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病毒点燃了三战战火

　　人们对历史上的重大战争都很熟悉，包括古代冷兵器时代的金戈铁马，热兵器时代的英法七年战争，一战二战等，可大家想过下面的两个问题吗？

　　第一，1914年6月28日是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枪杀。今天我们知道这标志着一战的开始，但当时的人们知道那声枪响点燃了一战的战火吗？当然不知道。今天我们觉得历史是很清楚的，缘于是从后往前看，如果将我们置身于重大战争的开始阶段，会知道战争已经开始吗？未必知道。

　　第二，人类首次遭遇热兵器时（一般认为是北宋后期），会知道热兵器时代的战争规律吗？当然不知道，只有吃惊。但今天我们知道，热兵器时代的战争有多种模式，一战之前主要是陆军集团作战和海战，从一战二战开始进入陆海空协同作战，美苏对抗开启了冷战模式，最近一些年战争的模式明显又改变了。去年以前，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活动十分活跃，但自从苏莱曼尼被斩首之后，伊朗的军事活动几乎销声匿迹了，这说明“斩首”已经上升到很高的军事地位，这是信息、电子、卫星导航与搜索、导弹技术高速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未来的战争一旦打响，如果一方的中高级军官都被斩首行动锁定，结果会如何？

　　也就是说，即便今天“三战”已经进行的如火如荼，绝大多数人也未必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三战”中，战争的具体模式、进程更难以洞察。

　　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已经点燃了“三战”。

　　彼此的阵营也很清楚，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宪政体系，一方是以deep state为代表的专制强权体系，未来的历史记载中很可能会以“生化战争”来描述“三战”的开启。二战是以德国为核心的强权体系与英美宪政体系的对抗，三战与二战类似。

　　英国的《大宪章》是当代社会宪政体系的基石。

　　1215年6月15日，英王约翰在贵族的逼迫下在兰尼美德签署了一项法案并盖上了王室的印章，这项法案就是最初的《大宪章》。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最重要的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种权力是出自中古时期的一种法律程序，但加之于国王却是史无前例。英王约翰原本就无意接受《大宪章》的约束，这可以理解，约翰很愿意去打别人的土豪，自己却绝不愿意成为打土豪的对象，只是在武力的逼迫下才无奈地签署了文件并盖章。就在贵族离开伦敦、各自返回自己的封地之后，约翰立即反悔，宣布废弃《大宪章》，“男爵战争”因此而爆发。

　　在中世纪，国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而英国《大宪章》的出现意味着贵族与国王之间关于限制国王权力的博弈正式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限制国王权力的过程并没有因《大宪章》的出现而结束，相反却仅仅是新的开始。此后经过了无数次战争、无数人战死疆场之后，历史来到了1688年至1689年，英国议会中的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国王詹姆斯二世驱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作为君主共治英国。至此，国王的政治权力完全转移到了议会，以《权利法案》为核心的现代宪政体系奠基了。

　　从1215年到1688年，英国人为此奋斗了473年。所以，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过渡到当今的宪政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想当然的，而是数百年血与火的争夺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国王或贵族吗？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民众的觉醒程度。当民众尚未觉醒的时候，就会习惯于遵从旧的社会秩序，就会维护国王的权威，国王就会在战场上和其它场合中占据优势，封建专制制度就会延续；当民众不断觉醒之后，国王的权力就会被不断削弱，贵族的力量就会不断壮大。所以，民众的觉醒程度是最核心的因素，就是那个决定结局的“筹码”。

　　或者说，有了强大、不断觉醒的民众，就可以对专制形成有效的制衡，就让英国逐渐告别了中世纪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了当代的宪政体系。

　　在这里，“制衡”是最核心的两个字。

　　瘟疫的全球大流行让世界再次来到了拐点上。

　　权力像春药，任何人一旦掌握了权力都会上瘾。一旦因民众的制衡力量被削弱、让权力失去了制衡，有些人就会再次建立起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詹姆斯二世”就会还魂，当代宪政体系就会出现危机。

　　任何事务都有阴阳两面，互联网也一样，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今天我们可以说，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当今时代“宅男、宅女”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完全借助互联网从事自己的工作，这就让人与人之间进行当面交流的机会减少，民众的凝聚力减弱；在没有互联网时，人们外出工作的过程，即是工作的过程也是锻炼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锻炼的机会就减少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体力的下降（如果要保持同样的体力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专业从事体育锻炼活动）。结果是，民众渐趋分散、民众间的当面交流减少、身体素质的下降等就导致民众对抗强权的能力下降。缘于单个的个体在强权面前是非常弱小的，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制衡强权的能力。

　　互联网时代和经济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严重恶化（数据数不胜数，不再列举），当社会财富不断向顶层极少数人手中集中之后，中下层人士的就会落入贫困，也因此就有这样的说法，经济全球化时代是美国的中产失落的时代，蓝领阶层的境遇就更糟糕了，美国铁锈区的形成就是他们的背景板。当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恶化之后，掌握更多社会财富的上层的力量就得以加强，而极度贫困的中下层人士对强权的制衡能力进一步下降。

　　如今的世界上下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严重倾斜。

　　无论任何时刻，专制体系都会试图回归，因为人性是自私的、贪婪的，更因为无限的权力可以满足无限的贪婪和无尽的欲望。只要有了相应的土壤，就会有人意欲建立起专制的社会体系。一旦没有强大的民众对强权进行制衡，专制的回归就很难阻止——缘于权力尤其无限的权力就像春药，永远会让人们欲罢不能。

　　既然互联网时代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维持当代宪政体系所需要的制衡体系，要彻底颠覆这种制衡体系，应该怎么做？

　　——让民众彻底分散开来；让多数民众的财富耗尽，失去了财富的个体就更加虚弱；当个体的健康与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就更加脆弱，用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或许，只需要一场瘟疫的全球大流行。

　　当瘟疫全球大流行时，为了避免传播，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就会立即疏远，人们就更容易接受强制封锁措施，让人与人之间几乎就难以接触和交流，民众就会

彻底成为完全分散的个体。当个体被分散之后，尤其是被强制居家之后，个体的基本生活收入就会减少或完全丧失（只能依赖强权的救济），对强权的依赖性就严重放大；当民众分散为一个个的个体之后，互联网寡头们通过控制互联网就彻底控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道，所以，连川普的推特都被持续封锁；一个个分散的民众就只能被动接受强权所提供的“服务”，比如只能被动接受强权规定的物资配给的数量和价格，让个体更加虚弱；在瘟疫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个体对健康与生命的担忧就上升到了最高的地位，强权就可以通过掌控药品和疫苗的配送，让一个个分散的个体对专制强权形成严重的依附，等等。

　　一旦疫情蔓延足够长的时间，人们就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和社会权力分配模式，当代的宪政体系就会被打破，强权体系就会形成，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就不就是英国历史上“詹姆斯二世”们所拥有的权力吗？deep state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野心。

　　新冠病毒是来自于大自然还是来自于实验室，何时开始在人群中蔓延，病毒具有什么样的理化特征，等等，这些内容在病毒学研究上很重要，对于抵抗疫情也很重要，但对于社会学来说却并不太重要。如果来源于实验室，就有可能是蓄意而为，这就是一场面对全人类的生化战争，目的是deep state的精英们意欲以此为手段来获得毫无约束的权力；如果来源于大自然，也会有人将这一来源于大自然的病毒大流行及时利用起来，为建立自己无限的权力服务。

　　今天，我们已经很熟悉美国对其它国家发

动军事进攻，但“三战”的开始阶段美国却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美国是当代宪政体系的代表，一旦病毒全球大流行被它们利用起来，在大选中可以通过各种欺诈手段非法窃取总统职位（最典型的是，只有瘟疫流行时，才有借口推出邮寄选票政策，这是本次大选欺诈的主要方式之一），再加上瘟疫大流行时期不断推动对居民的强行封锁措施，以金融寡头、科技寡头、传媒、左翼人士为核心的“精英”就会逐渐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专制美国，这就意味着deep state取得

了“三战”开局的胜利，摧毁了美国这一全球最强大的宪政国家。

　　但美国人的民风是十分彪悍的，宪政体系已经稳定运行了200多年，很多人愿意以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宪政体系，保卫属于自己的国家。即便deep state中的“精英”们在今天通过媒体掩盖事实、舞弊等手段窃取了美国总统的职位，一旦美国人逐渐清晰了选举过程中的重重黑幕，以美国民兵（联邦军队）为核心的美国人也会起义、推翻这种专制体系（相信只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现在的大选过程中直接将拜登送进监狱，不仅专制体系无法建立，deep state中的美国“精英”还会跟随拜登集体进入监狱。无论哪一种方式，虽然美国的宪政体系会遭到严重的冲击，但美国人最终会夺回属于自己的国家。

　　当美国打赢了自己的“内战”之后，就会带领海洋国家对全球的deep state开始反击。干涉美国大选，从美国来说就是对本国宣战，预计美国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上对干涉美国2020年大选的国家进入战争状态。这就意味着“三战”就将进入下半场，战争将如火如荼。

　　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