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疫情最新情况:确诊病例8.5万首相约翰逊出院 英国抗击疫情为何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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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治疗一周后,于4月12日出院,根据医疗团队建议,他将前往乡间住所休养身体,暂不会立刻恢复工作。尽管病情好转,但约翰逊的至暗时刻仍未过去,疫情仍在英国肆虐,截至12日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死亡人数已破万。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上台之时便很清楚,带领英国脱欧是他最重要的职责。2019年12月的大选让保守党在下议院获得了绝对优势,为2020年“决战脱欧”奠定了良好开局。不过,就在英国名义上脱欧的2020年1月31日,英国本土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的输入性病例。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新华社 图
实际上,2009年H1N1流感病毒传播到英国之后,工党政府迅速应对,实际死亡人数远低于预期。2010年,内阁发表的报告详细回顾了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医疗系统的应对,看起来十分有章法。为什么这样一个有能力积极应对传染病蔓延的国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却被认为是在“佛系抗疫”?或许梳理一下英国的抗疫流程、医疗资源现状和脱欧的影响,能了解约翰逊政府面临的困局。
英国如何应对2009年H1N1疫情?
根据英国内阁在2010年7月出版的回顾报告,2009年4月27日,英国本土出现了H1N1流感的确诊患者。两天之后,首相戈登·布朗领导的内阁计划购入大量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确保能覆盖全国人口80%的需要。此后,内阁负责从不同专家的观点中找到合适方案。4月30日,全国电视、电台等媒体开始防疫宣传,并向每家每户寄送防疫单张,强调喷嚏礼仪和勤洗手。次日,英国确诊首例社区传播。
至5月,内阁确定当出现严重社区感染,或有研究证据表明此次流感的严重程度会超过以往,又或医疗系统显示住院人数将超过负荷,会采取进一步行动。6月中旬,政府确认现有疫苗数量足够覆盖全国人口(按每人两剂计算),以确保需要时可以实现全民接种。有关学校是否停课,民众是否可以旅行,如何进行检测,是否应当进行集会,是否需要使用药物等问题,大多已被讨论过。医疗系统内部如何上报病例有完善机制。除了加强疫苗接种,在防疫过程中也强调追踪密切接触者并及时隔离。
此次疫情的第一轮高峰在2009年7月到来。专家团队预估英国的确诊人数在1900万,其中38万人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将有至少6.5万人丧命。至当年9月,模型将死亡人数预期调整为0.1-1.9万人。待疫情结束时,英国的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中住院人数为28347例,远少于德国的20.3万,但多于法国的5000。其中9%进入重症监护室,共造成457名患者死亡,位列全球第九。
英国政府为药品准备了5亿英镑的投入,为口罩等消耗性防护品准备了1亿英镑,为全国范围内抗击流感的系统准备了2700万英镑,实际开支合计接近6亿镑。布朗所领导的政府应对H1N1流感的过程,表明英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传染病防控系统。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英国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赞颂,这是构成英国福利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身为伦敦市市长的约翰逊正在开幕式现场,和全球观众一起观看。
三十年的床位缩水
在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前夕,约翰逊等脱欧派在伦敦标志性的双层大巴上打出了“我们每周给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这些钱都用来资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句标语后,成功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让他们将对英国医疗资源捉襟见肘的担忧,转化为对欧盟的仇视。尽管英国国家统计局之后表示,这一说法完全是误导。
从各类统计数据来看,英国的医疗资源确实紧张。2018~2019年,该国医疗投入为1303亿英镑,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8%,低于德国的11.2%,高于意大利的8.9%。英国每千人的床位数略低于意大利,为2.54张,仅为德国的32%;每10万人的加护病房床位数仅有意大利的一半,是德国的五分之一。英国在2020年初拥有的呼吸机总数与意大利接近,两国人口数量也较为接近,但呼吸机总数只有德国的18%。即便考虑德国人口多于英国,但两者并非是数倍规模的差距。
国王基金会(The King’s Fund)资助了一项研究英国过去三十年间床位数变化的报告,显示自1987~1988年到2019~2020年,英国NHS的总床位数减少了一半,包括普通病床、精神问题病床、学习障碍病床、生育病床和日间病床五大类(见下表)。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执政的时代,总床位数下降三分之一。“双布”(即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布朗)执政的前十年减少了14%,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进一步减少5%。2010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后,床位数再度减少17%。
相比三十年前,精神问题床位只剩下了27%,学习障碍床位只剩下3%,是两类减少最多的床位。普通病床数同样显著减少,但有些功能被日间病床所取代。即便如此,这两类病床数相加的数字也只有三十年前的62%,英国的人口总数则是当时的118%。尽管总数显著减少,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英国加护病房的床位有所增加,从5379张增加到了5885张,增加了9.4%。

在床位显著减少的情况下确保医院能够应对民众的就医需求,可以采取的方式之一是缩短病患的住院时间。1998~1999年,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8.4天。二十年后,缩短为4.5天。这一变化一方面得益于医疗技术的提高,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另一方面则是让原本需要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改为院外护理,由社区的诊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床位使用率也不断提高,从2010年的87.1%增加到了90%,冬季可能高达95%。可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相关从业者,虽然总人数达到了110万,但整体规模在过去十年不仅没有显著增加,个别年份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2010年戴维·卡梅伦执政以来,英国保守党政府长期奉行紧缩的财政政策(austerity programme)以减少国家赤字,增加国家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但也意味着削减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政府对医疗系统提供的资助增量从“双布”时期每年6%的增量减少为1%,但随着大量使用医疗资源的老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急症需求增加,出现急诊响应时间变长,越来越多的老人无法得到医疗保障的情况便无法避免。
2018年起,特雷莎·梅的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投入增量调整到了3.4%,并开始向留学生收取不低的费用作为使用医疗系统的前提,但依然无法应对该系统每年实际的开支增量。前不久,英国工党主席杰里米·科尔宾卸任后,他的妻子表示,如果工党在之前十年的大选中有机会上台,可以更早开始增加对医疗系统的投入,不必等到新冠病毒在英国快速传播之后,政府才开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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