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莱茵日记,我们离意大利的局面有多远?
最近两三个月里,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演变,有时给人一种“穿越剧”的感觉。
病毒在各地区流传的先后次序不同:中国不幸首当其冲,独自面对这“飞来横祸”,紧接着是东亚地区,现在已扩散至全球,而欧洲竟成为新的“重灾区”。
换而言之,昨天你或许还是个遥远的“观望者”,今天突然就有可能已是“剧中人”。
尽管疫情在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但却有着不少相同的轨迹,所以,人们似乎有了某种“预测”未来的能力:昨日的中国、韩国、日本,就是今日之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而今日疫情明显好转之中国,已成为欧美企盼的明天。
现在有些华人判断欧美的疫情,甚至到了“能掐会算”的地步,为何?
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波,而且是在无所借鉴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华人前一段看到德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以惯有的冷静和谨慎,三思后行地迈着小步时,会心急如焚,甚至心慌意乱。
德国政府此前“不紧不慢”的防疫节奏,其实也是因为其国内感染和死亡人数还没有高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如果感染和死亡人数在短期内已经或预期将快速飙升,那么,公共健康制度再优越,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援再丰厚,恐怕都难以避免程度不同的医疗挤兑现象出现。
生活在德国的笔者,愿将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陆续用“夜话”的形式记载下来,和观察者网的读者聊一聊。
3月17日(周二)
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其15年的总理生涯中看似顺风顺水,其实却经历了两个“大坎”:第一次是2015年夏末的“难民潮”,让她从此戴上了“难民总理”的帽子;第二次无疑就是这次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大瘟疫”。
此前,在党务上已经退居二线的她,出镜率大不如前。除了年初的“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疫情开始初期,站在第一线指挥的一直是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和他的专家组。
直到上周末,默克尔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她要么不出来,一出来就频频亮相,几乎天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意味着德国的疫情不容乐观。

默克尔:新冠肺炎是德国二战以来的最大挑战
本周末以来,德国政府开始采取大范围的严厉措施,让人真切感觉到德国的疫情正在发生变化,防控到了关键时刻。联邦内阁与各州政府和专家顾问日前协商后达成一致,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必需的行业(食品超市、医疗机构、司法警务、钱庄银行和货物运输等)之外,其他所有领域都进入“休克”状态。
出入德国的航运停止,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和丹麦的边界关闭,各州的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博物馆、影院剧院、游艺场所和旅游景点等统统关闭,养老院禁止或大幅缩短亲友探视,所有的餐馆酒吧缩短营业时间,就连德国人最为钟爱的足球比赛也已告停,电视播报中几乎每天都有的体育新闻全部消失……
关闭边界,停止航空客运,这无异于“封国”;社会生活全面压缩,个人自由大打折扣;每天早上醒来,周围的世界仿佛已变了样;打开手机电脑,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跃入眼中。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以外地区的感染者人数已超过中国本土的感染人数。到今天为止,德国的感染人数已达6012,比前一天增加了1100例。
德国正经历着二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紧急状态。
有鉴于此,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院(Robert-Koch-Institut)已将德国的疫情风险调至“高危”,并警告局部地区有可能达到“极高危”。它要求各地医院最起码要加倍提高重症监护能力,并提醒国民目前采取的强力措施必要时将维持两年。
德国此前“不紧不慢”和“步步为营”的做法,很多人将其归于民族性格中的理性成份,其实,它也与其“联邦制”的政体有关。
德国由16个州组成。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机构,除了外交和国防这两个领域外,其他均为“州事务”,譬如,教育,卫生,警务等。联邦和各州之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而是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的决策体系具有“平等协商,各司其职”的特点。具体到政治架构中,德国的各个领域都有“联席会议”这样的机制。譬如,联邦的内政部长与各州的内政部长会定期召开“内政部长联席会议”,协商涉及全国内务部门的各类问题。同理,其他领域职能部门,如卫生,教育等,也设置了同样的机制。
有人或许会担心德国这种体制在危机中是否能保持足够的行动力,毕竟“协商”比中央发布指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决策完全有可能因为各地的“本位主义”而拖延,效率不是很高。在2015年“难民潮”中,这个协商机制暴露出不少“软肋”,当时的协调工作就不是很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德国的联邦制缺乏行动力。譬如,同样都是危机,这次面对“新冠病毒”,德国的行动力与“难民潮”时期相比,真是云泥之别。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能忽略:
2015年,各州面对的是分摊难民问题,也就是谁付出更多的问题,这时候人们思考权衡的基础更多的是利益。这次的疫情则不同,因为它涉及的是“生存”问题(生命以及公共卫生、经济、金融、社会等各种体系),所以,面对病毒这一“共同敌人”,各州还是能精诚团结,迅速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
具体到现实中,由于卫生属于州事务,因此,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时,第一线的地方卫生部门经验丰富,行动力强,不需要等待“上方”指示就能灵活主动地进行处理。
这个特殊情况,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反而显示了联邦制的优越性。联邦政府虽然无法对各州“发号施令”,但“联席会议”一旦达成共识,各地的执行是相当有效的。
德国各州的发展水平不等,富裕程度也不同,但独立性是相同的。
昨天,巴伐利亚州宣布进入“灾难事件”(Katastrophenfall),将防控权力集中到州府手中。为何?因为惟有宣布启动这种应急机制,信息的收集才能集中,政令的下达才能通畅,资源的分配才能不混乱。
今天,州长徐德(Markus Sder)再次召开内阁会议,他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面对目前的疫情,我们“没有理由恐慌,但有理由担忧”。他呼吁民众不要抢购,不要去银行过度提款,虽然行动受到限制,但要尽量维持正常生活。
的确,如此规模的疫情,对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考验“动员力”和“行动力”的时刻。
徐德对巴伐利亚的防控措施作了新的补充,其中包括从其他政府机构紧急调配四百名工作人员给卫生部门;各大学医院放缓科研任务,承接一线医治工作;各医院将紧缩或推迟执行非紧急医疗业务(如整容、换关节等),紧急“征用”五百至五千名医科学生来支援各医院,各康复中心将提供更多重症病床。
联邦卫生部将在医疗物质方面(口罩、呼吸机和检测仪)提供帮助,警务部门将加大打击偷盗医疗物资的犯罪行为。
鉴于全球对口罩等物资的需求激增,州府将支持国内厂家生产,摆脱对国外供货的依赖。此外,州府还将对各经济领域进行财政支援,包括注资和减税等措施。
巴伐利亚州府在德国16个州里实力最强,也一直自诩是德国的“火车头”,它的作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模范表率作用。此外,该州也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德国的“首发地”,而且又与欧洲“重症国”意大利接壤。
州长徐德年轻有为,能力超强,其地位在执政的联盟党(Union)中似乎越来越重要,也是未来德国总理的热门人选。这次疫情为他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极佳机会。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谈一下这次疫情对德国政治的侧面影响。
前不久的“图林根危机”导致基民盟(CDU)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宣布辞职,引发党内争夺党魁的斗争。参与竞争的有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梅兹(Friedrich Merz),年轻有为的卫生部长施帕恩,党内实力最强的地方党部、北威州州长拉舍特(Armin Laschet)以及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tt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