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时，峥嵘青年毛主席如何抉择？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正在热播。该剧讲述了1916年至1921年间，中国的热血青年们追求真理，探索新知的历程，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主席、周恩来、陈延年等鲜明人物，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红色起点。

回溯历史，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为引线，无数青年的热情被点燃，他们在学习新知识、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也用不同的方式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探索时间最长、心路和经历最曲折的，无疑是毛主席。今天，我分享一篇文章，从细节处了解毛主席寻找信仰的心路历程。

文 | 刘统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原标题为《峥嵘青年》，原文有删减。

1910年，17岁的毛主席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当他穿着农家的衣服，背着包袱入校读书，许多孩子都嘲笑他。教员让他写了几个字，觉得他能跟上，才允许他插班。在东山小学堂，他认识了萧瑜（子升）、萧三（子暲）兄弟，交了朋友。

2010年9月17日，巨幅青年毛主席头像呈现在长沙湘江橘子洲。图|新华社

一天，毛主席看见萧三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毛主席不好意思地还书给萧三说：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萧三打开一看，书里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传记。

毛主席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如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2年，毛主席考取湖南省立一中，来到长沙，初步打开了眼界。他来到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在这里非常专心地用功读书，自称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什么书都找来读：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穆勒的《名学》、斯宾赛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著作，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

总之，凡是当时从外国文译成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读遍了。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主席于1913年至1918年在此求学，并在此完成了青年学生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图|新华社

1913年，毛主席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

湖南第一师范一是免学费，二是聚集了湖南最好的老师。毛主席在这里遇见了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袁吉六等老师。

杨昌济先生很欣赏毛主席、蔡和森、萧瑜几个学生。杨先生说：“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给学生讲中国及西洋的哲学，讲青年的前途，人们应有人生观、世界观。他的哲学虽是唯心论，但对毛主席影响颇大。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心之力》，杨先生大为称赞。

由于基础的原因，毛主席很偏科，数学、外语都不行，只有国文好。国文老师袁吉六非常欣赏毛的文笔，几次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这给毛主席很多鼓励，增强了自信心。毛主席后来回忆：自己的文章写得好，和袁老师的栽培是分不开的。

青年毛主席、蔡和森注重培养自己的作风。毛、蔡和张昆弟三人经常到岳麓山的爱晚亭读书，每天清早打坐，然后下河里洗冷水澡。毛主席还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作“日浴”“风浴”“雨浴”，以此磨炼自己的品格。

1917年暑假，毛主席和萧瑜都不打算回家。他们突发奇想，要去游学，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以此来考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们说走就走，各自带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簿、毛笔和墨盒。

一路乞讨不顺利，没人愿意给钱打发叫花子。怎么办呢？萧瑜提议去买些纸来，然后像送字先生似的，书写若干副对联，分别送给那些商店的店主，这是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他们在每一副对联的顶端写上一间大店铺名字，因为一副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是不好拒绝的。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写字，他们解决了吃住问题，一个月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四县，行程几百里。这次游历让毛主席实际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和社会，增长了很多实践经验。

回到长沙前，萧瑜问毛主席有什么收获，毛主席说：“首先，我认为克服重重困难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全面认清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袋里虽然不多一文，并不就是要饿死，我们一样能设法过活。直到现在，还不致有饿死之虞。我们也设法解决了好些困难，克服了很多障碍。”

萧瑜说：“不错，人最棘手的问题是挨饿，肚饿时，连手脚也没劲。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半生都是这样挨饥抵饿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发现社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势利小人，都是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他们所想的只是金钱！我们离开长沙时，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结果受过很多刻薄的话语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花子被视为下贱的讨厌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铜板！”

毛主席后来的革命经历，多数时间在农村，这与他年轻时期的经历和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

回到学校后，毛主席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主席还是青年，指点江山的豪气已显露出来。他对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都有批评，对曾国藩的从政和个人修养非常佩服。他认为当时的改革都是枝节，他追求的是宇宙的真理，这才是本源。只有寻找到真理，才能平安天下。

毛主席开始一步步实现他的理想。

1917年9月，他给长沙的各个学校发了一个“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繁体字“毛主席”共有二十八画）。第一句是“嘤鸣求友”，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

这个启事在长沙报纸上也登了出来。热情的青年（大部分是第一师范的同学）响应了这个号召。

1918年4月，毛主席、蔡和森、萧瑜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在蔡和森的家“为痴寄庐”内，集合了20余人，讨论学会的宗旨、章程。学会的宗旨是：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会规有“不赌博，不狎妓，不懒惰”等条文。长沙的先进青年第一次团聚在一个组织里了。

新民学会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就是每个人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问以及改造中国等，还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亦不属于任何政党。蔡和森是个很激进的青年，立志做改造社会的大事。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主席。图|新华社

7月，毛主席给蔡和森写信商量会务的事情，蔡回信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蔡和森和毛主席都不满足于像杨昌济老师那样做潜心学术的书斋学者，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就是革命，改造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主席就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后来新民学会发生了分化，毛主席和多数会员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蔡畅、郭亮、何叔衡、夏曦、张昆弟、罗学瓒、陈昌等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民学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生进步团体，对于后来湖南以及中国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

1920年5月8日，毛主席（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图|新华社

1918年暑假，毛主席、萧瑜、蔡和森、张昆弟、罗章龙等湖南一师的10个毕业生到了北京，联系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当时，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的鼓动下，国内学生掀起了去法国留学的热潮，大家都想尝试一下。到了北京，大家先寄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过些天，他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两间房子，挤在了一起。

蔡和森、萧瑜等人参加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文，办理出国手续，毛主席也帮忙。但经过多次讨论后，毛主席终于决定不去法国，留在北京。

萧瑜说：“有四个理由，使他作此决定。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主席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是非常庞大的数目，他知道无人会借这一大笔钱给他。

第二是在语言方面，他说不上纯熟。

第三，留在北京，他可以继续读书，同时又能为我们的新民学会征求新会员。

第四，他认为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读书或求学问，要紧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去组织政党。

基本上，毛主席是行动派人物，他没有为了读书而跑到外国去的兴趣。”

萧瑜、蔡和森去上留法预备班了，毛主席、罗学瓒等人还住三眼井胡同的出租房内，虽然能够接受新知识，增长见识，但是生活压力巨大。毛主席后来对斯诺说：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北大的经历，毛主席有得有失。他在北大旁听，得以认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这对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

但是他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使他打消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念头，使他产生“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进学校，自由研究”的想法。

1919年3月，毛主席离开北京，去上海送蔡和森、萧瑜、萧三等去法国，然后回到长沙当了小学教员。五四运动爆发，毛主席在长沙积极响应。

当年7月，毛主席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办的杂志，也是他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在《创刊宣言》中，毛主席发出了热情的呼喊：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1939年5月26日，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图|新华社

毛主席把积蓄已久的话喊出来了。他在北大接受了新文化，看到了湖南的封闭与落后，他要改造这一切，要把旧的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推翻。这篇宣言显示了毛主席的胸怀，显示了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魄力。

《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两个月，出了四期便被政府封杀。但是短短的时间内，毛主席写了40多篇文章和评论，充分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

最著名的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

民众起来之后怎么办？

毛主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两条道路：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注：马克斯即为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为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

在《民众的大联合（三）》里，毛主席注意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一战”后的欧洲革命，指出这是民众联合的力量，鼓励中国民众也行动起来，掀起一场人民的革命。

这时，毛主席发动群众干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湘江评论》得到了胡适的赞扬。

北京《每周评论》第36期胡适写的《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胡适提出“多研究问题”，毛主席予以响应，拟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文中列举了教育、女子、劳动、国际政治、华工、地方自治、交通、财政等71个大问题，中间又包含许多小问题。他把《章程》寄给北大朋友邓中夏。

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邓中夏的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主席列举了这么多问题，可见其兴趣广泛。

此时的毛主席是热情有余，主义尚不明确。他一会相信无政府主义，一会相信工读互助，他自己也感觉太浮躁。

1920年6月7日毛主席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杨）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

1919年10月，湖南发生了反对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毛主席积极参与，组织游行，发通电，上北京请愿。

1919年12月，毛主席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除了政治运动外，他和李大钊多次接触。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毛主席认识的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中文节译本《共产党宣言》。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去见毛主席，在他的案上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

1920年5月，毛主席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方面是会见留法归来的同学，另一方面是拜访陈独秀，请教关于湖南自治的问题。毛主席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意见，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毛主席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长沙后，毛主席与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在1920年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一个总结性回顾。

1920年11月25日他给罗章龙的信说：

“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个“主义”是什么？

毛主席在《通信集》中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毛主席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到共产党。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他“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毛主席要早，也更具体。

1920年7月，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首的激烈派和以萧瑜（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争论。

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主席。

萧子升的信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以教育为工具”。

蔡和森的信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革命政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主席“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于12月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明确表示：“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因为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这是他从五四运动到驱张运动两年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9月16日写给毛主席的长信，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于1921年1月21日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主席终于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表明他经历了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