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等了109年的韩国，这次终于和日本撕破脸了

　　爱看国际新闻的小伙伴最近都发现了，日本跟韩国掐起来了。

　　跟以往“床头吵架床尾和”不太一样的是，这次闹得实在有点凶，咋回事儿呢？说起来还是韩国先动的手。

　　去年年底，韩国法院判定，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Nippon Steel）在二战期间强迫韩国劳工服劳役，判新日铁赔偿每个幸存劳工1亿韩元（约60万人民币），并没收了新日铁在韩国的大量股份。

　　后来三菱重工等几十家在韩日企也陆续吃到了这样的官司。

　　日本人说：我们60年代该赔的早就赔了，怎么又让我们赔？

　　的确，当时日本人送钱加贷款，一共给了韩国政府8亿美金。

　　但当时韩国政府没有把钱都分给受害者，而是把大部分钱投入国家建设，理由是“让这些钱惠及全体国民”。

　　韩国人理直气壮地觉得：日本当年没说是“赔款”，是像施舍一样的赠送，而且日本压根就没有认罪道歉，慰安妇、领土争议等历史问题都没有解决。

　　日本人一看，韩国人“蛮不讲理”，多家日企在韩国的资产要被“充公”，变卖以后给战时的韩国劳工做补偿，一下就慌了。

　　安倍政府多次要求跟韩国谈判，韩国人连理都不理。

　　然后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阴招：掐住韩国的喉咙，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日本《产经新闻》爆料，过去4年，日本发现韩国有156件潜在武器战略物品秘密出口，其中包括：用于暗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哥哥金正男的VX神经毒剂，导致金正男2017年在马来西亚遇害。

　　韩国否认了日本的指控。

　　为了不让韩国向朝鲜走私战略武器物品，日本决定把韩国从出口“白名单”里踢出去。

　　日本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三类材料：高纯度氟化氢、光刻胶和氟聚酰亚胺。

　　这都啥玩意儿？没听说过。

　　不重要，你只要知道，韩国的半导体产业离不开它们。

　　日本仅4家公司就生产了全世界90%的氟化聚酰亚胺和光刻胶——（韩国）生产LCD和OLED显示器都要用到它们；

　　而日本还生产了全世界70%的氟化氢，用于（韩国）生产各种形式的闪存卡。

　　韩国85.9%的氟化氢，22.5%的氟化聚酰亚胺，11.6%的光刻胶，通通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仅氟化氢

这一项日本就能让韩国半导体产业几近瘫痪。而半导体产业在韩国出口占比中超过20%。

　　如果日本开始审查许可才能放行出口，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3个月的时间。会对全球智能手机和电脑的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因为韩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商，日本是芯片生产中关键材料的最大供应商。

　　三星等韩企开始大肆囤货，要求所有三星合作的韩企，备料至少90天库存，不只是日本制裁的3种材料，是全部相关材料。

　　为了进口氟化氢，韩国的老板偷偷飞到中国找合作伙伴，俄罗斯也伸出了橄榄枝。

　　为了把韩国治服帖，日本还进一步扩大制裁，列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上面1000多种东西，从滚珠轴承到精密机床，都是既可以拿来做好东西挣钱，也可以“用来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商品”。

　　日本人说要确保这些出口的东西“最终落入正确的人手中，用于可预期的目的。”

　　有人说安倍这是跟特朗普学的，拿贸易当大棒。

　　安倍本想逼韩国人让步，结果韩国人急眼了，全民抵制日货。

　　韩国数万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抵制日本啤酒、化妆品、汽车和服装。

　　8月，韩国的日本汽车销量同比锐减50%以上。

　　最新的《哆啦A梦》大电影在韩国被无限期推迟上映，《名侦探柯南》遭到集体抵制。

　　最新的民调显示，63%的韩国人抵制日货。

　　而日本NHK民调显示，日本也只有9%的民众反对制裁韩国，日本人的仇韩情绪也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韩国一个区的区长让公务员上街挂了1000条抗日横幅造势。

　　结果区里老百姓不干了，说：区长这玩意儿我们自己挂上去才解气，不要政府替我们挂。

　　然后区长就给摘下来了：好好好，你们挂你们挂。

　　还有两个男的冲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口抗议，自焚，死了。

　　韩国人为啥要这样？他们跟日本人有这么大仇吗？

　　还真有。

　　过去我们一直觉得，好像韩国跟日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仇怨不深。

　　但很多人忘了，朝鲜（韩国）当年可是真当了35年日本殖民地的。

　　我们今天总觉得在美国的牵引下，韩国跟日本是一个鼻孔出气。

　　但其实韩国人面对日本，胸中一直憋了一口恶气。

　　只要日本搞事，容易情绪化的韩国人就一定要发泄出来。

　　今年7月的美日韩首脑会晤上，文在寅冷冰冰地说：

　　“我们认为美国是我们的同盟，但我们不认为日本是我们的同盟。”

　　在贸易战开打以后，文在寅依旧毫不示弱，说：“韩国决不会第二次被日本打败！”

　　日本韩国股市双双大跌，但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做出让步。

　　8月底，韩国甚至宣布，终止与日本的“军事情报共享协议”。

　　俩“儿子”干架，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没当回事儿，国务卿蓬皮奥姗姗来迟地想要撮合日韩和解，结果被媒体抓拍到他和日韩外相的这样一张照片：

　　蓬皮奥的努力收效甚微，特朗普却似乎一点也不在乎“美日韩同盟关系”的重要意义。

　　而乌鸦从这里看到的，不仅是日韩间结下的“梁子”，更是日本在过去100多年里，想要在亚洲输出秩序的妄念已经彻底崩盘。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日韩贸易战，而是日本苦心经营的一轮又一轮东亚秩序，终于走到了强弩之末。

　　而这一切的起点，还要从4艘“黑船”说起。

　　1

　　日本想认个“新爸爸”

　　1853年，美国准将马休·佩里率领4艘铁甲舰驶入江户湾，此行前来，为的是逼迫日本对美国开放港口。

　　它们停靠在日本岸边，鸣响火炮，隆隆的炮声传递着不祥的讯号，史称“黑船来航”，那时候的佩里觉得，日本人就是一帮愚民。

　　他们不知道，日本人已经研究西方多年，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

　　日本人考虑再三，邀请佩里上岸，双方互赠礼物，日本人还叫来一个相扑大力士，让佩里往他肚子上捶了几拳。

　　酒过三巡，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官员搂着佩里说：“日本美利坚，两国一条

心。”

　　次年，佩里再次来访，日本签订了开国通商的条约，二百余年锁国的大门由此打开。

　　15年后，1868年，明治维新拉开大幕，掀起了日本全面西化和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政府派出大规模使节团前往欧美诸国考察访问，就像当年的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一样。

　　饥渴的日本人泥沙俱下，把西方最丑恶、最无情的一些东西也学了去，比如殖民主义。

　　一个叫本多利明的日本学者说：“父亲般的统治者有责任教化原住民，好让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殖民征服成了强盛和现代化的终极标志。

　　1885年的日本报纸上，一个曾多次游历欧美各国的日本人写下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脱离亚洲秩序，他的名字叫福泽谕吉。

　　“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

　　“（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后来有人说这篇《脱亚论》不一定是福泽谕吉写的，但无论如何，这个男人被印在了日本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伴随着脱亚入欧思想盛行的，是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全盘西化。

　　20世纪初，在东京的银座，小伙子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搂着蘑菇头的姑娘，在巴黎风格的咖啡馆里，讨论着德国哲学和俄国小说，成为一代“摩登男孩/女孩”的时髦标志。

　　电影院播放着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剧院里演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扮演哈姆雷特的日本演员把自行车推上了舞台，因为在观众眼中，哈姆雷特和自行车一样，都是新奇现代的洋玩意儿，所以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日本人迫不及待地脱亚入欧，就是想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在古代，日本和朝鲜都被纳入了这个体系，日朝新君主受中国古代皇帝的册封，给中国上贡。但到了近代，朝贡体系开始迅速解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以及此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软弱好欺。

　　1871

年，日本人要跟清政府签订平等关系条约，李鸿章说：已经跟西方列强签订那么多条约了，与其拒绝日本，把日本变成敌人，还不如答应他们。

　　于是那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让日本第一次确立了与清王朝对等的国家地位。

　　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条文

　　从此，日本便开始“蹬鼻子上脸”：

　　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

　　进攻台湾的日本军

　　1875年潜入朝鲜近海，大败朝鲜海军，借机要求朝鲜通商，签订《朝日修好条规》；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在随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里，日本逼中国确认朝鲜的“独立自主”，从此清朝的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也脱离了朝贡体系——十年后，朝鲜成了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快速进行军备扩张，为侵略亚洲铺平道路。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封建朝贡体制彻底瓦解，就像旅居日本的小泉八云说的：“新日本真正的诞生之日，始于战胜中国之时。”

　　日本把传统的亚洲“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平等结构，先改造成主权国家的平等结构，再改造成新的“日本中心主义”的不平等结构。

　　1904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日俄战争爆发，英美各国表面中立，实际上为了遏制俄国在亚洲的势力，暗地里给日本输送战争资金。

　　日本把朝鲜半岛变成军事基地，甚至派元老忠臣伊藤博文前往朝鲜做“大摄政王”，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实行全境军事管制，把朝鲜的脖子夹在自己胳肢窝底下。

　　日本强征数万朝鲜劳工，为日军搬运军需物资，修筑军事阵地。对于反抗、破坏军用电线和铁道者，都残酷地处以极刑。

　　日俄争夺朝鲜

　　在日本战胜俄国后，双方毫不理睬朝鲜主权，自行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保护、监理政治、军事、经济等全方位的权利。

　　随后，伊藤博文重金买通朝鲜文臣武将，拿着条约到朝鲜的御前会议上，逼迫朝鲜皇帝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乙巳条约》，让日本“统监”（大摄政王）堂而皇之独揽朝鲜权柄，甚至解散朝鲜军队。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全境，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而今天日韩大打出手的原因，基本都跟这段血腥屈辱的殖民史有关。

　　2

　　朝鲜版“五四运动”

　　2019年夏天，由于日韩贸易战愈演愈烈，很多韩国人纷纷取消赴日旅游，转而来到中国，走起“抗日”旅游路线。

　　在上海新天地马当路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前，不断有韩国游客前来参观。

　　有旅游业人士甚至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某个城市当天的韩国游客有多少，在当地韩国临时政府的景点前数一数有多少韩国游客，基本就是该城一天的韩国游客访问量了。

　　韩国的临时政府，为什么建在上海了？

　　1919年3月1号，以朝鲜在日本德留学生为先驱，朝鲜爆发了著名的“三一运动”，包括首尔在内的七座城市发布《独立宣言书》，开始了抗日游行。

　　从城市开始的抗日游行蔓延到农村。农民、工人均参与到游行中，各地组织的集会1500余次，参加者达200多万人。

　　三一运动爆发前，朝鲜傀儡政府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事发后，日本动员军队和宪兵警察实施残酷的武装镇压，大量无辜的朝鲜民众为国捐躯。

　　在水源郡，日军将村民集中到教堂，封锁出口，先射击后纵火，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三一”抗日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此后朝鲜人民开展各种民族独立运动，包括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短短两个月后，受到朝鲜三一运动精神的感召，中国掀起了五四运动的狂潮。5月4号当天发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称：“朝鲜之谋独立也， 曰：‘不得之，毋宁死’。”

　　本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信念，中朝两国民众在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也曾并肩作战。

　　三一运动中， 在朝鲜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流亡中国的朝鲜民族活动家和留学生，也有很多人参加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打响了侵华战争，同时在朝鲜半岛实施“皇民化”政策，企图把整个朝鲜民族同化成日本的臣民，强迫朝鲜人发誓效忠日本天皇，逼朝鲜人参拜日本神社。

　　学校一律禁用朝鲜语，改用日语。

　　日本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强征80多万朝鲜人到日本本土、冲绳、东北、库页岛，在煤矿、土木工程、军队中充当苦力，其中6万多人死亡，40多万朝鲜人被强制征兵送往战场。

　　大量朝鲜18岁以下少女沦为日本军人的性奴隶，被送往东南亚、太平洋群岛，每天被强迫性交多达30-40次。

　　为了让朝鲜人“永世不得翻身”，击垮朝鲜人的斗志，迷信的日本人还在巫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件用意非常险恶的事——切断朝鲜的“地脉”，把朝鲜的一些名山大川拦腰断开，用大石头堵死枢纽要道，在山脚下钉了数万铁桩，再用水泥浇灌，相信这样就能让朝鲜失去灵气，再也出不了反抗日本的大人物。

　　直到今天，韩国市民自发组织的“拔铁桩队”，用了几十年也没能清理掉全部铁桩。

　　一位韩国老人痛心地说：“一看到这些铁桩我就来气，它们是钉在我们心头上的刺！”

　　有的日本人甚至相信，韩国历任总统结局都不好，正是铁桩断脉的灵验之兆。

　　而更令后来的韩国人感到心寒的，不只是当时日本做了什么，还有日本人后来说了什么。

　　1953年的日韩会谈中，一位日本官员说：

　　“日本的殖民统治对朝鲜有利……反正朝鲜也得被其他国家殖民的。”

　　1997年，当时的众议院议员、现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什么慰安妇受害者，都是骗子……韩国人到处卖淫，遍地开妓院。”

　　2005年，好不容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为当年的殖民道歉，同一天，47名国会议员参拜了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2010年，日韩兼并100周年之际，日本复兴国务大臣枝野幸男说：

　　“侵略中国、殖民韩国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实现现代化。”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朝鲜人，或者韩国人，你能不恨吗？

　　二战期间，有一些虚伪、矫情的日本人，觉得日本人搞亚洲同胞太邪恶了，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比如鲁迅研究者竹内好就说：“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三天，日本人就“名正言顺”地搞了一套说辞，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

　　“此次对美英之战事及今后形势发展而可能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为大东亚战争。”

　　“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

　　出席“大东亚会议”的日本及傀儡政权首脑合影

　　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次提出。他们宣称要“将东亚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

　　听闻这个消息，竹内好“感动得发抖”：“正是在现在，一切都得到了证明……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

　　“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中国）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这只不过是迂腐书生的一厢情愿。

　　当日本把矛头对准美国和西方的时候，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没有丝毫变化。

　　二战期间，日本试图把中日二元对立，扩展成东西二元对立，挑战它曾经跪舔的西方秩序，然而二战最终的失败，加上两颗原子弹落地，彻底摧毁了他们“大东亚共荣”的幻梦。

　　3

　　战后日本兴衰之谜：中国美国，谁的锅？

　　二战结束时，日本宣布退出朝鲜殖民地。1948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在朝鲜半岛南部进行总统选举的决议，成立大韩民国。

　　从1946一直到1978年期间，韩国共收到近60亿美元的经济赠款和贷款，多数由美国提供。

　　而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带领下，美国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全面重塑日本。

　　3年的朝鲜战争，让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美国俨然把日本当成了朝鲜战场的后勤保障部和“兵工厂”，给日本创造了34亿美金的采购大单。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炮击

　　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为了引进日本外资，积极寻求改善日韩关系。日本政府、商界为扩大出口市场，也寻求和韩国建交。

　　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署，没有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道歉，日本向韩国提供的8亿赠款和贷款，被冠以“韩国独立贺金”与“经济协助资金”的名号，朴正熙拿了钱就去发展经济了。也为最近的日韩贸易战埋下了祸根。

　　当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军费激增的时候，想削减对外援助。于是想让日韩形成同盟，让日本分担对韩国的援助，支持韩国军事政权，共同反共。

　　和日本一样，韩国在60到70年代发了一笔“战争财”，在越南战场赢得大批军需物资、港湾和道路建设工程订单。

　　1965~1972年，韩国从越南战争中获得的外汇高达10.36亿美元。

　　通过政府实施的经济改革，和西方的大量援助支持，日本和韩国在战后数十年时间里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飞跃，比如日本，1956-197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其中1965-1970年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7.2%。

　　2006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成为发达国家。

　　而从1968年至2009年，日本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日本人也越来越信服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一套“雁阵模型”。

　　它说的是：东亚区域经济就像一群飞行的大雁，有头雁，有中雁，有尾雁。

　　日本人觉得自己是头雁，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是中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是尾雁。

　　任何一种新产品、新技术到了一个东亚国家，会经历“进口-自主生产-反向出口”的过程，而头雁会率先经历这些。

　　打个比方来说：当日本已经逆向向美国出口汽车的时候，韩国刚开始琢磨自行研发，而中国人还在进口汽车。

　　头雁不做的东西，可以交给中雁做，自己去做更先进的东西；同样，中雁不做的东西，可以交给尾雁做。

　　先进国家会引入创新以保持领先，而落后国家会追随其脚步，“嚼别人剩下的馍”。

　　这是20世纪日本人对整个东亚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他们原本想按照这个模型，引领新一轮的“亚洲一体化”。

　　雁阵模型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证明日本持续作为亚洲经济霸主的地位是正当的。”

　　但我们知道，这已不符合今天东亚经济的现状——日本早已不是各个领域的头雁，而中国也绝不再是什么尾雁。

　　因为日本人漏算了两件事——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以及日本小企业竞争力的丧失。

　　1985年日本与美国等国签订广场协议，让日元迅速升值，从240日元兑1美元左右，飙升到120日元兑1美元，目的是让美元贬值，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但是这样一来，日本商品出口就变得困难，日本政府为了解救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大量热钱流入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经济泡沫，1988年日本GDP涨幅甚至达到了7%以上。

　　而到了1989-1990年，靠投机支撑的泡沫破灭。从1991年开始，日本的GDP 迅速下滑，到1993年，日本GDP增长率已跌到0.17%。

　　很多人在楼市股市高点入场，被深深套牢，欠下沉重的债务。制造业也陷入严重衰退，丰田等企业都陷入严重赤字。

　　从那以后，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经济陷入停滞，“雁阵模型”的辉煌不再，日本人也不愿再提。

　　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导致雁阵模型的破产，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在雁阵模型中走向崩溃。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们中国人认识的日本企业，多数都是索尼、东芝、松下、夏普这样的大企业。

　　但支撑起日本经济和大企业的半壁江山，其实是无数的日本中小企业。

　　过去几年有人做过统计，日本全国有450万个中小企业，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1%，他们雇佣的劳动人口占全部雇佣数的70%。

　　日本的“中小企业”，一般是指那些人员100人以下，资本金5000万以下的企业。86%以上的日本中小企业员工人数在20人以下。

　　但他们有多重要呢？举个例子，美国的通用汽车，1990年以前的零部件自制率是70%，70%的零部件通用自己造；而丰田汽车的零部件70%都是外购。

　　这些大型日企的外购就像一座金字塔结构，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一级为丰田提供零部件，二级为一级提供零部件，以此类推。

　　其中一级供应商，很多也都是大企业、上市公司。

　　而日本的很多中小企业，就存活于二到四级的供应商体系中。

　　他们是跟大企业绑在一起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经济衰退的时候，大企业订单急剧下滑，连带着中小企业也吃不到好果子。

　　过去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就是“日本制造业大而全”，比如铁矿石虽是进口的，但是只要进了日本，矿石变成钢材，钢材变成汽车，整个过程都在日本完成，用到的加工机械也都是日本制造，反正都是在日本境内，挣了钱日本人自己分，这叫“肉要烂在锅里”。

　　但是80年代起，随着计算机的普及，CAD/CAM等编程数控机床软件的使用变得非常容易，ISO-9001国际标准推行之后，大企业要求日本中小企业全盘规范化，交出设计图纸文件供大企业核对检查。

　　但是没有想到，从90年代开始，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制品在价格竞争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再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等因素，日本大企业开始向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转移生产据点，靠这个降低零部件价格，中国的中小企业开始成为日本大企业的二三四级供应商。

　　而日本大企业把图纸开放给中国供货商、让他们充分学习制造的时候，日本中小企业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中国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成长，气不过的日本中小企业甚至闹到日本政府部门去讨说法，但也无济于事。

　　随着日本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大企业的萧条，很多日本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2008年日本全国的企业倒闭超过了15000家。

　　很多中小企业的制造能力，如果得不到持续的精进，过5-10年以后就会彻底荒废，人们纷纷转投其他行业谋生，而这正是一个国家的损失——它变成了国家在某个领域制造能力的丧失，这样的例子在日本比比皆是。

　　日本向中国的产业转移的确符合雁阵模型中的描述，头雁向尾雁的下放，但没想到却掏空了自己，陷入了“产业空洞化”的悲剧，还造成了大量人口失业，贫富两极分化。

　　按大前研一的说法，日本已经陷入了“M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中产急剧减少。

　　21世纪的头十年里，日本总劳动力4500多万人中，年薪400万日元以上的中产人数，下降共400多万人，而低薪群的人数却也增加400多万。

　　而在2009-2011年间，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又减少了1100万个工作机会。

　　日本人今天已经没脸提“日本雁头”和雁阵模型了，就像他们没脸再提“大东亚共荣圈”一样。

　　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日本病”本质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老死”。

　　来自后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轻易抢走高收入国家生产型工厂的岗位，使高收入国家总体工作数量下降，劳动力供过于求。

　　于是，低技能的（日本）蓝领劳工薪资下降或停滞，无法支付高物价的生活开销，陷入贫困和政府救助。而中产消费力下降，导致更多服务消费类职位也开始裁员。两者形成恶性叠加。

　　尾声：重新想象东亚

　　今天的日本，固执地想要抱紧美国的大腿，还想捎带手叫上韩国，共同对抗朝鲜和中国。

　　但韩国跟它早就不是一条心了。

　　从很早开始，韩国就一直有意减少对日本商品的依赖。

　　1991年，日本商品占韩国进口总额的25.9%，但2014年仅为10.2%。

　　与此同时，韩国进口的中国商品份额，从4.2%飙升至17.1%。

　　2007年，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韩国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国。

　　而鸽派总统文在寅还在一直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化进程，这也被日本看作是“亲中国”的举动。

　　当共同的敌人朝鲜的威慑大不如前的时候，旧日盟友之间的“纽带”还能绑得多紧？那些解不开的心结、隐隐作痛的民族伤疤，就都暴露出来了。

　　更何况，把他们拴在一起的白宫如今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几乎没有多少“美日韩同盟”的意识。

　　韩国人总是忍不住去想：亚洲的两个“儿子”，如果只能偏袒一个，美国会偏袒谁？

　　答案是显然的，无论是从经济体量上来说，还是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上来看，美国都会选择日本。

　　这一场日韩贸易战，如果美国真的下大力气调解，确实仍有可能缓和日韩关系。

　　但有些东西，已经彻底碎了。

　　比如韩国对日本支持自由贸易和产业分工的绝对信任，比如依赖日本进口的韩国半导体产业格局，比如同盟之间不会“死命扼住咽喉”的底线和操守。

　　韩国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走一条经济上独立自主的、挣脱美日关系价值网的新路。

　　为了减少对日本进口的依赖，韩国政府宣布2020年投入24.1万亿韩元（1438亿人民币）重金自主研发100种关键工业材料，在1-5年内快速实现国产化，同时投入创纪录的513.5万亿韩元（3万亿人民币）提振韩国经济。

　　这也是这次贸易战中，韩国痛定思痛，跟日本持续叫板的底气所在。

　　韩国在走新路，而日本却还在“抱残守缺”。

　　日本明知自己没法引领亚洲下一轮的腾飞，却又出于历史原因，不愿意加入到中国主导的亚洲新秩序当中、被纳入他们所谓的“新朝贡”体系中做一个“臣子”。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日本对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新秩序存在太多的误解。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中国今日之愿景，绝不是划定特定的势力范围，而是抱着开放合作的态度，冲破东西文明冲突之枷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探索共同命运之走向。

　　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当今乃至未来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路径。

　　而这也是韩国所愿意看到的，所以在朴槿惠当政时期，韩国就早早加入了中国推动建设的亚投行体系当中。文在寅也正在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韩关系。

　　很多韩国人认为，与中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会是能取代日本供应链的重要替代品：中国市场可以将韩国的出口连接到更广泛的亚洲大陆，乃至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中国不是新亚洲的一只“头雁”，中国会成为输出亚洲新秩序的“枢纽”。

　　从否定中国的朝贡体系，到否定全盘西化的价值体系，到大东亚共荣的幻梦破灭，到雁阵模型的经济崩溃，摆在每一个东亚人面前的课题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推进，东亚如何超越日本近代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亚洲想象，超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先进-落后”对立的亚洲想象，创造出属于东亚人自己的亚洲想象？

　　世界在等待我们这一代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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