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危机的中国该如何自救？

我昨天在《改革一定要突破人性的局限性》一文，从如何权衡人民根本利益和短期舆论角度谈了下改革，并提出改革一定要啃硬骨头。

最近改革政策确实非常多，高度聚焦民生问题，尤其强调公平和共同富裕。

一方面现在确实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改革窗口期，包括国际国内各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如此密集的改革也说明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凡是改革强调的一定是我们现在特别薄弱的，已经到了必须改、而且要快的地步，以至于宁愿承担类似中概股、校外培训行业几万亿市值蒸发的沉重代价。

所以，当我们对改革表示欢迎又或者怀疑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中国正在面临何等严峻的危机？又该如何度过？

这个危机根子是民生与分配，几十年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发展下，中国确实把蛋糕做大了。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社会正在割裂。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知乎上、抖音上年薪百万似乎易如反掌，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总理在去年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中国社会的分层已经非常危险。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的高度流动，并没有让社会更加融合，反而制造了一个个“信息茧房”，让人的思想不断固化，更不断放大强者的声音，弱者疲于奔命、难以发声，于是不满潜藏于心，当遇到一个缺口必然冲垮堤坝。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突发的社会事件才会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暴力，这就是无奈的宣泄，在批判“乌合之众”之前，更要思考为什么让善良的中国人民如此容易愤怒？

在这样暴戾的环境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受害者，在全社会氛围改善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携手改变社会。

因此我最近的文章，全是在讲舆论、讲意识形态、讲社会危机，更讲个人的自我保护，并在这样的环境下谈改革，这是层层递进的。比如之前强调的：一定要低调，不要让舆论发现。

从去年开始，有很多人说疫情给了中国一个关键的机遇期。类似的话我也说过，这当然是机遇，比如中国强大的生产力成为了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引擎，中国整体获得了关键的战略发展期，大大改善了中国外部国家环境，已经可以跟美国有来有往。

但是中国社会同样遭受重创，有太多的人在过去一年半收入非常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更加严重的是，这场疫情更加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这场疫情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冲击程度是不同的，年收入达到30万以上的高收入群体收入仍在增长，收入越高的人甚至涨幅越大；比如因疫情受到资本关注，获得爆发式发展的校外培训行业，薪酬相比资本进入以前大幅增长，有的涨幅高达几倍。

反而是年收入低于5万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到更大冲击，有很多已经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是丧失薪酬谈判资格；在社会平均收入线上下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旅游相关行业以及以旅游为主的城市。

更有很多中小企业正在或者已经倒闭，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然而改革又必须对一些行业进行调整，无论是供给侧改革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又或者对一些行业的规范，都会带来失业，改还是不改？

改革之难可想而知。

疫情之下，体制内也不能独善其身，很多地方财政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有的已经发不出工资了，这也成了今年很多地方规范公务员津补贴的重要原因之一，既是减轻财政压力，也是要体现共度难关。体制内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避风塘。

中国外贸出口的确在复苏，但是已经呈现危险的前高后低趋势，更因为全球疫情持续面临更大风险；中国消费水平也在不断下滑，中国经济需要提振消费，但是消费根本在于国民普遍的收入增长。

大部分的人民没钱，怎么消费？危机仍然持续，如何敢消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要加速提出“共同富裕”，这不是随便喊出一个口号，而是必须有一个战斗的旗帜，发起艰难的冲锋，才能度过这一轮难关。

这次提出“第三次分配”，强调“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核心就是要对资本等既得利益群体下刀。

老百姓已经没钱了，必须也只能向长期以来没有履行应尽义务的群体下刀。

在这样的大局下，校外培训、中概股几万亿的市值蒸发是次要的。就算不打击，就算这些行业股价暴涨，跟关键的中低收入群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占全国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问题，核心是让穷者增收，而不是让富者更富。

只要能够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这个大目标的，那就必须去做。

收入越高的人群，消费效率越低，中国的未来需要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4亿人每人多消费1万元，要远比1000万人每人多消费几十万重要得多的多，更不要说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关系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

国家绝不会盲目打击一切，毕竟“劳有所得”也是我们坚持的底线，越是面对危机，越要保护努力者，就业更需要一位位企业家把企业发展得更好。

所有的工薪阶层、个体工商户、努力的企业家等等，仍然是被保护的对象，也绝不会有人去故意剥夺什么，只要依法纳税就足够了。

然而，对于赚了太多偷税漏税避税的，还有获取大量非法、不道德收入的，无论是资本还是娱乐圈，一定是工作的重点。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冲击，最近两个月对资本的打击，已经影响到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成了美国攻击我们的软肋，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中国的企业归根到底还是跟中国的发展绑定在一起的，中国的企业家、资本家也有很多能够识大体明大局，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既得利益者能够发挥更大的主动性，这就是明确提出“第三次分配”的关键原因。

近百年前，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共产党可以尽量多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防止他们“跑入反革命派”，但是也要警惕他们的反革命行径。

这个道理，今天仍然适用。

对于不愿意的，我们就要动用“再分配”。

怎么做呢？

比如取消一些行业的税收优惠，比如引导一些赚钱太容易的行业慢慢变成一个普通行业，这些事已经在做了。

但无论如何，国家不会刻意针对谁，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度过这场关键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