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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校尉: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作者 :索马里の母海贼 2020-11-28 13:24:06 审稿人 : admin

  无数的游客奔涌到上海时,往往都喜欢站在外滩,眺望黄浦江对岸。

  这是观摩上海的最好窗口,也是俯瞰中国的绝佳一角。

  对岸就是浦东,东方明珠塔宛如城市的天际线,鳞次栉比的大厦高耸入云端,黄浦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仿佛宣示着旧世界与新世界泾渭分明。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电影《让子弹飞》结尾处,老三携着凯旋而去的得意,无不兴奋地呐喊着,告诉什么也不懂的花姐。

  一帮麻匪革命成功后,有了钱,也有了女人,自然要找地方风流快活,好生消遣。

  而在当时中国的版图上,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上海了。

  去上海,对老三们来说毋庸置疑。可上海为什么是浦东,浦东为什么是上海?

  毕竟1920年,浦东什么都不是,甚至都不属于上海。作为一个千思万虑斟字酌句写出来的剧本,当然不可能是编剧胡诌乱道。

  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是时间那层窗户纸被悄然捅破后,现实和想象搅成了一池浑水。

  于是,一切血与火下的刀光剑影,最终都消逝于湖光山色掩映下的那首《送别》之中。马车化身为行进的火车,冲破山林笼罩,穿出小小鹅城,开向七十年后崭新耀眼的浦东。

  今年正好是浦东三十年,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自媒体也吹响了集结号,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如何沧桑巨变,怎么惊艳世界。

  在马车的终点处,浦东意味着什么,在今天看,当然是象征着经济,通俗一点说,就是搞钱。浦东身后的上海又意味着什么,那肯定不止是象征经济了。

  老一辈人带着兄弟们推翻了黄四郎这样的阶级,兄弟们拍拍屁股跑去上海,喝喝咖啡,谈谈恋爱,搞搞自由主义。

  看着所有的成果都灰飞烟灭,老一辈人怅然若失,只好壮士暮年,扬鞭向前。

  晚风吹拂,夕阳残照,张麻子仍旧一身白马,孤寂地跟着铁轨独行,留下的是一抹落寞背影。

  这一切,好像是一个开始,又好像是一个结束,却更像是一个轮回。

  把现实放大了就是想象,把想象放大了就是真相,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过去。

  1

  BBC曾在广播纪录片《上海:回望一座世界城市》中,用“超现代化”(ultramodern)这个词汇来形容上海,这个评价可以说独一无二。

  在今天旧法租界的核心区域,连中餐馆都难觅踪迹,供应红酒咖啡的西餐厅,倒是随处可见,可以看出与国际“接轨”程度很高了。

  许多跟上海人打过交道的人表示,他们身上有种淡淡的疏离感,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这样的疏离感,既是人情关系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

  曾几何时,连向来面朝黄土的中国人,也开始拖家带口抢登上海滩,从稳稳的土地踏入一片滩涂,纵然危险也义无反顾。

  只因这里是帝国的文明高地。高地,自然是不接地气的,在这里生活久了,那种不近不远的疏离感也因此而来。

  上海并非一日猝成,即便有着富庶江南重商主义传统,那也只是后来上海这股气质的一半。

  另一半则来自于洋人的炮火。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

  满眼的花花世界平地而起,外国商品和资本,纷纷涌进长江门户,一家家商行开起来了,一片片租界划分起来了。

  遍地有着黄金的机遇,有心人纷纷闻风而动。碰巧,来自西南边陲广西的一支流民大军,助推着历史前进。

  1860年5月,大清东南经济中心苏州城,被一片惊惶的情绪笼罩。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东征部队日益逼近,江苏巡抚徐有壬决心对太平军进行坚壁清野,不给他们留一分一毫值钱的东西,下令焚毁客商云集的金门、阊门一带。

  火光四起,散兵游勇乘机抢劫作乱,万千财富化为乌有。

  江南一带的巨商大贾、账房秀才与士绅阶层,千年的生存之道,让他们精明如斯,知道该抱谁的大腿,携家带口奔向洋人势力拱卫的上海。

  租界一时人口激增,英租界的华人人口从1853年仅500余人,暴涨至1862年的50万。

  原本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土地章程》,实质上是为了限制外国人活动范围,实行所谓的“华洋分居”原则。

  1853年9月,秘密会社“小刀会”在上海爆发武装起义。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一年半,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中,“华洋分居”变为了“华洋杂居”。

  英国借此机会,对清政府采取先斩后奏的形式,单方面修改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公布《第二次土地章程》。该章程默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居住。

  但英国人可不是大善人。新章程更最重要的条款,是设立了工部局,表面上它只是一个部门,实际上却拥有政府的所有职能。

  工部局成立后,租界完全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开始了“自治”的进程。

  外国人要有效统治和管理租界,必须依靠中国人,那些从江南逃来的士绅阶级,不少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精通”几句英文,这正是工部局所需要的。

  工部局聘请这些中国人协助管理租界事务。他们被称作做“买办”,隶属于工部局总办处(Secretariat),主要代理工部局对华人的征税。

  在当年上海,买办被翻译成“糠摆渡”,意思是在华人和洋人之间促成交易,像摆渡一样,在中外两岸间往返,同时也蕴含他们赚钱轻而易举。

  职业买办们不只是做做生意,还要为外国资本家提供一揽子服务。

  下行是江浙买办集团代表:王槐山、席正甫、朱葆三、虞洽卿

  外国资本家刚来中国,人生地不熟,不了解情况,买办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他们刺探经济情报。

  美商美孚石油公司的职员就讲过,公司的外勤人员必须将当地的社会秩序、政治变化、土匪出没和年成好坏,一一写成书面报告。

  比如有军队过境,就要打听是什么番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换防还是作战。

  这位职员在1935年经过天门附近,发现这个地方家家户户织土布,爱点美孚牌煤油,于是他想到布的原料是棉花,赶紧去打听棉花收成。

  随后他又看到有些人家用植物油照明,这是煤油的劲敌,于是又打听菜籽、黄豆、芝麻等油料作物的收成,一并写下给公司参考。

  和洋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买办,慢慢拧成了一股绳,不喜欢还有一双政治的双手压着他们。

  1900年6月21日,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

  此时,北方几省的义和团运动正烽火燎原,在他们的带动下,南方人民的反帝运动也在酝酿中。

  上海的买办阶级势力心急如焚,共商对策。

  视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侵略利益,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

  刘、张二人得到英国的支持,胆子壮了起来,他们相约把接到的清政府对外宣战谕旨扣留,不让消息透露出去。

  6月26日,大买办盛宣怀出面,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商定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东南互保》签约

  至此,帝国之内,上海买办已经与国家和人民分道扬镳了。

  清帝国崩溃后,办实业,搞贸易,已经不能满足买办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来钱更快的方式。

  1912-1926年间,买办在上海投资开设的近代工厂约30家,占了当时开设总厂数的将近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对房地产投资也很感兴趣,各大城市的房地产,除了直接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其余的基本都是买办投资。

  1927年,鲁迅带着女友许广平迁居上海。两人租住的老式石库门景云里,全款买下需要5万大洋,而鲁迅当时每月收入四五百大洋,全款买下不吃不喝需十来年。

  鲁迅曾是在北平买过两栋大房子的成功人士,然而自从旅居沪上,直到去世,大文豪只能租房度日,充当高级屌丝。

  投资,来钱还是不够快,更快的方式是什么?金融。

  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来改组为中国银行,旗下带有半独

立性质的上海分行,几乎都是又江浙买办操控。

  1916年,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依仗着背靠江浙买办组织的商股联合会这棵大树,公然抗拒北洋政府停止兑现的命令。

  从此以后,上海分行成为长江流域各地分行的中心,暗中同北京总行唱对台戏。

  在买办阶级的扶持下,中国开始出现金融垄断。以各大银行为中心,全国逐步形成三大财团: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财团。

  江浙财团是当时三大财团的中心,尽管北京是北洋政府所在地,华北财团的条件似乎得天独厚,但那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上海,江浙财团在经济实力上执全国牛耳。

  后来,北洋政府四分五裂,全国群丑割据,政令不出北京,华北财团银行实力南移,也向江浙财团靠拢。

  形成气候的江浙财团,开始物色在全国的代理人。

  出身于封建盐商家庭的蒋介石,辛亥革命后,长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任经纪人,忍不住也去搞投机,最后当了一把韭菜,失败后跑到广州投靠孙中山,没想到从此平步青云。

  民国时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1927年,三大财团的重要代表汇聚江西,成为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座上宾,他们私下达成了血腥交易。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下令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移到上海,被强制加入官股500万元,交通银行也被迁至上海,命运同样如此。

  上海的买办资本,逐渐就变成了被蒋介石控制的官僚资本。

  资本在上海的循环与迭代,在内部完成了秩序构建和资源转化,这就意味着,当整个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时,作为现代城市的上海,不管外界如何波澜壮阔,似乎都和自己的关系不大。

  2

  1949年,解放军以霹雳手段,攻克一城又一城,兵锋直指南方。

  4月21日,渡江战役拉开帷幕,三天后,解放军一举攻克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四天后,攻克苏州。

  上海解放,指日可待。

  然而,负责主要作战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并没有急于进攻。

  此前,毛主席和华东局负责人在讨论上海解放问题时,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

  上海非同一般,它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工商业中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在这里,集中着全国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还有大量外资。

  此外,各种反动社团、恶势力也聚集于上海,社会情况极为复杂。

  以至于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一再告诫:单纯从军事上占领上海是小胜,只有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因此,当解放军迫近上海时,先行包围,留下此地孤悬。等到杭州解放以后,才正式进攻上海。

  在16天的作战时间里,解放军尽量不用重型炮弹,避免与守军在市中心作战,而且还大打政治战、宣传战,在心理上瓦解敌人。

  结果就是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桥梁、工厂,基本保存完好。

  抗战时,上海是一座孤岛,那里的人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感情,而且国民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铺天盖地,共产党军队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来亮相?

  后来的故事家喻户晓。

  5月27日,战士们悄无声息进入上海,解放军整齐地睡在马路边,不进户,不扰民,成为上海人谈起解放军的共同回忆。

  “上海人的隐私意识可是非常强的,这可不像部队在乡下打仗,如果土八路闯进了民宅,那可是不能接受的。”当年经历解放的老人这样说。

  解放军睡马路,给上海人的印象很好,可是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却成了问题。有山东籍的士兵向墙角大小便,部队里上海籍的人提醒他们,这样老百姓肯定不高兴。

  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掀开马路上的阴沟盖,一旦有人要解决需要,其他士兵就围着阴沟盖站成一圈做掩护。

  上海的资本家们看在眼里,心底暗自里松了一口气。

  向共产党提出“睡马路”这个做法的,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里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盛丕华。后来,盛丕华作为民主人士,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

  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成了团结上海资本家靠向共产党的一股力量。

  1949年底,盛丕华(左)与与陈毅(中)、潘汉年(右)合影

  盛丕华的姨侄胡实声说过:“上海的工商界也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土八路’可能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盛氏父子这样的民主人士最适合,他们本身就在工商界有影响。”

  从上海解放后到6月初,短短十天,市长陈毅马不停蹄邀请各界人士座谈,让他们吃下定心丸。

  有些人产生了不满情绪。

  他们看到上海最后一任国民党代市长赵祖康被安置在重要岗位,就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还说:“韦悫不过是个大学教授,还要给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沙千里不过是个知识分子,还要给他当军管会的副秘书长。”

  有人发牢骚:“现在是‘工农干部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

  陈毅知道后,劝大家不要过于计较。他说,要想把中国的事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陈毅的话不无道理,彼时的中国尚在一片废墟之上,正是用人之际,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旧社会过来的。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批警员,保甲,以及资本和制度,也自然要被保留下来。

  一部分资本家的确被统战了,但更多的资本家却心怀鬼胎,对新生的政权充满敌意。

  他们叫嚣,解放军可以进入上海,但人民币进入不了上海。

  中央命令上海

军管会在上海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了照顾人民的困难,准许金元券在上海市面上暂时流通。

  不法资本家们先不动声色,将人民币兑换成金圆券。接下来,他们采用了两招。

  第一,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由于他们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只要转手,即可获利160多人民币,银元一路上涨,人民币则一路贬值。

  第二,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都只用银元标价和交易,拒收人民币。这就使人民币几乎成了废纸。

  负责挂帅去打这场经济仗的是陈云,他当然知道不法资本家用心险恶。便调来10万银元抛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机分子统统吃掉。

  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发现资本家操纵银元的大本营,是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准备对其封锁。

  先礼后兵,在此之前,先通过报纸和广播向投机商们亮明态度,让他们立即停止经济犯罪活动。

  不法资本家却自鸣得意,认为陈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予理会。

  6月10日,劝说无效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警,一举端掉了上海市证券大楼。

  人民币打败“窖藏银元”

  接着,陈云指示华东局、华中局,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征税一律征人民币;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

  银元之战很快就平息下去。

  后面相继又出现了粮食之战、棉花之战、运输之战、抑制通胀之战。

  尽管资本家们想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企图没有得逞。我们也应看到,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旧帝国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新生的政权也不得不忌惮,勉力打了个平手。

  上海滩涛声依旧,孤芳自赏,似乎仍旧遵循自己的内在逻辑。

  这也意味着,上海并不曾真正完全地受到新中国秩序的绝对领导。

  3

  在上海外滩边上,一排排的五星红旗插满了各类洋行与金融大楼。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当政治力量不断地强调其存在感时,恰恰意味着,一旦政治力量不再强调,它巨大的惯性就会自发运转。

  曾允诺退休后当一名老师的马先生,忽然又出现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峰会上。

  他瞄准时下的金融监管火力全开:“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

  说得一时兴起,慷慨陈词,神情激动。

  马车的终点上海是什么地方?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还有什么东西比资本更能触发人的联想呢?

  最近上海一篇“关于2020年第五批特殊人才引进情况公示”引发热议,只因为这个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觉得不该出现的名字——杨超越。

  从公示上可以看到,杨超越申报单位为上海简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杨超越持股比例99%。

  按照官方的回应,杨超越的确符合资格。

  其实,杨超越到底配不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争议,往往只有在上海才会出现。

  上海从晚清一直“例外”到了解放,至今,上海的气候到底是不是还跟别处不同?

  去年,迪士尼翻包被法学生状告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浦东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经过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

  舆论形势骤然猛烈起来,在举国的谩骂和声讨中,上海迪士尼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决定不再翻包检查。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而5月11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重新开放,人们惊奇地发现,现场只有两台安检仪,其他人工通道仍翻包安检。

  是迪士尼胆大包天,还是其中另有原委?有心人查资料发现,上海迪士尼的收益人是浦东区国资委。

  浦东作为一个“新上海”,似乎跟“老上海”也一脉相承。

  这不禁令人想到1936年上映的一部老电影,叫《新旧上海》。

  在一座鸽子笼似的弄堂房里,住着六户人家,分别是小学教员、纱厂职工、推销员、舞女、司机、二房东,底层社会的不同面貌和身份如此分明。

  二房东是个老太太,成天在客堂里坐着,因为租客们要出去都经过这里。老太太已经很会观察客人们的作息习惯,稍有异样,她就知道,这人工作出现了问题,可能交不上房租来,便赶紧想方设法索取房租。

  范先生是个木器推销员,市面不景气,木器店少有客人光顾。他的生活薪水又全靠抽成,每天虽然四处跑着招揽客人,但是颗粒无收。

  与此同时,他还得养活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妻子和怀抱里的小儿子经常生病,可是无钱可看,同时房租又催得紧,生活陷入了恶性循环。

  小学教员陈老师三个月没开工资,只能不停写稿赚外快。两个舞女孙小姐和俞小姐,收入大不如前,靠出卖色相讨生活。

  司机唐根泰,他的东家由于应酬越来越少,打算将三个司机裁掉两个,也面临着工作被辞退的压力。

  在六户人家当中,袁姓夫妇才是故事的主角。丝厂关门,袁瑞三却依然每天出门假装忙生意,不肯示穷,讲得是面子。

  他们拮据的生活,总算有了转机,妻子买的航空奖券中奖了。本来纱厂要开工了,打算让袁先生回到工作岗位,袁先生却因为中了大奖,萌生辞退之心。

  谁想到,这笔横财转眼成空,他们存钱的私人钱庄的老板携款潜逃了。

  这里面当然有人际交往的尊严、私人空间的界限以及传社会的人情味等等议题。

  真正值得玩味的,却是电影名——《新旧上海》。

  在影片开头,演员表等字幕出现时的背景音,是布谷鸟钟的报时声和公鸡的打鸣声。前者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后者是农业文明的代表,正与片名里的“新旧”呼应。

  所谓的“新旧”,也对应着现实。

  1929年7月,“大上海计划”正式推出,政府决定绕开租界和旧市中心,在上海的东北部重新造就一个新上海。由于战争到来,并没有完工。

  上海作为开放的前沿,内部的传统结构不断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从五湖四海过来的几户租客,住进这动小楼,好像也意味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然而,大上海带给他们的,未必是暴富和上流,因为灯红酒绿的后面藏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是进入到经济危机的周期点时,失业问题会问候每一个底层人民,最终都逃不过一个朝不保夕的宿命。

  这新与旧,对底层人来讲,又有多大区别呢?

  《让子弹飞》里,领袖张麻子的行为,无疑有干最后一票的性质,县城恶霸已除,百姓吃了大户,权力下放人民。

  兄弟关系也随之瓦解,好不容易打败了黄四郎,这时候正该论功行赏,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你却告诉我办事情还得看人民脸色,弄不好还要遭群众批斗。

  他们纷纷表示,跟着老大不轻松,也不想回到山里了,老三夺了老大的女人,老大跟在马车后头。

  歌声哀婉,如泣如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又何止半零落?昔日的同志一拍两散,君向潇湘我向秦,原来至始至终,张麻子都是一个人。

  下一站,是浦东。

  也许,在导演看来,浦东就是上海。它意味着璀璨的浦东代表了上海的一切,也遮蔽着上海其他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稍纵即逝,从第一辆列车被掀翻开始,到第二辆列车离去后结束。

  于是,革命即将胜利,在欢天喜地、花团锦簇的时日里,教员意味深长地说,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

  过去的上海,是几个人的天堂,一群人的地狱。今日又是如何呢?

  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电影里则有句更直白的台词——“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想来不禁令人寒毛直竖。

  历史的回声里,反复传来这样的问题: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

  若干年以后,我们会不会有个斩钉截铁而

又明确无误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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