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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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组日前结束了在中国的调查之旅，并在中国举行了详细的新闻发布会。
西方一些人原本指望用世卫组织的病毒溯源对中国进行“追责”，但世卫组织的专家在中国感受到了明显的信任、开放与合作，他们反而驳斥了美国一些持“阴谋论”人士关于“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荒谬言论。
失望的西方媒体，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则试图不断炒作所谓中国拒绝向世卫组织专家组提供数据等不实观点，但这些报道直接遭到了多位世卫组织专家的批判。世界卫生组织病原体顾问、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在推特上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错误地引述了专家组成员的观点，以用于支撑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叙事框架”，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世卫组织进行相关调查非常有必要。正常来说，世卫组织的调查至少包括两个部分：
这两项调查的本质都是为了科学地总结人类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和教训，为防止下一次疫情做好准备。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人的操作下，这两项调查都被严重“政治化”了。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掩盖自身应对疫情的失败，转移矛盾，公然散播各种“阴谋论”，是导致世卫组织调查被“政治化“的元凶。
西方一些媒体，从自身意识形态出发，希望将调查导向所谓中国不透明、失责等老掉牙的“叙事框架”。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以此搞对中国追责的那一套，并试图证明中国制度和模式的缺陷。他们是世卫组织调查被“政治化”的帮凶。总结起来，西方一些人将世卫组织的病毒溯源调查“政治化”，主要隐含着以下几重目标：
第一，在自身疫情应对一塌糊涂的情况下，甩锅给中国，以便转移国内矛盾，混淆视听；第二，希望揪住中国最初在应对疫情中的不足，将对中国的批评和攻击无限扩大化，最终试图否定中国的制度和模式。很显然，这样“政治化”的溯源，是中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目前来看，世卫组织专家在中国的调查，主要是为了搞清楚病毒的起源和最初的传播机制。
第一，病毒最有可能来自自然界，通过中间宿主，传递给人；第二，所谓病毒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极不可能；第三，病毒最初在中国武汉大规模爆发，但综合各国的科研结果，不能排除病毒在武汉大规模爆发之前已经在世界不同地方零星存在的可能。搞清楚病毒的起源和最初的传播机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预防下一次疫情的出现，这在本质上是一项科学工作，也是一项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病毒溯源并非是要找到病毒最初爆发的地区，对其进行“追责”。
对疫情发源地不污名化、不追责，是世卫组织的基本立场。
至于说，完整、公开地讨论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敏感，短期内很难开展，但事实同样比较清楚：
第一，新冠病毒作为一种新型病毒，最初在武汉大规模爆发，中国各方面确实是缺乏准备的。湖北和武汉在最初的疫情调查、判断和应对上，确实犯下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的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部分人员麻痹大意的主观因素。在2020年春节前，钟南山等国家调查组成员到达武汉后，疫情真实的情况很快被确认，这才有了后来的武汉封城等史无前例的举措。湖北和武汉党委“一把手”、省市两级卫健委“一把手”被撤换，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之前疫情应对工作不足的追责。第二，随后，中国举国体制被动员起来了，全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最终基于科学，加上中国强大的社会和政府动员能力，再加上中国民众同仇敌忾、上下齐心的精神，最终通过早诊断、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新冠疫情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这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项极为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未来人类要书写抗疫史，中国的这种“人民战争模式”，一定会成为一种被认可、被推荐的模式。第三，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在疫情之下，整个政府和社会的应对都存在严重问题，这是导致疫情在欧美大爆发，并造成极大伤亡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美国，疫情被严重“政治化”，特朗普政府毫无作为，反而任由各种反智、反科学的言论大行其道，最终让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成了疫情之下表现最糟糕的国家，没有之一。在未来人类的抗疫史上，这同样会被记录在案。今天，像《纽约时报》、BBC、路透社这样的西方媒体，在疫情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拧巴”，在这种“拧巴”的表现背后，可以看到西方的某种制度危机。西方媒体，从科学和良知出发，他们也对欧美应对疫情失败多有鞭挞，特别是美国自由派媒体，从反对特朗普的大框架出发，对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失败口诛笔伐。但非常可惜的是，尽管疫情在欧美西方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但自诩为“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却没有能引导西方国家对疫情进行全社会反思，更没有对疫情应对失败背后西方国家制度、治理模式和文化的缺陷进行反思。我可以断言，如果10年之后，再出现类似新冠的病毒，西方国家的应对跟今天相比，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
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内部纷争太多，很难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上达成平衡。更重要的是，西方历来在其治理模式中，都缺乏强有力中央政府的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客观上导致西方国家在面临疫情时，缺乏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其应对效率会大大降低。西方不能从疫情应对失败中对自我进行反思，将会白白浪费疫情这场大灾难带来的“价值”。与此同时，西方在对待中国抗疫问题上，则一直无法摆脱那种意识形态上的自大、傲慢和封闭，这导致他们很难看见中国抗疫成功背后的积极因素，而是依然试图“苦苦挣扎”，把有关中国抗疫的讨论导向对中国制度和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上来。
西方媒体在分析中国抗疫之时，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强调疫情初期中国犯下的错误，强调中国雷厉风行的抗疫运动背后有一些过头、欠妥的做法。他们很少意识到，中国抗疫成功，关键在于强大的政府和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实施的一整套基于科学的诊断、隔离和治疗措施。
这就是西方媒体，甚至是整个西方，今天面临的最大悲剧。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一年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跟西方的制度危机有关。我有一个感受，美国社会今天在思维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保守、僵化和封闭，甚至可以依稀看到中国晚清时的影子。
——晚清之时，中国有识之士看到，西方工业化之后迅速崛起，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美国同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过去500年来积累的优势，正在被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所挑战；
——晚清之时，中国精英整体上依然抱着“天朝上国”的思维，这跟今天美国精英依然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国”、“自由民主灯塔“非常相似；
——晚清之时，中国将西方工业化后的先进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这跟今天认为中国崛起是因为“作弊”、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也非常相似，两者都不能客观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也不能客观地学习新的先进东西；——晚清之时，洋务派倡导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美国今天同样认为自身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是完美的，问题都是出在“术”（执行）上；我知道，今天如果我把美国比作中国晚清，一定会让一些人觉得匪夷所思，但如果仔细思考，二者的相似之处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因为帝国晚期在内忧外困中走向衰落，面临大变革、大变局，固步自封，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有人说，美国的GDP今天仍是世界第一，但不要忘了，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GDP同样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但短短20年后，英国人就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让中国由此陷入到一段长达109年的民族沉沦中去。
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解决其自身问题，谁能保证，20年后，美国不会走上晚清同样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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