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这一面，令人不寒而栗！

执笔/李厚何

今天是“加拿大日”（Canada Day），也就是加拿大的国庆节。1867年的这一天，加拿大联邦宣告成立。

传统上，在“加拿大日”，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庄前将举行盛大的庆典集会、演出和焰火晚会，全国各城市也都会用诸如焰火晚会、文艺演出、花车游行等方式来庆祝。

但今年的情况却十分特别。

一个以#CancelCanadaDay为统一标签、呼吁抵制甚至搅黄各地“加拿大日”庆典的运动蓬勃开展，并得到广泛响应。

为什么他们要抵制“加拿大日”？

迄今已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会维多利亚，省内城市基卢拿，新不伦瑞克省会弗雷德里克顿，省内城镇新马里兰、罗杰斯维尔、巴瑟斯特、圣约翰、贝雷角，安大略省贝尔维尔市，萨斯喀彻温省梅尔维尔、瓦赫佩顿原住民社区、米多湖、弗莱茵达斯特原住民社区、红湖原住民保留地、红湖社区、红空社区等，响应了“不过加拿大日”的号召。

而且，这一名单还在不断增加，宣称将以各种形式抵制“加拿大日”庆典者也大有人在。

抵制“加拿大日”实际上等于象征性地抵制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而这一象征性群体行动的导火索，就是“原住民寄宿学校事件”。

第一波是今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Tk'emlups te Secwépemc First Nation拿出凿凿铁证，揭示了他们在甘露市一座废弃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中，发现了多达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的骇人事实。

更可悲的是，该法居然是同时代针对原住民较为“仁慈”的法律，以至于直到20世纪前半叶，还有原住民为“切实落实《印第安人法》”而斗争。

2007年，英国拯救儿童组织对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地进行了长时间探访，结果发现情况“令人沮丧”：

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和生活希望，保留地不但设施残破，住房简陋，而且充斥着吸毒、酗酒和暴力，自杀率高达0.13%（比全国平均水平0.017%高出近10倍），由于无力抚养，多达2.7万儿童被寄养他处。

原住民保留地酗酒问题之严重，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甚至连精英也难以免俗——2016年，联邦渔业部长、原住民出身的图图（Hunter Tootoo）在仕途大好之际突然辞职，后来他透露，自己自幼即在部落染上酒瘾，“家族和部落里很多人都如此，非如此不足以麻醉自己以忘却烦恼”。

此外，原住民妇女失踪问题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至于原住民部落为抗议联邦政府不作为，在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的“正日子”，把象征抗议的原住民帐篷，径直扎在了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广场。

迫于压力，特鲁多政府同意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

经过两年半调查，一份长达1200多页的《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报告》于2019年6月3日公诸于世，报告收录了超过2000人的证词。

报告的结论指出，各级政府在处理原住民女性失踪及被杀案件上，存在严重的偏见及“结构性问题”，甚至已经达到种族灭绝（Genocide）的程度，其中“种族灭绝”措辞通篇出现了122次之多，以形容近年来据不完全统计高达2000人以上的原住民失踪或被杀害事件。

尽管加拿大政治家做出了一些姿态，如用“第一民族”取代“印第安人”旧称，将原本对北极原住民因纽特人的蔑称“爱斯基摩人”（“吃生肉的人”）废除，等等。但这些其实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据报道，每年原住民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案，就高达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决的每年不超过20件，即使解决，方案也十分不公平。

例如，关于加拿大西部道格拉斯保留地，原住民胜诉，但政府拒不归还被侵夺的佛雷泽河谷，而是试图将一块荒凉的沼泽地塞给原住民，遭到拒绝后又换成一块遍布爆炸危险品的废弃靶场。

2015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加拿大谋杀案受害者中，原住民占比高达25%（如前所述，其人口占比不到5%），男性和女性“第一民族”平均寿命，分别比欧洲裔少8年和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加拿大排名世界第六——但如果单算加拿大原住民，排名则只有第63。

更有甚者，2008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其中规定尊重原住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力，尊重、维护和加强其民族文化认同，强调在保护其自身需要和尊严前提下追求发展，这一重要的宣言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响应，144个表决国，反对票只有4张。

而其中一张反对票，竟赫然是标榜“多元文化”、3个月前刚刚向“第一民族”道歉的加拿大投的。

正如主张停办“加拿大日”庆祝活动的组织方所言，加拿大人喜欢假定加拿大“是个充斥好人的好国家”，这是所谓“天使情结”，他们也经常以此为出发点嘲笑美国人、欧洲人和其它国家的人，“看看我们！我们是多么宽容、多么尊重多元文化”。

但事实上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而言，这个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苦难如此严重的原因，“以至于人权法庭称之为种族灭绝”。

该组织指出，“相信自己是好人十分危险”，因为“这种歧视的影响、甚至歧视本身并非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然而，这又于事何补？

两座寄宿学校近千具遗骸被发现后，特鲁多数次高调指责罗马教廷“推托道歉责任”，试图将焦点转嫁给天主教会，一些政客更以“我们加拿大都道歉了”为由，毫无愧色地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却拒绝自我反省。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出资委托各基督教会代为管理的体系，加拿大联邦政府是“雇主”，天主教会和其它参与寄宿学校经营的教会只是“雇员”，雇员当然不能推卸应付的责任，但怎么也轮不到责任更大的雇主来扮“教师爷”。

TRC报告在2015年不仅给出了论点、论据和论证，也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提交给加拿大联邦政府的94项“呼吁”。当时特鲁多政府信誓旦旦“认真反省”。如今6年过去，情况如何？

有相关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称，截止几周前，真正算得上落实的，不过区区其中10项而已。

就在几天前，最早发现原住民寄宿学校儿童遗骸的甘露市附近，接连4所建造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天主教堂被焚毁，一些人开始别有用心地炒作所谓“原住民的怒火之焚”。对此许多观察家和当地原住民知名人士指出，不论传统、风俗或感情寄托，原住民都几乎不可能焚烧宗教建筑，这种奇怪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非常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现实仍然是严峻和残酷的：

且不说那些更深层、更“当代”的问题，就以“热点化”了的寄宿学校问题论，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寄宿学校存在虐死儿童事实的传说就不胫而走，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一直在说这些事，之所以还要花这么多年才发现证据，“无非因为没人相信或关心这些土著人”。

就在萨斯喀彻温省无标记墓葬发现后，特鲁多还发表了一则公开言论，将寄宿学校称作“加拿大历史上的黑暗篇章”。这种看似悲悯、实则“套路”的表态，立即引发原住民权益组织的不满和讥讽。

他们说，“这种语气似乎在暗示，‘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正视问题未必意味着可以解决问题，但回避问题则必定意味着问题绝不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