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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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乡韶山冲，见证了他“本我”的觉醒，但成年之后他很少在那里。楚文化中心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与橘子洲头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在那里读书、并形成“王者之志”，但仅限于青年时期，壮年所在之时不多。他井冈山、延安都曾留下过影响历史走势的文章，但主要限于革命战争年代。上海、杭州等地，他青年时去过几次，建国后也经常去；但留下的情怀元素不多。
思来想去，唯有武汉，在他人生的青年、壮年、晚年都留下过深深的足迹与不可磨灭的情怀。这些特征在毛主席的诗词中很明显。他在武汉最初留下的那首《菩萨蛮·黄鹤楼》：对比之前的《沁园春·长沙》和之后的《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等作品，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多了几分沉郁，几乎不见其独有的乐观与豪迈。该诗的基调就是《沁园春·长沙》中的那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却没有“谁主沉浮”之豪迈。最后两句更是心潮澎湃胜过湍急之江水。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诗词中只有长征最危险时期写的那三首“十六字令”，情绪比这里更急切。
也就是说，这首《菩萨蛮》在毛主席诗词中算是非典型之“异数”。毛主席扮演的角色是历史巨人，其特质是安稳，泰山压顶不弯腰。1956年写于武汉的那首《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才是他精神特质之基本面。为什么会在写这首《菩萨蛮》时这么的“怅寥廓”？要问原因也很简单：这首词写于武汉，写于1927年（《沁园春·长沙》写于1926年）。纵观中国文化史，毛主席堪称最后一位杰出的古体诗人。其豪迈之气象可比肩李白、苏东坡、辛弃疾。然而李白、苏东坡们比毛主席幸运，他们游武汉时，看到的是繁花似锦。因为早期的江汉平原原本为云梦大泽，那时荆楚核心是襄阳和荆州。详情不论述了，参考之前写的（立体史观之武汉，慢放快进都有奇观）所以三国时代曹操进军长江流域，从荆州到赤壁一带需要水战，而不能用陆军。
赤壁之战后，孙权在夏口（武汉蛇山）建立军事重镇，作为和关羽荆州集团对峙的前沿。三国结束之后，夏口的军事功能丧失，其瞭望塔便成了景观台，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黄鹤楼。隋唐时代，江汉平原已经形成，所以唐宋时代诗人喜欢去黄鹤楼游玩。尤其是李白，没事就去武汉送友人：“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张含人之江东”、“送友人西飞帝王州”、“送林公上人游衡岳”、“送二季之江东”……那个时代的诗仙堪称社交达人，每次去武汉送友人都很欢乐，唯一的缺憾就是那首艳压群芳的《黄鹤楼》作者不是他。毛主席和李白他们一样去过很多次武汉。诗人钟爱山水，楚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诞生于山水之间的文化，毛主席本就生长于楚文化的山水之间。所以毛主席很爱楚文化之中的武汉，很爱武汉的山水，尤其偏爱东湖。他在东湖梅岭的故居看上去并不起眼，就是茂密的枝丫覆盖着几幢低矮的石头房子，看起来宁静而内敛；但远处，左有磨山，右有珞珈山，水汽蒸腾，气势如虹，张力磅礴。楚山楚水楚文化，应该是毛主席钟情东湖的第一个原因。但是在1927年毛主席写《菩萨蛮》时，时代的主基调并不是讲山水讲文化，而是救亡图存。当时中国的精英们，都在为救世而奔走。毛主席留在武汉最鲜明的烙印是救世情怀。如果说中国地图的形状像雄鸡，那武汉就处于鸡心的位置，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渝等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左右，名副其实的心脏位置。
所以说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这个地缘注定武汉多姿多彩，尤其在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在占领武汉之后一飞冲天，在丢掉武汉之后走向衰落。曾国藩的湘军在占领武汉之前一直被动挨打，占领武汉之后气势如虹。孙中山早在1897年，革命事业未曾壮大时，就设想定武汉为首都。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18岁的毛主席准备到武汉参加革命军，因交通断绝而折回长沙，参加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大兵。建国之前，毛主席至少6次到过武汉。1918年毛主席第一次到武汉时，住在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受其启发回长沙后创办了“文化书社”、驱赶军阀张敬尧。青年毛主席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段峥嵘岁月，但是他发现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不在上海，随即离开。1926年末，毛主席在红巷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启革命救世的新篇章。如果说毛主席在上海的岁月用“潜龙勿用”来形容，那么在武汉就是“见龙在田”。所以我把这篇文章取名为“见龙篇”。1927年2月，杨开慧带着幼子毛岸英、毛岸青，随毛主席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
毛主席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调查报告之一）时，怀着身孕的杨开慧一遍一遍帮着誊抄。当年的4月4日，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同仁医院（今武汉三医院）出生。这是他们一家人最后的团聚之日。1927年8月，毛主席准备发动起义，把妻儿送至长沙。没想到这次竟成永诀。其后杨开慧丧命于军阀何键之手，毛岸龙又在乱世之中走丢。
他对首位恋人兼同志的记忆停留在武汉，对第三个孩子的全部记忆停留在武汉。所以在毛主席内心深处，武汉凝聚了其亲情之情怀。后人知其是顶天立地的历史巨人，又有几人能理解他内心深处之柔软？毛主席真正的救世起点在1927年。因为在那一年，号称孙中山继承人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组织被迫从文斗转向武斗，拿起枪杆子。但是在拿起枪杆子之前，首先需要思想基础。1927年8月7日，组织在汉口开会。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路线方针。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毛主席在大会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短期意义上讲，提出组织的重心应该从笔杆子转移到枪杆子上面。很多时候，这个论调毁誉参半。
长期看，其伟大之处在于重拾中华尚武精神，给武者（枪杆子）应有的认知与尊重。近代中国之所以如此狼狈，除体制落伍、政治腐败、经济贫乏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武精神的缺失。其实要论落后，彼得大帝时代的沙俄更落后，远比同时代康熙的清帝国落后。但是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一直在扩张。康熙之后的清帝国逐渐腐化，丢失土地。根源就在于中华民族被阉割了尚武精神而已。宋朝开始全力推广科举制，提倡文人治国，这步棋不错；但对尚武精神进行了制度性阉割。文人高高在上，高谈论阔，叽叽歪歪。武者开疆守土，却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马背上的元和清，一旦全盘接受文官系统那一套，战斗力也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国家一旦遭遇挫折，特别是外战失败，文人要么到祖坟前一把鼻涕一把泪乞求祖先显灵；要么找地方自杀，显示刚烈；要么跻身风月场所或书房阁楼中消极避世，装出一副清高嘴脸；又或者以为天要变，直接卖身敌人，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一腔热血救世，常常悲壮有余而效果不足。比方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何其壮烈，何其不值！早期的革命党也一样，不畏砍头流血，但大好的头颅却白白被砍，何其壮烈，何其不值！不论多么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主张，没有执行力都是镜花水月。鲜花不会从镜子中走出，水中永远捞不出月亮。古今中外，任何伟大帝国都需要强大的武力，有了武力才能谈生存。历史上最富裕繁荣的宋朝，因为没有武力，成为马背民族蹂躏的对象。如果从宋朝算起，尚武精神已经被阉割千年，要拾起来谈何容易。毛主席非比寻常之处在于，他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论断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毛主席，就是他一生中的“见龙”之时。会议结束后，接替陈独秀工作的瞿秋白想让毛主席去上海中央工作。毕竟毛主席中共三大时就是中央秘书长，排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后。李大钊死了，陈独秀靠边站了，新中央战略转型，需要新人。毛主席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主席这么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解决天下人的吃饭问题。当他还在韶山冲当小农民时，饥民到他家强吃强拿，他爸爸气得半死。他非但不同情他爸爸，反而站在多数派的饥民那一边。因为在他看来，既然都是人，那么占据大多数的饥民没理由挨饿，也应该吃饭。以毛主席当年的能力，如果只考虑自己，那么他也可以生活的很好。他在上海时，在国共两党之间级别都很高。但是从救世角度讲，他要的不仅是他自己活得好，还要终结乱世、给天下人一个安定的环境。1927年的毛主席34岁，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在此之前的34年人生中，他幻想过、梦想过、挣扎过、失望过，如今终于面对现实，以书生身份走向战场。他要消灭各种各样的军阀、土匪、强盗、二杆子，解决天下多数人的吃饭问题。为此他牺牲了兄弟、妻子、孩子等亲人。
所以1927年的毛主席登黄鹤楼，无法像李白、苏东坡那么潇洒，因为他内心深处思虑太多。李白、苏东坡说到底就是文人，无需考虑政治军事问题。毛主席也是文人，但还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优先考虑政治和军事层面的事儿。所以那首《菩萨蛮·黄鹤楼》看到的不是豪迈，而是“怅寥廓”。但是他对武汉的眷恋，更深了。从1953年2月至1974年10月，毛主席先后48次到东湖，最长的一次住了178天，累计居住时间仅次于北京，接见过64国的94批外宾。东湖宾馆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湖北中南海”，很多决策都是在那里做出的。1953年2月，毛主席在建国后第一次到武汉视察，此时抗美援朝已经基本结束，要进入大建设时代。毛主席想去汉阳看看，但苦于没有桥。他亲自到黄鹤楼一带勘察，决定在龟山和蛇山之间架设武汉长江大桥。毛主席一生，酷爱游泳，先后游过长江、珠江、湘江、钱塘江、庐林湖、韶山青年水库等大小河流水域。他最爱的还是游长江。他一生42次横渡长江，17次在武汉。最后一次游长江时已经73岁。其精神与体魄之强悍可见一斑。
1956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夕，63岁的毛主席视察长江大桥施工，并且在6月1日、3日、4日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是建国之后毛主席心境最为平和的一首词，引而不发的豪迈，含而不露的霸气；和《菩萨蛮·黄鹤楼》中的意境正相反。它的境界不输任何诗人在武汉写的任何诗词。和当年李白与苏东坡去武汉时的心情相比，又多了一层建设者的情怀。
1957年9月，大桥通车前夕，毛主席从汉阳桥头一直走到武昌桥头堡。晚上回到东湖梅岭后，挥笔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纪念碑。长江大桥结束了武汉三镇之间只能靠渡船交通的历史。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武汉进入大历史的快车道，飞速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大武汉。纵观毛主席一生，青年、壮年、晚年对武汉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情怀。他的这种“武汉情怀”，在山水人文？在救世情怀？在亲情？在建设？这些肯定都有。至于比例是多少，估计没有人能分得清。即便他自己，能分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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