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真的足够解释拉美国家的衰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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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多纳的去世，无疑是这多灾多难的2020年年末最令人伤感的新闻之一。

而他因天赋在年轻时光芒万丈，同时在下半生不断跌落、不断沉沦、不断吃老本的人生，像极了他那禀赋极佳却伤痕累累的祖国——阿根廷，也像极了整个拉丁美洲国家那大同小异的命运。

拉丁美洲为何走向彻底失败？无战火，起点高，气候佳，物产丰裕，与欧洲国家几近同文同种，怎么看，都不会像如今那样越变越惨。

今年新冠疫情的袭来，让中国尽显松柏本色，让西方各国褪去光环，更让整个拉丁美洲最后一层遮羞布彻底被戳破。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新冠“中招”比例全球排名前列，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联合国警告拉美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债务危机又将重现。

也许，熟稔世界经济史的人，会吐出两个字：依附。或三个字：依附论。

到底什么是依附？依附对拉美有多大伤害？拉美的衰败对中国有怎样的启示？

且听笔者为你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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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吗？如今人人都会说是。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如今正受益于高速的工业化，为广大人民带来小康生活。

但放在二百年前，这还是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19世纪初，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年执政）就认为，美国应该保持农业国的地位，因为工业会让公民道德败坏，共和精神衰朽。

不巧的是，美国接下来没有按照这位开国元勋的期望发展，而是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

“重农主义”的杰斐逊的这套农业立国的理念，却得以在另一个美洲生根发芽。

19世纪末，阿根廷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多明戈·萨米恩托（1868-1874年间任阿根廷总统）就试图把阿根廷打造成一个依靠出口的农业强国。

多明戈·萨米恩托，阿根廷第一位平民总统

“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我们将出口食品，他们出口工业品，相互依赖，共同富裕。”

在萨米恩托看来，这种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的互补贸易不仅公平，而且有着美好的前景。

“我们将成为南半球的美国。”

在1880-1914年间，萨米恩托的预言似乎成了现实。

在大约30年当中，阿根廷凭借肉类和谷物的生产贸易，在吸引大批移民的同时，成了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根廷已经跻身世界八大贸易国，人均收入高于德国。

美丽建筑见证着阿根廷曾经的繁荣

这30年也不仅仅是阿根廷的“美好年代”。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都选择了和阿根廷相似的道路——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发展经济，并且在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中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经济表现。

当时的人普遍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一次灾难彻底暴露出这一模式的弱点。

这场灾难就是1929年的大萧条。

在这场灾难中，最深卷入世界贸易的国家最先受害，而初级产品相对工业品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

1929-1933年间，拉丁美洲多国发生了各种政变，包括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等。政变的背后，即是深刻的经济压力。

其中，智利的GDP一年下降了15%，巴西烧毁了成百上千吨的咖啡以维持价格，阿根廷被迫与英国签订了《朗西曼-罗加协定》以保证英国继续收购阿根廷的食品，但英国只同意以代币支付，而这种代币只能在英联邦国家购买商品。

还记得这道初中题吗？

也因此，19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先声在阿根廷爆发，因为这个国家最为富裕，在经济危机当中又受了最深的创伤。

什么是经济民族主义呢？即，政府通过政策或关税等，保护本国企业和产品的行为。

在同一时间，拉丁美洲的另外两个大国，巴西和墨西哥也先后跟进。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掌握在左翼政治强人手中，他们对于工业化有着极高的兴趣。

拉美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和领导者认为，初级产品出口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会让国民经济对于外部冲击过于敏感，发展工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

在工业化起步的同时，拉美人也开始寻求工业化的理论依据，用来对抗古典理论对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追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种原生于拉美的发展理论最终诞生，它吸收了19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和马克思的灵感，或许还有20世纪罗马尼亚经济学家马诺伊列斯库的观点。它的名字叫做“中心-边缘理论”。

这一理论相信，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发展以边缘国家的不发展为前提，它们之间的贸易有利于前者，还会使后者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后者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实现工业化。

这正是拉美各国执政者急需的东西。他们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体系完善的理论，用来为工业化和贸易保护政策辩护。

而且，这个理论看起来足够权威。它的提出者是劳尔·普雷维什，这位阿根廷经济学家是新成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者，而这一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为拉美各国经济政策提供指导。

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20世纪拉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代表"

也正是基于这个组织，一批政治经济学家继续发展了“中心-边缘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依附论”应运而生。

摆脱边缘和依附的理由已然充分，和西方国家“脱钩”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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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回到1970年，在那边随机找一群观察家，问他们当今世界经济势头最好，前景最佳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哪个地区。他们给出的答案十有八九会是拉丁美洲。

凭借年均5.3%的年均GDP增长率和年均7%的工业增长率，1950-1981年间的拉丁美洲是当时全世界经济增长最迅猛、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快的地区。

在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黄金三十年”里，无论是西欧、北美，还是亚洲、非洲，都无法在这一数据上和拉美比肩。

这一亮眼的表现被归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功绩。

当时，这一发展策略风靡拉美，在亚洲和非洲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当中也非常流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核心目标是用本国制造品取代进口制造品，从而实现工业化和自给自足。

毕竟，按照中心-边缘理论以及依附论的观点，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进行脱钩，以保护方兴未艾的本国工业。可以说，上述成绩正是依附论的成果。

因此，拉丁美洲各国普遍采用了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并且对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嗤之以鼻。

巴西的制造品保护率超过200%，但是它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特别是在1970年代，它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

巴西圣保罗，南美洲最繁华的城市

在那个时代，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是全世界的政治正确，自由贸易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甚至是过时的东西。

中心-边缘理论和依附论这些具有左翼色彩的发展理论大行其道，甚至逼得美国人不得不努力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寻找“另一条道路”。

没错，在那个年代，需要寻找道路自信的，是美国人。

1960年，美国总统的顶级智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写下了《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力图说明自由贸易可以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并非发展中国家的必经之路。

对于当时美苏争霸中正在步入被动的美国而言，这已经是能用上的最称手的理论武器了。

毕竟，拉美这个大市场“脱钩”了，不就是断了自己和欧洲小弟们的生计吗？这怎么能忍！

在罗斯托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在1961年发起“争取进步同盟”，对拉美发展进行援助。1964年，美国支持了巴西军事政变；1965年，美国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1973年，美国支持了智利和乌拉圭军事政变。以上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1959年古巴革命影响的扩散，打击拉美地区的左翼改革和社会运动。

就在六十年前，古巴还是整个拉丁美洲最闪亮、最令人艳羡的“红太阳”

事实上，美国人鼓捣了半天，扶持这个推翻那个，提出的“另一条道路”在拉美一直起色不大，在南越更是屡试不灵。

可我们看看当下拉美诸国的衰落和沉沦，就知道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放弃“脱钩”了。

但学界普遍认为，脱钩时代的终结，其实不取决于美国道路的成功，而是取决于依附论的失败，或者说，拉美长期经济增长的终结。

我们不禁要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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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位名叫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乌拉圭作家写出了一部名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品。这本书很快畅销拉美，也使得它的作者被迫流亡。

查韦斯当年送给奥巴马来“恶心”对方的，就是这本书

加莱亚诺称，这是一部历史分析作品。然而事实上，它更像是一部宣言和辩护文。加莱亚诺通过大量引用依附论代表学者的内容，大声疾呼，希望拉美各国能够坚持下去，坚持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工业化。

为什么市场需要这么一本书？因为1970年代时，拉丁美洲的风向开始变了，依附论正受到严峻挑战。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加莱亚诺也在一次访谈中承认，这本书的部分论据和逻辑是靠不住的，是编出来的。

结局如同后人所见：19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石油危机，加上美国进一步加强的政治干涉，动摇了拉美各国的发展策略。而1983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干脆冲垮了各国的经济，逼它们转向了新自由主义。

从一开始，“脱钩”的政策目标就是为了降低对外部的依赖性，以及对国际市场的敏感性，然而各国经济最终还是倒在了危机手中，问题出在哪儿呢？

依附论者给出的回答是，拉美各国通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摆脱了对大多制造品的进口依赖，但是在高端技术和资本上依然没有实现脱钩。

其中，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导致各国不能放弃进口，又因外汇不足导致通胀危机；对外部资本的依赖转化为了大笔债务（特别是在墨西哥和巴西），最终导致了间歇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秩序崩塌。

2019年11月8日，由于公交车票价上升，引发了智利持续社会动荡

反依附论者给出的回答是，拉美各国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长期维持了过高的保护率，导致工业部门生产率低下，消费者也被迫以高价购买次品，这些低效率的笨重国企最终拖垮了各国经济。

因此，各国应效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逐渐降低保护率，并且向自由贸易和出口工业转型。

一言以蔽之，前者认为问题出在脱钩不彻底，后者认为应该早点放弃脱钩。

前者指责革命制度党治下的墨西哥过早投向了美国的怀抱，后者称赞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尽早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历史不能重新推演，因此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也将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在1980年代，困顿中的拉丁美洲各国不得不放弃了依附论者的观点，拥抱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然而此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也打开了国门，它们在发展出口工业上的禀赋远胜拉美。结果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亚洲而非拉美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新楷模。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工厂女工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达到巅峰的1975年，工业在拉美GDP当中的比重达到25%，和美国水平相当。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当中，这个数字跌了下去，拉美地区（除墨西哥等少数国家）的出口结构中原材料重新占到了主流。

昔日依附论者批评的状况又回来了——拉美经济对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敏感，2003年后中国的大量进口为拉美带来了5年的黄金期，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创伤了拉美经济。

看到此情此景，“事后诸葛亮”们又分成了两派。一派说，拉丁美洲就不该“去工业化”，应该再晚一些打开国门；另一派说，拉丁美洲就该早点打开国门，赶在亚洲之前发展出口导向工业。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先说前者，80年代初拉美各国的经济困顿已是积重难返，事实上之前十年巴西和墨西哥借入大量贷款就是为了维持进口替代工业化。如果不是无路可走，谁会主动选择“去工业化”？

如今巴西已沦为上述大宗商品的出口基地

再说后者，乍看很有道理，其实是以今推古的结果。拉美各国深知出口经济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而70年代仍是冷战高峰，国际政经局势并不稳定，另外30年代大萧条的灾难音犹在耳。放下教训，转向出口，谈何容易？

在2020年的今天，出口导向工业化、自由贸易仿佛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这本身就是“另一条道路”胜利的结果。

就如同半个世纪之前，进口替代工业化、贸易保护才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在那个时代，“依附论”才是第三世界的主宰。

有趣的是，正如依附论在今天被当作有些过时的东西一样，古典自由主义在70年代也并不吃香。然而过了十几年，支持自由贸易的理论又成了全世界的宠儿。

所以有谁敢说，依附论会不会以另一种面貌，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呢？

路线问题的争论不断轮回，国家却持续走向衰败，拉丁美洲如今是愈难逃离这个旋涡。

而中国，到底是需要被这样的路线争论裹挟着，还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今昔对比，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