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美关系:疫情是否影响了中美政府适当层级的经常性联系？
4月3日，崔天凯大使在华盛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有关节目已于4月11日起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各平台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布雷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很高兴见到您，非常感谢。
崔大使：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布雷默先生，这次是在屏幕上。
布雷默：是啊。首先告诉我，您最近怎么样？看起来您应该是在使馆落实居家令。还好吗？您现在在家吗？
崔大使：我在使馆。我仍然每天上班，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维系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帮助美国公司解决从中国运送抗疫物资到美国的具体问题，还要同媒体交流。我们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坦白说，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雷默：我知道美国国务院因处理美国在外公民回国的问题已经不堪重负，也许这是过去几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吗——处理在美中国公民相关事务？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护海外公民也许是所有政府都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我与美国国务院感同身受。但我们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很多华裔人士在美国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据我了解，他们中认真考虑回国的并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来情况会怎么发展。但对很多学生来说，他们远离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学生签证很快就要到期，因为美国学校通常到5月左右就会结束学期，有的甚至都没有经济资助了。所以坦白说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布雷默：当然美国政府现在忙于处理这一史无前例的危机。我记得美中两国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时候，您与姆努钦财长要保持经常性沟通，我想问的是，疫情是否影响了您或您的政府保持与美国政府适当层级的经常性联系？
崔大使：我要说的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主要归功于两国经贸团队。他们为这个协议付出了近两年的努力，达成协议也是为了互利共赢。据我了解，尽管过去数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严峻局面，大家还是在努力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相信我们能继续落实。
布雷默：但美中两国现在需要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难度可能超出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美中关系现在的性质如何？您认为双方还是保持着适度开放吗？这种开放程度是否适宜？开放得够不够？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吗？您怎么描述当前的关系？
崔大使：我想可能没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幸运的是，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就在上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他们一致认为两国应合作抗疫，现在是需要团结合作的时刻。
我们使馆现在主要有以下三项工作，可能还不止三项。第一，我们要推进两国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不管是关于医疗物资的还是关于两国疾控中心、研究机构技术合作的，使馆都竭力推动双方沟通协调。上周日（3月29日），两国疾控中心又召开了技术性视频会议。第二，正如两国元首之间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达成的共识，我们要共同努力，稳市场，促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对于我和使馆来说还有一项工作也同样重要，坦率讲，就是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这和前两项工作一样很艰难，但很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要照顾这里的华侨、留学生，我的职责还包括照顾好使馆同事和他们的家人。
布雷默：您的工作的确很多。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也许我先从宏观的角度谈谈这个事实，即中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挑战。一开始疫情在中国爆发，现在我们在美国也面临疫情，确诊数字是此前想象不到的。我们先聊聊这个。您认为中国现在在应对疫情方面情况怎样？您和中国人讨论时有什么感受？
崔大使：我想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对病毒和疫情毫无准备，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几个月前极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对它有任何了解。这是一个不断加深对病毒认识、不断了解如何应对的艰难过程，是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是最先应对这一艰难局面的国家之一，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和高昂代价。现在中国的情况在好转，确诊病例已经较少，目前还有约3000个确诊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较之前我们对如何治疗已经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还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时重启经济，恢复正常经济社会活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成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要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因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否则包括中美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在努力。
布雷默：中国在应对这一危机方面比其它国家积累了更多经验。您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经验教训？
崔大使：在公共卫生方面我给不了任何专业建议，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到。我们要挽救生命，保护人民健康，尤其是保护好弱势群体，包括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和穷人。我们要把这一点作为重中之重，为此不惜代价。
第二点，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是有人企图这么做。我们要共同努力，坚决反对这种图谋。长期来看，还要从此次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过去数年，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很少有人预计到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病毒会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认真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应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诸如此类的全球性挑战？
布雷默：您感到忧虑吗？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拥有即时化且有效的供应链，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中国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又有人在推进本地化，在消费者所在地生产更多产品，这就能较大幅度地减少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您怎样回应对即时化供应链的担忧？公司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受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的影响？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病毒传播速度远超供应链变化速度。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我们无法真正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当然，我能理解人们希望供应链更加多样化，这样面对危机时他们仍能保证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也许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国界之内。
疫情再次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不分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弱势群体，照顾好孱弱、穷困的人群。这是我们修正全球化缺点和不足时必须要做的事。同时，疫情再次证明全球各地是紧密相联的，当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紧密团结呢？
布雷默：您已多次提到，我知道您已清晰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我们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来应对，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您认为中国具体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国际协同应对？
崔大使：你说得对。当然，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对你提出的G零观点进行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尽管我认为我们早就该觉醒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觉醒、还能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来付出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面向21世纪乃至未来的国际治理体系了。
同时，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布雷默：大使，我非常明白您的观点。您说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现有机制将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您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吗？ 这是您所指的吗？
崔大使：平心而论，这些机构都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改革和改进，来适应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份额制度及如何回应成员国需求等进行了重大改革，它们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些机构在最近的G20峰会上也表示要提供帮助，愿发挥应有作用。我们当然要鼓励它们做得更多。对世贸组织而言，很遗憾多哈回合谈判没有成功。（世贸组织）很多规则是在新技术出现之前制定的，我们确实需要支持它改革，使其与时俱进，更有能力应对挑战。公平地说，这些组织里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跟多边机构打过多年交道，我知道有一种说法：国际组织的成效取决于其成员国。因此，我们成员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布雷默：我要问的是，展望未来三五年时间，正如您所说，一些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任务，这个论断很直接，那您认为这些机构经过改革之后会具备足够能力吗？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架构，来自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您认为我们将沿着这二者中的哪一个方向走下去？
崔大使：坦率地说，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对其成员国的需求和愿望进行及时有效回应，我指的不仅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成员国，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否则，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对现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
布雷默：我们来说说美国和中国，显然这两个大国有能力实施刺激性措施，确保我们度过这场经济危机。您和我都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准备筹集大量资金，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避免其走向崩溃。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最糟糕的经济状况时，是否应该期待中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更多资金，为缓解危机做出贡献？
崔大使：事实上，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特别是过去十年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我们增加了对这些机构的出资，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贡献在增加，正竭力为国际社会做更多事，因为我们坚信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紧密相联，休戚与共。当然，也希望美国能继续做更多的事情。
布雷默：这些机构设立的时候是西方机构，如果现在中国人在出资和贡献方面占据最大份额了，可能会要求附带什么样的条件呢？例如，在这些组织负责人的任命上拥有更大发言权，或者改变投票权和份额，或者是还贷方式和附加条件？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
崔大使：不同组织拥有不同架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基于成员国的认缴份额，因此如果我们贡献更多，投票权自然更大。对于联合国而言，所有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联合国大会，中美两国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有一票。当然安理会不是如此，我们是常任理事国，有更大责任也确实需要贡献更多。但中国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得到广泛遵守。如果这些原则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落实和尊重，仅就自身而言，我们并没有更多别的“追求”。
布雷默：显然，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崔大使：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做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布雷默：世界各国对中国有怎样的回应？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跃，积极给予各国人道主义支持，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盟友欧洲。这些政府具体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反应？
崔大使：大家当然欢迎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并与他们分享抗疫经验。但我们也清楚地表明，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与环境，例如我们人口众多，许多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人口规模，我们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对中国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我们一直在说，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一套适用自己国家的整体策略。但是就技术和医疗援助而言，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布雷默：让我来问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也许从中国内部事务开始。显然有很多批评认为中国政府最初对于疫情的爆发式增长有所隐瞒，尤其是对“吹哨人”李文亮的做法。他虽然后来被当地政府“平反”，但一开始是被噤声的。中国政府从疫情应对的早期失误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崔大使：我想说的是，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或者美国政客们声称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我来和你谈谈事实。你提到李文亮医生，他是个好医生，是个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医生是一名眼科医生，并不是病毒方面的专家。他的确向同事发出了警告，但事实上他并不想将自己的警告公之于众，不知何故这条信息传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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