历史逐渐形成的。虽然按照西方制度建立其所谓的近代政府框架，但是民众缺乏强有力的国家认同。不同部族和教派被强制划分到同一行政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强人才有可能建立稳定的中央权威。随着强人的空缺，由于没有共同认同，阿拉伯国家往往会迅速推回到宗派政治和部落政治中，寻求国家之外的认同。

最后，新自由主义的普世民主幻梦不能解决伊斯兰现代化问题。阿拉伯之春暗含了一个前提，即认为通过驱赶走专制者，阿拉伯民众将迎来从政治到经济的全面自由。这种高度政治理性主义的主张，忽视了事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严肃的政治决断降格为轻率的实验。作为空集的抽象化原子个人无法支撑起伊斯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与之相反，在民族国家尚未稳固的地方，这只会加速共同体的自我瓦解，出现广泛的权力真空和碎片化。更为致命的是，在理性狂热的推动下，激进主义者将呈现出不断的自我激进化。用键政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魔怔。

在产业结构、殖民秩序和价值观的三重限制下，阿拉伯国家只能在专制和动荡之间反复循环。在向往西方世界的高水平生活同时，阿拉伯民众也憎恨西方对他们的宰制。这最终形成了一对绝妙的讽刺画面。在画的一边，无数的阿拉伯青年试图逃离自己贫穷落后缺乏机会的国家，费尽千辛万苦也要偷渡进入西方世界；在画的另一边，他们却发现自己始终无法融入西方，憎恨西方对于中东文明的蹂躏和压迫。这种悲剧般的命运，至少从短期看，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可能性。

首鼠两端的欧罗巴

当阿拉伯之春兴起时，欧洲普遍是一片欢欣鼓舞之声。无论是真心认同所谓的民主价值观，还是东方主义的滤镜加成，大部分的欧洲主流政治力量对阿拉伯的变动表示欢迎。有时候它们甚至会主动下场，或是向爆发抗议的政府施加更加的外交压力，或是直接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屡试不爽的手法却在叙利亚陷入困境之中。由于多个域外大国的插手，叙利亚不但没有出现所谓的民主过渡，反而直接滑向了内战。叙利亚民众不得不纷纷逃离自己的家园，最终引发了欧洲难民危机。

站在安全的地方看别人房子着火是一回事，看到自家门口着火是另一个回事。欧洲国家一开始还秉持着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接受难民。然而随着难民数量的指数上升，被压抑许久的欧洲民粹主义者终于获得了发声的机会。Anchal Vohra在描述道，“在欧洲，甚至在被认为是自由派思想中心的城市，例如巴黎和柏林，每天在咖啡桌上进行的日常对话通常都是仇外心理。政体大致上在道德上倾向于帮助难民的人和将他们视为负担的人之间；努力区分伊斯兰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人，以及公开伊斯兰憎恶的人。”这场危机直接导致欧洲出现了双重的自我矛盾。

欧洲内部冲突导致首鼠两端。民主价值观的支持者以普遍的公民权利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此，无论是支持推翻专制政府还是接收难民赋予公民权都是应有之义。然而对于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危机的欧洲而言，自身本来就存在僧多粥少的情况。如果一意孤行支持所谓的价值观外交，那么将会在内部应发更严重的民粹主义反弹。但是放弃民主价值观，则意味着主流政治重新洗牌。在理想和现实的跷跷板中，欧洲主流政客一方面高呼民主价值观牢不可破，一边暗搓搓与中东的军阀和新军事强人眉来眼去。

第二，进退维谷的欧洲又导致了双重不满。西方世界对于阿拉伯年青人的重要号召力就在于其长期推销的民主价值观。当阿拉伯青年去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欧洲人当然有道义去支持这种举措。但首鼠两端的欧洲，既让曾经的专制盟友心生间隙，又让坚信西方价值观的阿拉伯人深感背叛。对于部分激进青年而言，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更他们对西方幻灭，转投ISIS的怀抱。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欧洲内部恐怖袭击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有什么是值得中国借鉴的，除了反复强调得警惕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外，我们也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东地区远远超出了域外大国的控制能力。即便是冷战后鼎盛时期的美国，也在中东折戟沉沙。阿拉伯人的命运可能最终只能由阿拉伯人自己来掌握。对于我国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