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二）——建国之后前三十年的艰难摸索时期！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许多人视以为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

许多企业界、投资界及知识界的朋友对当下的政治政策高呼看不懂。一是认为和前些年有很大的调整，不知道背后的逻辑所在；二是不知道这个调整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里，走向何方。比方说，“共同富裕”是不是等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现在的产业政策导向和对资本及平台的限制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了，甚至民营企业在新时代里是什么位置，等等。

资本市场在探讨如何重构底层逻辑及估值逻辑。业界的朋友，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中性、观望，有的则比较悲观。他们的态度和他们所处的行业、创业体验、自己的经验与价值观都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还是因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及沿革的不了解，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享受了舒适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精英建构了一个新的逻辑用以解释中国的政治政策。

1、现在是冷战后的“后意识形态”时代了；再加上建国后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现在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民众亦不再相信马列主义导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宏大叙事，并出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真空”；

3、在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亟需寻找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个合法性基础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济增长（解决对内问题），二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解决对外问题）。这两个部分又是相关联的，如果中国经济强大了，会引发人民的骄傲感，也可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4、而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经济增长。但这个逻辑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每年有一个较高的绝对增长幅度，如果达不到这个增长幅度，就会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具体的数字，这些年一直有调整，譬如从预期的8%逐步下调到6%乃至更低，等等）；

5、这个逻辑还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诉求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为此，中国政府可以并且愿意部分牺牲其他长期主义导向的考量。他们逻辑的基本假设：

1）牺牲经济结构及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借用一些能够短暂刺激经济的产业，例如房地产住宅开发销售）

2）牺牲一些社会公平与正义：很多人真的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的“先”字只是一个基于政治考虑的委婉措辞，核心是“让少部分人能够富起来”

3）容忍一些治理问题（譬如，政府为了激励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

4）牺牲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自洽性：社会主义只是个表面说法。中国共产党/政府是愿意维护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pro-capital），不会真的大规模推行有助于劳工及普通民众的左翼政策以打击企业家/资方的积极性

5）为了寻求发展而牺牲环境质量

6）牺牲地缘政治——主要在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做出适度的让步（“韬光养晦”）

6、这个逻辑，本质上认为中国党/政府“短期主义”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很不确定，很薄弱的，始终需要短期主义的去看问题，唯一确定的就是保GDP。为了保GDP，可以牺牲其他的；

7、如此一来，GDP就是体制内的最高的业绩及KPI（“唯GDP主义”），官员的选拔及晋升体系都是围绕GDP开展的；党/政府依靠GDP增长维持执政基础；官员则依靠实现的GDP增长在体制内晋升；在发展GDP问题上，政商可以取得利益一致；

8、通过政商利益与目标的全面绑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建一个政商联合体，执政中国。他们认为，一方面，官方话语里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时代产物下的政治辞令与权宜，实际上就是在搞与西方本质相同的资本主义；第二，中国会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接近于美国。中国共产党最后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并在天平的两端倾向于企业家/资方的利益的；

9、在这个环境下，市场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大；企业家/资方的利益会越来越大；寻求GDP增长的中国党/政府会越来越难以摆脱其影响；中国可能会保持完全独立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上一定会越来越像美国。

在1980年代经历改革破冰，在1990~2000年代经历创业事业中兴的60后、70后里，有许多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成功经验，也是他们理解中国的底层逻辑与根本“模型”。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底层逻辑被“加速度”打破。许多人突然感到很困惑，高呼看不懂。

建国以来的三大历史时期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体制内的机关单位都在搞党史教育，学习“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官方话语：“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下面是我自己的心得体会，诠释也不一定官方话语，是给体制外/国外人士看的（也适用于体制内，希望看到民间诠释版本的读者）。

今天——站在2021年这个时点，我们比较清楚的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1、“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

“第一个三十年呼应党史教育“四史”里的“新中国史”，1949~1978。

这段时期的中国，处在经济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二十八年的艰苦创业，获取了“天下”，从革命走向建设，开始尝试摸索、实践一条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复兴民族的道路。现在的官方表述，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时期，因为这段时期走了许多的弯路。对这段历史，官方也秉承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要从“反的方面”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方面，在危中看到机，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这个我在下一小节再讨论。

这段时期，我的理解是毛主席的模式（“毛模式”） vs 苏联模式。分歧从高饶事件就开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断地升级：从“三面红旗”、社教运动到文化革命。这段时期的所有政治矛盾都可以导向对发展模式的争议。

其中有两派。

第一派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当大致遵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代表人物是当时所有的实践派，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总体上，他们都在既有的苏联模式基础上寻求构建中国的计划经济，在此基础上可以有一些调整与出入，但总体还是要以苏联模式为大的蓝本和框架。

且看当时的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把红旗插到了柏林，影响势力覆盖整个东欧，辐射世界，成为叫板美国的超级强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人们相信苏联/列宁主义的革命模式可以复制。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的开始，苏联的经济模式也被认可。被认为是验证成功的。由于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使得苏联的经济模式的成功比十月革命（一场在圣彼得堡发动的政变）更具信服力和说服力，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在各国广泛、效仿推广的道路与模式。彼时，刚刚由革命进入建设年代，对经济发展尚不熟悉的老革命家们出于安全考虑，当然会选择苏联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毛主席的模式（“毛模式”）。“毛模式”更加的激进、更加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沿袭革命年代的革命浪漫主义），更加相信共享生产资料及协作生产的力量、更加的相信群众的力量（而非官僚/机构的力量）、更加相信精神激励的力量，更加不循规蹈矩，具有颠覆性、反叛性甚至离经叛道。同时，毛主席也希望探索、验证一条与苏联不同的模式，并证明这条模式不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甚至可能优于苏联模式。

在历史上，毛主席与共产国际及国际派是有“恩恩怨怨”的。他一直在推行一条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但又与苏联经验全然不同的模式。他依托农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成功。自大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无数的事件都一再说明，苏联/共产国际模式与指导是离地的。中国有特殊的文化与国情，必须遵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脱离中国实务就是教条主义，只会把中国的革命引向歧途与失败。

其实，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知先觉，是党内最早发现这一点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扶持的，无论是组织、路线还是资源，革命必须得依靠本国人自己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陈独秀老早发现了问题，但却没能给出解决方案。而从不循规蹈矩、深谙中国国情、深入了解中国基层的毛主席最终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并领导革命最终实现成功。

毛主席的理念最终被提炼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毛主席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他带着这样的独特成功经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要秉承与革命阶段同样的逻辑：

一是要考虑到中国国情与苏联的不同，一定要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二是要相信，一定会存在这样的中国道路。

也由于有了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毛主席认为不再需要刻板地跟从苏联经验，完全可以并应当依靠自己给予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及经验直觉，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攻克中国的新难题，并最终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

革命时期，毛主席向斯大林证明了自己路线的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自也希望开辟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在新的“赛道”证明中国（并证明自己）。

三是不但要有中国自己的道路，还要证明中国道路是更快、更好的。只有遵循了中国自己的道路，才可以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更高的认可，获得更高的地位，从而影响其他国家，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使得毛主席认为同样的经验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脱离中国实践。他还会认为，简单的追随苏联经验，与革命年代一些同志犯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被自己的历史成功经验所影响。我们在创业企业家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每一点成功，每一个判断的“被印证”，都会汇聚积累成他们的体验、经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很容易因此陷入“成功的陷阱”，即过度相信过去的经验，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做出重要的错判。

实践证明他是错误的。但毛主席在革命时期创造了如此之巨的契机，使得就经济发展路径的反思与调整在他身后方得以进行。

头三十十年，也就变成了党史上“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三十年。

我以为，前三十年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毛主席模式 vs 苏联模式。毛主席的模式最终被放弃——他所推动的持续政治运动使得和平年代的人们对这种模式产生了厌倦。“阶级斗争为纲”也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伦理与社会实践，终究是与中国现实伦理违和。但归根结底，人民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彼时，苏联模式未被摒弃，因为苏联仍然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强国。它的模式并未被证伪，还将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范式角逐”里扮演积极角色。只有当苏联解体、进入九十年代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驱动下，我们才得以把“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执搁置一边，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